杨蕤‖横山:陕北文化的“标型器”

文摘   2024-03-23 15:18   陕西  


横山:陕北文化的“标型器”
文‖杨 蕤


庚子春月,北京早春二月文化公司的张总来电邀我写一篇以“大横山”为主题的小文,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横山人,要梳理反思自己家乡的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坐标,还真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此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尤其对区域文化特质的考察,旁观者更能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人类学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从未踏上日本的土地,但其所撰写的《菊与刀》却能触摸到日本人群体性格的“七寸”之处,因此成为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当然,这是极其个别的特例,对一个区域的了解最好还是亲自走一走、看一看,获得的现场感有助于认识上的提升。张东升先生邀请全国名人贤达亲赴横山考察,通过“他者的视野”来解读区域文化,是认识横山区域文化的良好契机。笔者是喝着甘甜的芦河水长大的孩子,虽不敢说熟稔横山各地的沟沟川川、峁峁梁梁,但多少有一些了解家乡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加之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对陕北历史文化略有涉足,因此仅从个人体验和历史地理维度谈一点对家乡区域文化的看法。


横山县(区)的得名直接与白于山有关,不过这个名称屡有变迁。白于山要比横山出现的更早一些,至少在魏晋时期就有此名,较硬梆的证据就是《水经注》卷16载洛水出洛源县北白于山。若依《山海经》的说法就更久远了:西二百五十里,曰白于之山,上多松柏,下多栎檀,其兽多㸲牛、羬羊,其鸟多鸮。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注于渭;夹水出于其阴,东流注于生水。当然,奇书《山海经》里头所讲的白于山是否就是今天陕北地区的白于山脉,尚可讨论,但白于山的出现的确有些年头了。唐人继续沿用这种称呼,《元和郡县图志》里讲到洛水出于白于山,白于山又名女郎山,在洛源县北三十里。不过白于山在唐代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并不高,反而在今天安塞县境内的芦子关却有着极高的“出镜率”,杜甫先生还专门写下《塞芦子》一诗传世。宋代以降,白于山山脉成为宋人歼灭西夏、实现一统江山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即便是宋军翻越了横山山脉,即为强弩之末,不堪一击。元丰时期的五路伐夏就是极好的明证。诸多历史事实表明,这座东西走向的山脉犹如一道北国长城横亘在宋军面前,使其无法实现对西北唐朝旧地的收复和控制。横者,障碍也。这大概是宋人把这座横亘在面前的山脉改为横山的缘由吧。对于宋朝来说,横山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一座“横”着的山,也是战略意义上的一座“横”着的山,更是“横”在宋人心里的一座山,就像西夏政权一样“麻缠”。因此,历史上横山一词基本上为宋人的专利,宋人对横山的认识也最为精深。不仅知道这一带老百姓能打仗: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而且认识到横山地区能养活人: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宋人还把环庆路一处新筑城寨命名为“横山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先生就宋夏围绕横山山脉的争夺和经营专门写了一本书,名曰《陕西横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0-11世纪鄂尔多斯南缘白于山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其中指出北宋时期广义上的横山范围从鄂尔多斯南缘的麟州开始,一直到六盘山山麓一带的广阔山地;狭义上的横山范围仅仅指以白于山主峰(今靖边县南)为中心的东部山地地区。要认识横山县(区)的文化禀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


此后的元明清时期基本弃“横山”不用,横山基本上失去了战略屏障的作用,白于山一词再次进入官方文献的视野。雍正九年,清朝政府把设置于明代的怀远堡升格为怀远县,不少土地是从相邻的米脂县等县划拨而来,其中就包括李自成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横山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郡县归属。记得小时候我的奶奶经常提到怀远,年幼的我一脸懵懂,不知道怀远为何地,长大后才知道怀远就是横山也。陕北榆林地区的一些县名具有十分明显的边地风格,如绥德、定边、靖边、怀远等,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历史印迹。明清时期,虽然陕北一带沦落为蛮荒远鄙之地,但朝廷派来的一些地方官员尚有一定文化素养,即便在晚清时期,竟然还有一些顶着进士帽子的贵州、广西、云南等外乡人来到怀远县做地方官,尤其是修撰的几部《怀远县志》成为今人了解这块土地历史的必读物,不少陕北地名概出于这批文人之手。


