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德卡日记》连载24，1974年（2）
旅行
2024-12-30 20:30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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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在一个摄影毫无影响力的社会中。所以，当人们谈论摄影的力量时，你不必惊讶我为何如此怀疑。为什么我拍摄了俄罗斯人入侵的照片？
当时，我没有任何发表的希望——我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向世界传达什么。
我的祖国遭到侵略，而我只是对此作出了反应。
这并不是关于仇恨俄罗斯人的问题。那些坐在坦克上的士兵并不是罪魁祸首。7月7日
你在哪里生活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你正前往多伦多，妈妈会怎么说？她会说你穿着不合适吗。一个和你同机的小女孩正盯着你的鞋子看。你肯定是飞机上穿得最糟糕的人。没什么改变，当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你拍完吉普赛人回到布拉格机场，机场的人不让你进去，你现在就像那时一样。姐姐怎么样？哥哥呢？丹尼·莱昂（Danny Lyon）——“在这里，摄影已经死了。这里每个人都在拍照，小孩子也在拍。这里有50所摄影学校。这些孩子已经看过无数的照片，罗伯特·弗兰克、黛安·阿勃丝，还有我的。”我回答：“伙计，我认为，一张好照片是无法模仿的。好照片是一个奇迹，不是一种理念，也不是复制出来的。”“你的生活方式对你的创作有益，继续坚持下去。”斯坦伯格看着我的新照片时说。乌泽尔（Uzzle）：“我认为你比亨利（布列松）更出色。你的发展方向会很有趣。我觉得你的眼睛远远领先于你的大脑，但做一些反思是对的，多去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你有一双非凡的眼睛。”“你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吉普赛人的书会很成功，每个人都会谈论它，每个人都会喜欢它。但你是更好的摄影师，你应该把所有照片整理在一起。”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
我对他说：“我今晚是来向你学习的。”
他后来回答：“你出现在这里并不是偶然，我这样说是基于某种理论上的理解。”如果明年我到巴黎会怎样……（他说，这是玛格南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被要求在制作过程中展示照片）。我到巴黎后会说：“我不想再拍好照片了，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只想靠摄影赚钱，用这些钱维持我的家庭和生活标准。你会把我赶出去的。”我经常睡在地板上，即使在玛格南朋友的家中也是如此，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许多人为了养活自己睡的那张床，不得不拍一些糟糕的照片，而我选择睡在地板上，只为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
“别自欺欺人，你拍摄的并不只是吉普赛人。实际上，你是通过吉普赛人来表达别的东西。在拍这些吉普赛人之前，你已经先看到了其他场景。尽管这样的人很少，但你依然选择拍吉普赛人。你在寻找一种独特的视角，就像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或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那样。你的照片带着一种疯狂的感觉，像是一个梦魇般的存在。”霍尔谈及Jirů：
“他是个出色的人，我很喜欢他。至于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这点，但说实话，这根本不需要。”关于摄影：
“美国的摄影师他们想做艺术家，他们要创造艺术。但只要成为一名摄影师，去拍照片就足够了。照片可以（作为次要结果）变成艺术。”8月15日 布列松回到了巴黎
布列松（HCB）提到，乔恩·米利（Gjon Mili）有时对他的学生非常具有破坏性。我对他说：“你也是。你对整个玛格南影响很大，几乎每个人都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都有问题——他们不想变得像你，但大多数人是因为受你影响走上摄影的道路。”但我的情况有点不同。你对我开始摄影没有任何影响。刚开始拍摄时，我根本不知道你的作品，我也从没见过你。你的方式，尤其是关于裁剪或不裁剪照片的理念，从来没有影响到我——到现在我都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从未觉得成为一个与你不同的人有任何问题，因为你并不吸引我。