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中华大地上唱红了以《五哥放羊》《走西口》《兰花花》为典型的“榆林小曲”。曾经通过广播、唱机等宣传品遍及全国。小曲唱词与情调婉转流畅，浓浓的地方韵味气息相通、灵肉相融，不仅成为陕北人酷爱，而且成为华夏大地的主旋律；从民间小曲到轰动国内外音乐界。唱红那个年代的榆林小曲，就是出自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在读本科生, 在1957年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唱会上，歌曲《五哥放羊》《走西口》《兰花花》荣获金质奖章者鞠秀芳。舞台上用一台百年扬琴伴奏的就是她的老师一一陕北民间艺人丁喜才。

榆林小曲究竟有何魅力，能从塞北高原民间小曲传唱到江南沿海的上海音乐学院，平凡的地方小调, 唱响全国各地，走向世界舞台。如此巨大的反响背后，皆缘小曲的创作、传承人，一个从民间艺人到音乐教育家丁喜才密不可分。是他创作发展了“榆林小曲”，使之成为一种丰富、成熟的民间说唱音乐；是他把“榆林小曲”带进上海音乐学院课堂，使民间音乐与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紧密地结合。为“榆林小曲”在音乐科研上的推广和提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人台”巨匠在陕北

丁喜才于1920年2月出生在陕北府谷县麻地沟镇的一个弹唱世家。祖父、父亲、伯父、叔父都是演唱“二人台”的高手。搭伙组建了当时很有名气的丁家“窝儿班”。家庭的熏陶, 造就丁喜才对陕北民间艺术演技的造诣和天赋。他自幼眉目清秀、聪明伶俐，有一甜美婉转的好嗓子。每当大人们在一起演奏时，他就会兴高采烈，有节奏地拍着小手跟随演唱，大家都夸他是个弹唱的好苗子。独自玩耍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小曲调。八岁开始学唱戏曲。十一岁便可以登台演出，成为吹拉弹唱的全能高手。十四岁的时候，除了能熟练地运用扬琴给“二人台”节目伴奏外，还能用一架特制的小扬琴自弹自唱。

解放前，府谷曾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县区，十年九旱、广种薄收，乡民维持生计举步维艰。麻地沟镇坐落在晋陕蒙交界处，素有戏曲之乡的赞誉。镇上做生意的人家较多，为了招徕顾客，各店铺很是热心赞助唱戏，形成人人都喜欢戏曲的传统。其中“打坐腔” (亦称打玩艺儿)这种演唱形式, 曾经被作为一种乞食的工具常常出现在农村。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如烟市、庙会、婚丧嫁娶、祈神拜祖等风俗活动中。丁喜才就是靠卖艺要饭成长的民间艺人。

1929年（民国十八年），由于陕北遇到百年未见过的大旱灾，丁喜才的祖父、祖母、母亲、堂弟和妹妹因饥饿成疾，相继病逝。由于生活所迫，丁喜才从小就跟随父亲、二叔父在府谷境内、内蒙古、晋西北一带卖艺。演唱内容大都是人民灾后的痛苦生活，很多人听后都掉下眼泪。丁喜才曾经描述过当年的情景：“外出演唱时，听唱的乡亲们虽然有心帮助我们，可是自己也无吃无喝。我们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有时住战楼和古庙。有时遇上那些酒醉饭饱的官吏，逼着演唱着，不给钱还要挨打受气。”

丁家“窝儿班”在方圆百里演唱“二人台”很有声誉。丁喜才更是佼佼者，粉丝群集。当时唱“打坐腔”的艺人较多，竞争亦是非常激烈，所以丁喜才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不断磨练、不断成长。由于他那自弹自唱的坐腔扬琴表演特色，成为当时晋陕蒙接壤区域表演“二人台”曲艺的名角。后来丁喜才历经各种艰难的历练，慢慢开始自食其力、养家糊口。作为一位传统传承方式的受惠者，丁喜才除了自幼受到“打坐腔”音乐的熏陶以及特殊的音乐天赋，传承了“丁家窝儿班”的“打坐腔”技艺。还通过自身对“打坐腔”技艺的感悟并结合对家乡一带文化的认知等，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改编。成为他后来在音乐创作事业上奠定基础。  