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在来来回回中行进,活着的死去,死去的又活来。公元1914年,也就是民国三年,横山一词再次进入了官方的视野:为别于安徽省怀远县,北洋政府将怀远县更名为横山县,依据则是横山山脉主峰横亘其南,横山山脉终于派上了用场。据说当时存在一百多个重名县的情况,甚至有四县、五县、六县同名的现象。北洋政府内务部确定更名的原则是“凡两县同名,存其先置,新名从旧,仍还故称”,也就是比历史长短,历史长者胜出。由于安徽省的怀远县始于宋代的怀远军,陕北怀远县始于明代的怀远堡,对比结果自然是前者保留、后者更名。经过北洋政府的这次整顿,基本消除了几县同名的现象,这也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的一大历史功绩,后世的评论肯定多于否定。现在的横山父老乡亲们或许已经忘却了从怀远到横山更名的大事,但事实上,怀远要比横山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和印迹,因为其在陕北大地上毕竟存在了近500年的光阴(公元1458年明朝建立怀远堡),要说有什么负面影响的话,一是这次更名割断了历史记忆;二是从修辞音律的角度看,怀远比横山表现的更好一些,尤其是陕北话经常把横山读成“混三”,听上去并不十分顺耳。2016年横山撤县设区,是纠正这一历史误会的绝佳机会,因为市辖区与县名还是有区别的,不存在重名的弊端,这样就可以巧妙避开民国以来县不重名的规定,没有人再会混淆榆林市怀远区与安徽省怀远县。既然失去机会,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一路坎坷走来大横山的文化密码就隐藏在这不起眼的山川沟壑、河涧溪流之中,若用几句话来概括其地理特点,即是“一河弯流过、八水绕横山;农牧一业兴、蕃汉居其间。”


“一河弯流过、八水绕横山”针对的是横山的自然地理。这里的一河是指无定河。围绕无定河确有太多的历史内涵,挖掘梳理横山历史文化脉络一时也离不开无定河。无定河就是榆林的母亲河,她用甘甜的乳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陕北人民,哗哗河水里流淌是金戈铁马、战马嘶鸣的壮阔历史。众所周知,黄河“几”字形的流向在全世界万千条河流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成为世界流域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巧合的是,无定河的流向与黄河极为相似:先是由南及北,然后由北及南转了一大弯,犹如一只弯曲着的母亲手臂,而横山这块土地则是母亲臂膀里一个正在吃乳的婴儿,无定河将她温柔地搂在怀里。无定河似乎特别眷顾这块土地,特意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继而奔流南下,投入黄河怀抱。正是由于无定河这一特殊的流向,造就不少横山境内东、南、北三个流向的支流。较大的北向支流有黑河则、芦河和黑木头川,其中芦河流经横山县城,黑木头川处于横山的心脏地带;东向的河流除横山境内的无定河段外,由北到南依次排列的马湖峪沟、小理河和大理河。高岗故里就处于马湖峪沟的北侧,当年高岗同志就是沿着这条沟走出大山,进入无定河大川,北上榆林,东赴北京。大理河曾名平水,宋代以后被称为大理河,沿用至今,两岸地势开阔,尽为膏腴之地;加上南流的海流兔河和榆溪河,形成了横山境内多种流向的河流格局。除了发源于毛乌素沙地的南向河流外,其余河流基本上发源于横山山麓,涓涓溪涧就像横山山脉的一个个孩子,四流而去,奔流不息,形成群水绕高山的自然景观。