同样，关于所谓的潮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而别人却在分析理论。离开巴黎时，我对布列松说：“谢谢你做的一切。” 他回答：“谢谢你成为你自己。”伙计，你曾经说过：我一无所有，也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我总是与贫穷的人打交道。当你拥有的比别人多时，你有道义上的责任去给予；当你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时，你就有道义上的权利去拍摄他们。当你在危险中挣扎过，当你直面过生死，人们会给予你某种权利。他们允许你记录那些原本拒绝外人窥探的场景，尽管他们仍带着一丝不安，害怕你的影像会被用来对付他们——但此刻，你的经历让你比他们更有资格去讲述这个故事。大卫（David）：“你拍出了两年前根本无法做到的照片。这显然是某种影响，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但这是一种好的影响。”扬（Jan）：“你身上明显带有美国人的风格，这是一个遗憾。”罗斯（Ross）：“你有些困惑了，你开始告别吉普赛人了。”布鲁诺（Bruno）：“你的作品中有更多的形式感、构图和抽象。这些我很喜欢。”赫里·塔里姆（Herie Tarim）：“人们称你为‘摄影界的耶稣基督’。”戴乐比尔（Delpire）：“你拍摄捷克斯洛伐克吉普赛人的时期，是你摄影生涯的‘天真时期’。而你现在的作品，更像是一种人生哲学。”戴乐比尔提出出版一本以MoMA展览照片为基础的书，名为《我的最佳照片集》。我拒绝了。我对‘最佳照片’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仍然没有清晰的概念。1978–1980年：出版《我的最佳照片集》并举办大型展览（纽约、巴黎、伦敦）。关于劳动与工具的关系（马克思）。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一关系至今都未发生改变（根据马克思，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一）。D. 赫恩（David Hurn）曾说：“我使用相机作为最便捷的工具来赚钱，以便能够去做我真正喜欢的事情（摄影）。”问题在于：无论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追求热爱，他都使用同一件工具——相机。后来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种驱动力，那种促使我走到某个地方去拍照的力量。我讨厌相机。”我认为，“极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极端，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菲利普·格里菲斯（Philip Griffiths）彻底拒绝任何工业化工具的方式是重要的——他告诉你，这是可能的，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汤姆·德拉霍什（Tom Drahoš）自视为天才，把其他不理解他的人都当作蠢材。当有极端存在时，很明显，这之间必然有其他选择。当一切都变得相同、单一化时，那是可怕的。你会忘记还有其他存在，甚至更容易被操控。戴乐比尔：“摄影的独特之处在于，摄影师的‘巅峰时期’是有限的。这一点不同于绘画。”“布列松（HCB）、弗兰克（Frank）、拉尔蒂格（Lartigue）这些摄影师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拍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摄影师无法像画家那样终生保持高产。”“或许，这种‘最佳时期’源于一种初始的兴奋感——对新玩具的陶醉、天真和发现的过程。”布列松：“到了最后，你所做的不过是重复那些你已经掌握的‘技法’罢了。”
本书精选了约瑟夫·寇德卡在过去51年间撰写的68本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寇德卡的日记是了解他个人生活与创作历程的重要来源，也为读者提供了1960年代末至今世界摄影的丰富信息。在这些日记中，寇德卡以简略的形式记录了对诸多摄影界人物作品的评论，包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弗兰克、勒内·布里、威廉·克莱因、杰夫·沃尔、托马斯·斯特鲁斯、马丁·帕尔、出版人及编辑罗伯特·戴乐比尔，策展人约翰·沙考斯基和安娜·法罗娃，理论家约翰·伯格等。与此同时，这些日记也可以被读作一个流亡者在异乡寻找自身定位的故事，他不愿放弃自己通过失去家园而获得的唯一财富——自由。除此之外，这也是一本关于友谊、与女性的关系、对孩子的爱以及通过摄影框定人生的书。编者著：在将日记调整为书籍出版时，我们决定尽可能保留作者风格的真实性。我们尊重日记记录的段落和条目形式划分，保留作者使用大写字母进行的强调，因便于阅读而将作者原文中的下划线替换为黄色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