1947年,府谷解放后，边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土地革命，丁家分了十几亩土地，强烈的翻身感让他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除了种植农田，还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1950年冬，当地政府把丁家的“窝班”扩编为一个30余人的业余剧团，演出剧种有眉户、道情、晋剧等，由丁喜才负责导演排练。

1952年, 府谷县文化系统组织几家剧团会演，麻镇业余剧团荣获第一名奖励，从此县文化系统有什么大型活动就抽调麻镇剧团演出助兴。这个时期丁喜才在剧团搞扬琴伴奏, 自弹自唱《五哥放羊》、《挂红灯》等曲目。只要丁喜才出现在台上，观众就喜出望外，团里就只好把他的座位安排在紧靠台口处。由于他才艺出众，这年十月, 他代表府谷县参加了榆林专区民间艺人培训班，各县区的艺人们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学习政治、乐理和戏曲等知识，他被评为模范学员。

1953年初，他代表榆林专区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选拔赛。会演舞台上，他以坐唱的形式用一架扬琴自弹自唱了《五哥放羊》和《小尼姑思凡》。来自绥远的赵明和杜翠仙两人表演了歌舞小戏《打连成》。经过由李焕之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大会组委会的专家们认定，丁喜才以坐唱的形式自弹自唱的曲目与赵明杜翠仙表演的歌舞小戏属于同根同源，一个民间曲艺的两种不同的演唱形式，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为了便于区分，专家们讨论后决定，由赵明和杜翠仙两人表演的歌舞小戏取名为“二人台”，把榆林专区由丁喜才自弹自唱的坐唱曲目取名为“榆林小曲”。从此，我国的曲艺领域有了“二人台”和“榆林小曲”两个新名词。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 各项社会制度逐步健全完善。在祖国日益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广大群众向往美好文化生活。而在文艺界，为了传承和发展数千年丰厚的中国传统文艺。纷纷举行了一系列的全国文艺会演，用以挖掘中华民族艺术瑰宝。因此，1953年4月，由文化部主办了“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为了让会演得到圆满效果，在会演的半年前，便开始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省到大区进行逐级选拔精英，文化部同时派出专业艺术人士到各大区观摩评比。其规模和艺术水准，会演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国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盛事。

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舞台上，陕北民间艺人丁喜才，头扎羊肚子手巾，身穿白衬衫、黑长裤走上舞台, 用那架伴随他多年的小扬琴，再次自弹自唱了《五哥放羊》和《小尼姑思凡》。他那独特的演唱方式，丰润优雅的嗓音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让台下观众耳濡目染，赢得了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歌曲通过广播电台等和报纸等宣传，这个称为“榆林小曲”优美动听的《五哥放羊》、《小尼姑思凡》传遍全国，深得人民的喜欢。接着应邀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由于他出众的演唱得到领导高度的赞赏。并在全国音乐界引起了轰动，随后他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多家单位的聘用函。

北京会演结束后，丁喜才被西北艺术学院应邀，到学院临时任教，在此其间, 由西北文工团刘峰记录，整理了他演唱的“二人台”资料，后来出版了《榆林小曲》。

榆林小曲在上音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来全不费工夫。1953年，对于丁喜才而言是非同寻常且幸运的一年。是他苦苦追求民歌事业的转折点，也是人生的巅峰时期。不仅用自制扬琴自弹自唱的“小绝活儿”，通过从镇上到县城、从省城再到全国的层层筛选，在“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脱颖而出，受到了音乐界的广泛好评，而且遇到了赏识自己音乐才华的伯乐——著名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今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先生。

贺绿汀院长是音乐界受人敬仰的人，长期关注民族民间音乐事业。1949年10月，贺绿汀就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院长。出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敬重，贺院长便在院校提倡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并从院长做起，人人都要唱民歌。1950年3月底，学院正式开设民歌课程。从此就不断地邀请技能出色的民间艺人来校任教并示范演出。从1951年开始，上海的音乐学院在贺绿汀院长的带领下，全院师生每天每位师生必须背诵三首民歌。后来学院在开设民间音乐课堂上，先后聘请王秀卿（单弦）、陈宝红（坠琴）、宋保才（唢呐）、任占魁，黄忠信以及丁喜才等民间艺人。开设河南坠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京剧、沪剧、越剧等课程。