陕北地区的河流中,除无定河等极少数河流可用滔滔河水来形容其水量的大小,其余河流只是汩汩涓流了,只有到了八九月份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河流一改平日平缓温顺的性格,就像一个暴怒的拳击手,席卷着滚滚泥沙一路狂吼着奔涌向前,一阵暴风骤雨之后便恢复往日平静,陕北百姓俗称为“发山水”。但对于地处黄土高原北缘的横山地区,十年九旱所带来的压力恐怕远远高于山洪所带来的恐惧。虽然这些河流不能形成水量巨大的滔滔江河,但成为滋养两岸百姓的生命之河,由此衍生出各式内涵丰富的“水文化”:毛驴驮水、民众抢水、日常省水、苦苦盼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横山地区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主管降雨用水的“龙王庙”。自古以来,生活在横山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就是喝着这样的高山流水、骨子里流淌的也是这样的高山流水!


大致到了民国以后,白于山与横山出现了地理概念上的分野:白于山专指今定边靖边的南部山脉,而横山则指今横山区南部的山地,这一点也成为当地百姓习惯性的认识。至今横山境内的老乡不会把自己所处的山山峁峁与白于山联系起来,这一现象甚至印制在官方出版的地图上:定边靖边南部山地标注为白于山,横山区南部山地则为横山。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横山南部的山地的确是一个小的地理单元,大致以大理河北岸的大墩梁为核心,周边群峰逶迤、层峦叠嶂,由此发源的诸水环绕,虽谈不上风光旖旎,但也确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势。

道光二十五年,横山知县何炳勋先生登上横山主峰大墩梁,一览塞北风光,感慨无限,一口气写下一组《大墩梁山歌》,这位南方士人也无疑受到横山巍峨群峰的感染,禁不住吐发心中的豪迈之气:“大涧小涧绕城流,南汇大理趋绥州。滔滔不尽今犹昔,无定河边去路悠。”“舆图未载意如何,我为兹山感慨多。塞上昂然填千古,名不名兮总不磨。”我很佩服这位有文化的父母官能够用诗文描绘出横山的磅薄大气、河溪的蜿蜒涓涓,“塞上昂然填千古,名不名兮总不磨”两句尤为传神。


横山的山是土山,缺乏层崖峭壁之险峻,但能长出稷粟百谷,养育黎民;横山的水是泉水,虽无江河波涛之汹涌,但其甘冽醇厚,滋润百姓。横山人的性格就藏在这样的山水里。

“农牧一业兴、蕃汉居其间”是横山人文地理特征的总概括。这里的农牧不是农业和牧业两个业态,应该是一个业态,也并不是农业和牧业简单的相加,而是“羊肥地—地肥羊”的深度循环。只有在横山这样边缘地理地带才能真正实现农业与牧业的深度融合,进而合二为一。横山人对牧业尤其是养羊有一种天然的偏爱,今天居于农村的老人,不管年龄有多大,只要还能行动,就喜欢养上几只羊,看着羊儿吃草、拉屎、撒欢,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这也是陕北老人们的一种特有的养生之道。在横山地区,羊子既是是老乡的重要收入来源,又是各种仪式文化中的重要载体:久旱之际,老乡会拉上一只羊到村头的龙王庙面前“领牲”,祈求神灵普降甘霖;贵客来访,横山人会宰杀一只羊,再用黄糯米做一些油糕,这无疑是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当年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曾在横山魏家楼乡的肖崖村驻留,好客的房东梁锦兰就是用横山羊肉和小米饭来招待毛主席,主席吃完对横山羊肉赞不绝口:“横山的羊肉真好吃呀!”今天,主席的这句话派上了大用场,业已成为横山羊肉最硬实的广告宣传语!在横山的红白喜事上,羊肉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主角,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老百姓可以放松裤腰带峁劲吃,不像过去吃顿羊肉就是国宴般的享受。横山人善畜牧、尤喜养羊的现象不仅是因为横山山地甚广,地利使然,更成为横山民众血脉里流淌的一种文化情结,这也是解析认识横山区域文化的一把钥匙。