1953年9月，丁喜才正式应聘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今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丁喜才曾这样说道:”我们民间艺人在北京演出自己的艺术，受到党和政府的爱护，使我高兴得睡不着觉。这和旧社会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其实，在解放前的陕北，丁喜才当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靠卖艺讨吃的民间艺人，在高等院校任教授，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丁喜才的儿子丁永义先生告诉笔者：“五十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院长去观摩丁喜才的表演以后，父亲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由贺绿汀院长签署的聘书。当时，有两个地方邀请我父亲去工作，一个就是上海的音乐学院，另一个是北京的广播电台，父亲说：‘要走就走大上海’。于是，父亲就靠着一部三轮车独行千里来到了上海。当时，贺院长是非常重视民间音乐与民间艺人的。母亲当时是一位地道的陕北农村妇女，等我们全家都到上海已经是1956年。……”

丁喜才在音乐学府开设民间音乐课堂上，从事榆林小曲教学工作。从此，榆林小曲成为本科及附中学生为期一年的必修课。丁喜才在榆林小曲教学中，凭着他的聪明才智与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把自己的榆林小曲融入到声乐教学的一贯模式之中。首先在唱法上他对学生不做强求，如：女声不必完全用真声（本嗓）演唱，男声也不需要唱高音，调门要根据演唱人不同的声部特点而定等等。极力鼓励学生用学院学到的科学唱法演唱，但是在吐字行腔上要求学生：“一定要唱出一点风格特色出来”。后来周小燕教授邀请丁喜才先生一一起对鞠秀芳进行“联合教学”，“一个把发声关，一个把风格关”，把美声唱法中的技巧运用到陕北地方风味榆林小曲的演唱之中，走上一条以西洋发声技巧与中国传统唱法相结合的民族声乐演唱道路。当时，声乐界已存在所谓的“土洋之争”了，但没有“民族唱法”的提法。因此，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鞠秀芳的唱法不符合音乐学院的规格。正好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来学院视察，听了她的演唱，十分赞赏，认为她应该保持这样的特色。并且说：“我们的文艺要‘百花齐放’，她就是这里面的一朵花”。这种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声乐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榆林小曲”作为一门音乐基础课，是以提高学生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认知，熟悉和掌握其基本曲调。因此，很多榆林小曲，大都是在丁喜才原生态真传的基础上，学生鞠秀芳通过深入理解、体会，融入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再进行整理改编的。其中如：《五哥放羊》《走西口》《挂红灯》《送情郎》等，并被编入民族声乐教材而流传至今。有很“榆林小曲”录制了唱片和盒带等，传播全国各地，并得到人们普遍赞美。

丁喜才在上海音乐学院，不仅教唱榆林小曲，还对民族器乐系扬琴专业的学生进行辅导。上海歌剧院著名扬琴演奏家张晓峰, 上海民族乐团著名乐手周惠都曾接受过他的辅导。他的扬琴演奏技艺堪称一绝，他的扬琴演奏指法十分精练、丰富而特色，演奏时主要依靠手指和手腕的劲道，控制好音色、音量，奏出清脆明亮、灵活均匀的琴声。 

丁喜才的教学方法不同于其它声乐学教授。他独特的方法是在打坐腔”、二人台、榆林小曲中“浸泡”出来的民间艺人，也就是在中国民间音乐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口传”方式教唱。民间艺人作为某一地区音乐品种的“一传手”，他们是距离传统最亲最近的人，他们赋予民间音乐的情感一定是原生态，发自内心深处的心声。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情感，更加是最能贴近群众、打动民心的。丁喜才多年的经验让他自信，这种方法行之有效，一定会成功的，很多二人台优秀艺人就是这样成功的。对于鞠秀芳而言，也不可能用音乐学院通用的学习方式向丁老师学习，而要在老师的伴奏和反复教唱中逐步熟悉、揣摩、感受。闻之于耳，化之于心，在长期的熏陶而有所感悟。独特的教、学境界，对于他们师生而言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鞠秀芳在在音乐界脱颖而出，大获成功！一位地道的“民间艺人”教出一位杰出的专业歌唱家。这是不可雄辩的事实。是当时国内音乐界一个典型的创新案例。

在上海音乐学院，丁喜才把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投身到民间音乐教育中去。过去，他跟着前辈学艺靠的是口手相传，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文化课教育。为了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他一边勤奋努力地工作，一边刻苦学习文化，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每天晚上坚持上夜校，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为了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专业水平，时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不仅学会了识谱和记谱，还能自己填词把旧曲改成新歌，从民间艺人转变为高等音乐学府中的合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把流传于黄土高原的民间优秀音乐素材进行挖掘整理，通过上海音乐学院这个教学平台,推向全国音乐界，推向国际舞台。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使命。

1956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音乐周”演唱会上，榆林小曲作为上海音乐学院进京演出的重点节目，由丁喜才扬琴伴奏、鞠秀芳演唱的《走西口》《姐妹打秋千》民歌，展示在首都舞台，受到来自全国各地人民的欢颂。

1957年，由丁喜才伴奏，鞠秀芳演唱的曲目，几经选拔获得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的资格。临出国时，由于诸多原因，丁喜才没能与鞠秀芳同行。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声乐比赛中，鞠秀芳因演唱《五哥放羊》《走西口》及《蓝花花》而摘取了金质奖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从此榆林小曲走向世界。同年，作曲家于会泳与丁喜才、鞠秀芳、张仲樵、廖丽娟等人合作, 将丁喜才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唱的百余首“榆林小曲”整理编辑为《陕北榆林小曲》。并作为音乐院校声乐教材，共发行13055册，对我国民歌的教学和演唱及其民歌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是丁喜才把家乡贫瘠土地上的黄土文化带到上海、带到中国，那么鞠秀芳就是用甜美优雅的绝唱，将“榆林小曲”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世人、成为世界音坛上的又一颗明星。鞠秀芳不仅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从事民族声乐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这块“洋唱法乐土”上成长起来的民歌演唱家。更是丁喜才多年的艺术经验，也就是在丁家祖先传承下来的“口传”方式教唱的艺术传承和发展结晶。在上海音乐学院有那么多的知名教授，无论西洋美声唱法，还是民族唱法，唯有这个陕北民间艺人，这种独特教唱方式才培育出学院第一个获得世界金奖的歌唱家。这个难以想象的奇迹不仅让榆林小曲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得到国人的认可，也让丁喜才这个民间艺人名震国内乐坛。从此让他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同时，还应聘到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兼课，并远赴杭州、无锡、南京、天津、包头等地讲学。同时，全国各地的榆林小曲爱好者前来拜访，同丁喜才学唱榆林小曲。如蒋桂英、丁雅贤、郭兰英、柴旦卓玛、王昆等。

“文革”期间，上海音乐学院成为在音乐界打击的重灾区，民间音乐(包括榆林小曲)变成了黄毒曲。许多教授、学者，包括贺绿汀院长都变成所谓牛鬼蛇神，成为被批斗、劳教的对象。丁喜才也受到了侵害，每天不仅看管学院门卫室，还要揭发批判牛鬼蛇神的所作所为。并要对其兼管。他不仅坚持实事求是，绝不伤害任何人, 绝不搬弄是非, 参与派别活动，而且对这些被打倒的领导、老艺术家和教育家更加尊重，并尽力给予帮助。

1980年，丁喜才同鞠秀芳等去包头市民间歌剧团讲学，市领导和文化厅要他们在那里开独唱音乐会，并点名要唱榆林小曲，但向丁先生提出名称要用二人台。丁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用什么名称都可以，榆林小曲和二人台本就是一家子。”丁先生的大度，使在场的人都很感动，有位领导紧紧握着丁先生的手说：“我为二人台出了您这位才艺双全的艺人，还培养了一位会唱二人台的歌唱家而感到自豪。