横山地处毛乌素沙地的南缘,横亘着三条明显的人文地理分界线:横山山脉、无定河和长城“沙与土”“蕃与汉”等地理因素不仅决定了横山农牧一业的生计状况,而且赋予横山民众颇有特点的群体性格。

一是沙与土的相会。

横山地跨毛乌素沙地南缘和黄土高原,北部属沙,南边归土,沙有沙的生业,土有土的田亩,二者交汇于横山这块土地,并且得到完美的结合。笔者曾经在一篇小文中提到,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无定河是一条陕北高原沙土区和黄土沟壑区的天然分界线,同时也造就了文化面貌的分野。北接大漠,可达西方之远极,令人遐想无限;南通中原,可受华夏之熏染,人文独特灿然;北部为牧者所居,南部为耕者所栖;牧者好动、耕者好静;牧者尚武、耕者崇儒;牧者喜舞、耕者善歌;时而和好、时而争斗;来来往往,融为一体!一部陕北史就是牧者与耕者的交往史、互动史、融合史;牧马长城边、守疆无定河便成为一部陕北史的基本基调,无定河就是这一历史棋盘上的楚河,长城就是棋盘上的汉界。


直到今天,横山地区仍然是这一历史遗痕的最佳观察点:沿着北部无定河及芦河两岸与南部黄土峁梁地区的民众表现出略微差异的群体性格特征:北部地区的民众平静温顺、随遇而安;南部地区的老乡则敢于挑战、勇于抗争,尤其在黑木头川和大理河、小理河流域两个地理单元表现的十分明显。有人将横山称为帝王之乡,虽然略有夸大之嫌,但这里也的确也走出了一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历史上横山地区的英雄好汉多出于横山南部的黄土峁梁地区,北部的风沙河滩区就略显寂寥,可谓“高山出俊杰”。这一历史传统沿袭至今,若以高考为衡量标准,近三十年来横山南部山区成才率明显高于北部的风沙河滩区。有人将之归咎为生活质量的落差,南部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然也有人从环境地理学进行解释,横山北部芦河等河流向北逆流而上不利于英雄人物的产生。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有句名言:土地影响着人类,人类亦影响着土地。土地与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确是一门玄妙的学问,曾记得一位日本学者讲过在中国历史上农牧交错边缘地带容易产生英雄人物。明代浙江名士王士性在《广志绎》讲:“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复,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可见聪明的古人早就知道山人有山人的性格,渔民有渔民的秉性,发现了人与地之间存在着某种十分微妙的关系。横山人的特征就是在沙与土中得以成长和光大。

二是蕃与汉的交融。

横山区域面积虽小,但长城横穿而过。长城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曾经为边塞,是古代的战略前线,跨过长城就是胡人的地盘,有危险,但也有机遇。胡人用马鞭轻轻地叩击着长城,汉人则用柔软的丝绸深入草原。南人要北上贸易,胡人也会南下侵扰,南来北往便成为一家人,再往后,就变成今天的横山人。


长城是重要的边塞文化符号,不同时期无定河、横山山脉也成为边塞文化的重要表征。秦汉时期,在今天横山党岔境内的无定河边建立了上郡,将横山地区划为王化之地。秦朝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这是匈奴人南下的重要通道,沿着愉溪河顺流而下,饮马无定河,或循黑木头川进入横山腹地,还可以继续南下。唐代疆土辽阔,虽然北缘的固定防线已经推进到今内蒙古土默特平原一带,唐朝在这里修城筑塞,派兵驻守,但唐人还是发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吟叹。无定河俨然成为一条生命的警戒线,过了无定河就要面对真枪真炮、钢刀铁剑的考验了。宋代以降,党项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特别注重对无定河流域的经营,蕃汉边界南推到横山山脉一线,当然这一时期横山两边蕃汉分布并非是泾渭分明的状态,横山山脉一带已是蕃汉杂居的状态,不光有党项族,不少吐蕃人也居其中,党项吐蕃风俗相近,以致当地民众无法辨识。这里需要多说两句的是,虽然历史时期几乎每一个北方民族都曾光顾过横山这块土地,但党项民族是对这一区域文化影响最大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在此驻足最长、情感最深、以此为家。今天横山境内的黑木头川一带依然能够找到党项人的影子。


事实上,在明代以前,横山是一个地地道道蕃汉杂居的地区,虽然缺乏古代人口统计的翔实数据,但可以推测在某些历史时期汉族反而是这一区域中的“少数民族”,如宋代的《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这一带的蕃人(少数民族)数量远远高于汉人。明代时期修城筑墙,蒙汉分治,彻底改变了蕃汉杂居的状况,横山乃至陕北地区基本上演变成较为纯粹的汉人社会,形成了今天聚落分布的格局。虽有长城阻隔,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自然不会停歇,尤其是北部地区长城地带的民众源源不断地进入“草地”(横山人对蒙古人居地的称呼),或开荒种地,或经商贸易,甚至互为婚姻,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今天横山北部与南部、陕北北部与南部的风土人情、民众的性格禀赋略有差异,原因就在于此。



不管出于有意或无意的目的,人类是一个最善于遗忘的群体。今天的横山人或陕北人很少会把自己的前世今生与少数民族联系起来。明代以来五六百年的时间覆盖了横山几千年的蕃汉杂居、蕃汉交融的印痕,但忘却了的记忆抹不去骨子里流淌的少数民族血脉。正因为遗忘太多,我们无法勾勒出横山先民们走过的串串足迹,面对历史残存的遗迹,我们恍如外星人一样无所适从,感觉到横山是一块非常神秘的土地。



的确,在陕北大地上,横山确有不少令人难解的文化现象。在考古学上,将具有断代和鉴定意义的标准器物定义为“标型器”,成为判断其他相类似器物相对年代的重要参考。今天,要了解陕北文化文化,横山应该是一个必须去的地方,她不仅是观察陕北文化的一个窗口,更是理解陕北文化的一个“标型器”,这一理解基于如下三点:

第一, 英雄好汉多出于此。

无论是陕北本地人还是关注陕北的文人学者都曾注意到横山一带多豪杰。1944年,毛主席在给李鼎铭先生的一封信中讲到:“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李自成出生时的土窑洞在今榆林市横山区殿市镇李继迁寨村,上世纪70年代在打淤地坝时被掩埋。置身于今天被鸡鸣狗叫声环绕的平静小山村,让人很难想象在如此偏僻贫困环境中怎么会诞生一位在历史上留下一笔重墨的人物;更令人不解的是,在距离李自成出生地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同样诞生了隋朝梁师都、北宋李继迁、南宋韩世忠等这些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英雄人物,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也出生在距离此地不远的定边县一带。近代以来,陕北地区又涌现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是历史时期的反抗起义,还是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英雄人物的共同点就是“不服输、不言败、不怕硬”。

第二, 文物史迹多盛于此。

在以横山为中心的区域,同样有一些能够写进历史教科书的重要

史迹,如横穿而过的秦长城、秦直道,党岔镇附近的上郡遗址、统万城址等等;而且文物史迹数量众多,别的不讲,单横山地区的寺庙遗存数量巨大,初步统计全区(县)有近1200座寺庙,一些不成气候的村头“龙王庙”“马王庙”之属,多数寺庙未列入文物普查的范畴。这些庙宇当中,相当一部分的始建年代不可确考,一些明清时期的碑刻记载其建于唐宋时期。寺庙分布如此密集,无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时期这一区域尚有稳定的人口规模;二是这一区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间信仰体系,具有一定的文化厚重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陕北地区兴起了盗墓的热潮,横山一带成为重灾区,至今有不少文物流失民间。在横山区可以找到从史前到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史迹遗存,甚至有考古学界很少发现的元代壁画墓葬,横山区域历史发展之延续可见一斑。