1984年，退休时丁喜才的获得了学校颁发的从教30年的纪念章。退休后，还是念念不忘他的民间音乐，按照学校的要求，特别是老院长贺绿汀吩咐，要他尽快尽好地整理资料，把传统的民间歌曲演唱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不测风雨乃天地之本性，旦夕祸福乃人生之常态”。1990年，丁喜才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欠佳，几十年的抽烟习惯使他多年患有气管炎的病情日益加重。1993年10月底入院治疗。当每次看到从学院财务科汇入医院的医疗费用单，就不由地泪流满面、涕泗横流。复杂的心绪无法言表，也许是感激感，也许是内疚感。是的，从旧时的一个乞讨艺人到学院音乐教育家，强烈的翻身感，他感谢党，感谢政府，更感谢上海音乐学院这个成就他的舞台，感恩之心贯穿始终。住院期间，前来医院看望他的领导、同事、学生和各界友人, 还有来自陕北的乡亲们等络绎不绝。他在病房的最后日子里，在感激上海音乐学院的同时,,仍然割舍不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家乡的牵挂。

1994年4月，丁喜才先生走完了他从民间艺人到音乐教育家的一生。有榆林小曲第一人之誉的丁喜才，把“榆林小曲”带入高等学府、送进音乐会、推上国际舞台。榆林小曲不仅拥有过大批璀璨群星的歌唱家、学者、教授，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传承人。现在，“丁喜才与二人台”或“丁喜才与榆林小曲”已成为学术课题。

在上海音乐学院, 以丁喜才为代表的一批民间艺人，赋予了最鲜活的传统音乐特性。他们就像是一件艺术瑰宝，掌握了最珍贵的民间音乐品类，是民间音乐的结晶。他们在专业音乐教育中既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无法取代的。他们是距离传统音乐资源最近的人，赋予专业音乐院校最直接的传统音乐资源。在当下离“传统”越来越疏远的今天，把一批优秀的民间艺人请进学校，让学生，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生，直接领受到传统的活力、生命力、艺术魅力，以及不可企及的艺术美感。

丁喜才老师的教学理念，让他的学生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这样的经历在他们的艺术生涯中是永远难忘的，也会成为他们音乐生命的一部分。丁喜才与鞠秀芳“师徒”二人特殊的传承“个案”，作为一位民间艺人教一位专业声乐歌唱家最成功的范例,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这对传统音乐资源到高校的发展有许多值得借鉴与挖掘的经验，以丁喜才为代表的一批民间艺术家，对院校课堂的建设以及传统音乐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相夫教子的贤内助

任何成功绝非偶然，一个人能够取得辉煌 成就。背后总是有一个为其默默的奉献者。丁喜才之所以能在民间音乐教育中取得如此成绩，与他的贤内助姬风英的默默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妻子是一个传统、善良的陕北农家妇女。

丁喜才之子丁永义虽已年近古稀，但精神十足、气宇轩昂，流畅的普通话非常入耳，有一股播音员风范的韵味。他深情地告诉笔者:“从我记事起，我的妈妈就是一个非常负责的母亲。为了让父亲能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母亲主动承担了家中所有的家务，她把家中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父亲日常生活起居全部由母亲负责照顾。根据父亲的饮食习惯，她用心良苦，我们刚到上海时，邻居们也看不懂，人家买面是三斤五斤买，而我们一买就是一袋两袋买，因为父亲喜欢吃面食，所以她每天都要做面条、面片、面疙瘩汤等，既让父亲吃的舒舒服服，也让我们姐弟吃得津津有味。在上海我们仍然吃的是陕北饭食。而母亲却劳在其身、乐在其中。父亲喜欢抽烟，每天三包左右，尽管母亲和我们不乐意，劝说也没用，后来他孙子的话还是言听计从，但最终还是落下哮喘、肺心病等症状。母亲热情好客，陕西、内蒙、山西等地, 父亲业务上的同事、朋友，学校的学生，老家的来客等等上门，母亲总是想着法子，烧上一桌子菜，把客人招待好，忙里忙外，让来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对父亲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民间艺人王秀卿，我们称’瞎子先生’因行动不便，母亲经常让我们姐弟俩过去给予家务帮助。逢年过节母亲就做好酸粽子、米糕等陕北风味食品，送给邻居这些父亲的同事们。母亲的勤劳、善良、好客之情深得邻居们的喜欢，母亲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相夫教子一辈子，她为有我们的父亲这样的丈夫而引以自豪。父亲同样也深深爱着我们的母亲，特别是我们的母亲曾二次大病住院治疗，需花费昂贵的医疗费，家庭经济偏紧，母亲甚至因昂贵费用而要放弃治疗，然而父亲耐心地做好母亲的工作，给她讲道理：“这个家庭不能没有你。”在做手术治疗期间, 父亲日夜守护着母亲。由于治疗的及时加上父亲耐心周到的照顾，母亲病愈后恢复得较好。父亲一般从不操持家务，而在母亲生病期间却表现出如此细致入微的关照，我的父母亲真是一对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好伴侣”。