第三, 民俗文化多源于此。

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是经过千百年时间沉淀的活态文化,横山地区至今流传这一些颇具神秘色彩的民俗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流行于黑木头川一带的蛮婆,实则是一群不事稼穑,处于流浪状态的人群。神奇的是蛮婆会给村民算命、相面、禳解、拨疗(看病)、算卦甚至施展巫术,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尚有蛮婆活动。这些人从何而来?有人认为是太平天国的难民,也有党项后裔、张献忠余部等解释。直至现在仍然说不清楚。又如在今横山区党岔乡马坊村一带流行一种叫牛王会的民俗,有人认为牛王是一个掌管五谷粮草的神灵,因此选择在正月举行活动,敬奉牛王,祈求风调雨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牛王会实则是古时超度亡灵水陆法会的延续,等等。更有一些民俗活动起源于横山一带,如安塞腰鼓;横山的说书、道情、民歌也颇具特色,并有中国曲艺之乡的美誉。学人对此多有论述,兹不赘言。


以上提及的民俗文化均为底层民众所创造,学术界亦有俗文化之称呼。包括清明方志在描述横山这块土地时,多有“地瘠民贫、文教不兴”之类的表述,实则是一种不客观的表述。不可否认,横山乃至陕北地区在科举考试、学术传授、仕宦名贤等方面确实有落后的一面,但这一方百姓确能创造出极其丰厚的民俗民间文化,虽然这些民俗难以登上官方的大雅之堂,但是将聪明和智慧谱写在横山大地上。时代发展至今天,我们应该摒弃古人的偏见,更不应该忽视留在民间的无字之书。



说有易,说无难;有形的文化易梳理,无形的文化难探索。作为一名地道的横山人,除了关注、弘扬横山区域文化亮点外,笔者主张更应该从文化自觉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尤其在人际交往愈加重要与复杂的现代社会,一个区域的群体性格特征无疑影响着这一区域的社会发展走向。因此,在梳理、反思横山区域文化过程中更要凸显对“人”的关注。横山的山山水水到底孕育了什么样的群体性格,笔者曾经总结出五个特点:粗狂不拘小节,勤劳不善商业,耿直不喜隐忍,聪慧不好合作,尚义不乏抗争。这样的群体性格特征是在农牧一体、民族交融、金戈铁马的历史中淬炼成型,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活态现实的写照。对横山民众群体性格的考察也是观察陕北人、认识陕北人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样的性格特征亦可成为总结凝炼陕北人群体性格的一个重要参考,例如豪爽仗义、敢于抗争是外界对于陕北人的普遍印象,而这一特征在横山人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无论从有形的维度,还是无形的视角,横山就是陕北文化的一个“标型器”。


为了完成北京早春二月文化公司布置的作业,暑假里只要有空闲笔者就“端详”横山及陕北地图,忽然间发现横山地图就像一把火炬,但愿熊熊燃烧的烈火能够照亮光明的前景。

(原载北京早春文化公司编:《大家看横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20年)



名家简介


杨蕤,男,1975年生,陕西横山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后就职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年获宁夏大学民族史方向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师从葛剑雄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2005年获博士学位, 2006年至2009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哈佛大学地理信息中心访问学者。

主要学术兴趣为边疆历史地理学、西夏学和民族考古学,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八十余篇,著有《西夏地理研究》《破译天书》《碰撞交融与多元一体:宋元时期少数民族的贡献》《中国消失的文字》《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陕西横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陕北历史文化散论》等著作;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等项目十余项,成果曾多次荣获省部级奖励。兼任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宁夏历史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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