在采访鞠秀芳时, 八十六岁高龄的鞠秀芳教授泪眼婆娑, 激动地说:“丁老师是我的恩师, 对我们全家恩重如山。我在音乐学院可以说就是一个孤儿，是在学校里面长大的，当时的生活圈子就是在学校，要是想回家, 就去丁老师的家。我和丁老师一家的关系一直特别好，经常在丁老师家吃饭，师母每次给我做鸡蛋面吃，没有一次让我饿着肚子回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由于哥哥、弟弟先后被打成右派，丁老师在自己经济也很紧张的情况下，每个月还借给我二十块钱。我们出去演出，都是三轮车，丁老师从来不要求报销车费。后来我和爱人王珂成家并有了孩子后, 我们两家相处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每逢周末，要么我们全家到丁老师家，吃点师母做的陕北风味饭食；要么丁老师全家到我家吃点苏州饭莱。逢年过节互送礼品，孩子开心，全家幸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处成那样不容易呀！现在想起来感觉太好了。”

丁喜才不仅在教育事业上成就辉煌，而且教育子女上更是为人楷模。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厉，但在教育方法上从不强迫，而是正面积极引导, 顺其自然地发展。丁永义告诉笔者:”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学习仅打过我一次，对我震动性很大，成为后来不断进步催化剂，中学毕业后, 我们姐弟俩都下乡插队，特别是我当时要到远在黑龙江省的漠河下乡插队，母亲不允许，认为我刚刚十五岁就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又在中苏边境, 当时中苏关系相当紧张。但是我年轻气盛，有种要到反修防修第一线，紧握枪杆保边疆的年轻气势。父亲还是支持了我，这也成了父母亲最大的牵挂。然而，我们姐弟俩都很幸运，在农村、边疆都入了党，并且在同一年都上了大学，回了上海。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在教育系统工作，父亲没有党，文化仅靠自修，但他一生感恩党，崇拜有文化的人。所以我们能取得这些成就，便成他一生最大的欣慰和自豪”。丁喜才经常要求子女，要懂得感恩。他常说到自己有今天都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要求子女在事业上要努力上进，对待社会和他人要真诚守信。勤勤恳恳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

永远的家乡情怀

丁喜才夫妇又是非常有爱心和家乡情怀的人，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期间，几十年如一日，时刻思念着家乡的亲人。他们全家生活费用仅靠丁喜才的工资收入，生活并不宽裕。但几十年来，每月定期给老家的一个叔父，无后代的老人寄生活费，养老送终后，他又将自己的房屋无偿地献给麻地沟镇政府，做为文化宣传服务站。妻子一生勤俭持家，就是自己舍不得吃穿，也要家乡父老乡亲做好事善事。当时上海很多商店经常搞展销活动，她总要去看一看，如有质量好、价钱又实惠的衣服，买一些寄回府谷家乡，让乡亲们穿上新衣服。还经常向邻居、同事将不穿的衣服收集起来，洗的干干净净，然后寄给家乡人，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1984年，彩色电视机在府谷属于紧缺商品，麻地沟镇中学急切需要一台彩电，于是写信给远在上海的丁喜才先生。当时彩电在上海也很紧张，丁喜才又与商业人士不交往，只得让在上海工作的府谷老乡刘俊帮忙。刘俊在上海的一家土产公司上班，这个公司同一家商店有来往，商店负责人给他特批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并捐给了家乡麻镇中学。

丁喜才十分关注陕北民族音乐文化, 经常协助府谷县政协、文化部门解决所需文化资料和宣传设备，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家乡人民会永远会铭记这位走出家乡的府谷人，融入高原的民歌魂。

作者简介
              
程怀祥，榆林市榆阳区青云镇人，榆阳区作协会、诗词学会会员，榆阳区政协文史员。特长散文、报告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