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期刊】URP新编 | 都柳江地区侗族人居：过程、格局与机制

作者简介

杨憬铭（右）、江远婧，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周政旭（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文章导读

针对目前侗族人居环境系统性认识的不足，本文将贵州省都柳江地区视为以多个小流域人居基本单元构成的一个人居文化区，选取流域、河谷小流域、聚落三个不同尺度的嵌套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都柳江地区侗族聚落人居环境系统的营建过程、空间格局与机制。

本文字数：6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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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山地少数民族聚落因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民族构成的多元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在面临严峻的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出丰富、独特的人居环境营建智慧，侗族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黔东南地区是侗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区，民族学者根据自然地理与文化特征，以清水江为界划分出南侗和北侗文化区，南侗地区主要为黎平、从江、榕江等县，大部分位于都柳江流域。南侗地区的侗族文化、生态系统保存较好，聚落与民居特色也更加突出，本文主要针对南侗聚落开展研究。

根据对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村寨和民居个案的研究，从聚居区域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和人文单元来开展的多尺度的聚落人居环境研究还相对较少。此外，由于田野调查不足以及历史图纸资料的缺乏，对于聚落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回溯性研究也较少，限制了对侗族传统人居营建智慧探索、应用的深度与广度。

在研究区域上，本文选取了侗族传统聚落风貌和民族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黎平、从江、榕江三县境内都柳江流域部分为研究对象，将“南侗地区”视作一个以多个小流域人居单元所构成的人居文化区，并选取聚落、小流域、都柳江流域三个不同尺度的嵌套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借助多学科研究方法梳理都柳江流域侗族聚落选址、定居与发展的过程及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开展格局与机制分析（图1）。

都柳江发源于贵州高原东南部，夹峙在雷公山与月亮山之间。该地区雨量充沛、气候复杂，具有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流域环境，都柳江及众多支流流经河谷，形成若干小规模的冲积平坝，成为侗族人民耕作和定居的主要支撑。外围群山为屏障，沿河分布的小块平坝与稳定水源为侗族先祖的定居与繁衍奠定了基础。

促使侗族祖先离开数年来生存的生活环境，踏上迁徙之路的原因，可总结为人口增加、自然灾害、技术限制以及战乱纷争等。而在选择迁徙路线时，当地侗族先民们普遍沿着浔江—黔江—柳江—融江—都柳江一线“溯河而上”，最终抵达都柳江流域，在通往各支流的河口处弃船登岸，寻找可栖居的地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侗族先祖在都柳江流域内完成了由河口至支流的不断迁徙与扩展，形成大量聚落。

根据侗族古歌，以山、林、水、田为主的自然环境要素是侗族聚落选址的重要依据。山，可以为聚落提供良好的微气候环境，也具备安全防御作用。林，能为侗族人的就地取材提供条件，也可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水，可以为侗族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生产灌溉。田，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环境下，侗族聚落的可耕种土地显得更加稀有珍贵，需要考虑不同地理位置的开垦难度，同时综合土质、水质、日照等具体因素共同判断。

确定好选址后，侗族先祖则进一步通过土地整理与水系梳理等方式适应生活与居住。其一，在平坝地区，侗族先祖根据对河床和河岸的考察摸索出了稻田耕地与住宅营建的基本原则；而到了地势较高处，侗民则通过构筑梯田的方式对坡地进行改造，建立起山地稻耕的生计模式，实现对可耕作土地的高效利用。其二则是对于水系的充分利用。居于河谷的侗民将住房建于与平坝、河流相近的山麓，采取人工分流等措施利用水源；居于山坡的侗民则通过改造山溪水、建设水塘与梯田等手段调蓄水源，形成适应山地的水环境系统，解决灌溉与生活用水需求。

聚落人居时刻处于动态演进状态。在不断应对灾害、人地矛盾的过程中，聚落人居也获得新的发展。例如，聚落营建之初的开辟与改造对于山林原生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认识到山林的脆弱性与不可破坏性后，侗族人民形成了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基本原则，在村寨的水源涵养区设禁止砍伐的“风水林”或“护寨林”，在山麓地带则预留草坡带，在放牧的同时兼具防火的作用。

随着侗族的世代繁衍与其他宗族支系的迁入，人口发展与用地紧张的矛盾不断加剧，聚落的自然承载力趋于饱和，新增人口与迁徙而来的支系不得不开始向外拓展、寻求新的居住环境。自然承载力较大的河谷宽坝地区为侗民们继续向外呈放射状发展，建立起多个以鼓楼为中心的建筑组团提供了空间条件；而河谷窄坝区由于可利用土地较少，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在扩张到一定规模后，部分人口被迫迁出，开始向山坡、高山发展，这些次级定居村寨仍以鼓楼作为中心建寨，但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住宅组团在扩展时往往顺应地势，空间起伏自由。长期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使得侗族逐渐完成了生态适应过程，同时也发展出了具有社会适应性的组织结构“款”，其建立在家庭的空间单位之上，以村寨为起点，合数村为小款，联数款为“大款”，与侗族人居的空间体系相适应。

首先，侗族聚落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鼓楼是整个村寨的信仰中心，与周围的戏台、萨坛、鼓楼坪等共同形成多功能的聚落中心空间，呈现出“核”的空间形式。建立起鼓楼之后，同一房族的侗民围绕鼓楼建立建筑组团，形成围楼而居的村寨生活空间，并以寨门、风雨桥等作为村寨边界，构成了具有高度向心性的基本空间格局。

其次，侗族聚落对于自然环境的整理改造方式具有一致性。侗民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土地、植被等自然资源加以改变，于村落周边开辟风水林、用材林、水田及梯田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引水并修建灌渠，表现出人与第二自然的和谐共荣。在此之外则是未经开发和干扰的第一自然，如森林、草地与荒野，保持着原生生态系统的自然风貌。

在共性之外，由于侗族聚落所处地理环境有所不同，自然环境要素在与建成环境组织嵌合时，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形成河谷平坝、山腰坡地及山间谷地三种聚落分布类型。其中，河谷平坝型聚落往往依山傍水，在平坝区开辟水田，于河流中引水，形成山—水—林—田—村的基本格局。山腰坡地与山间谷地的灌溉水通常引自山溪与泉水，与此同时建造渠道、水塘进行节流利用，并于平坦处开辟水田，于陡峭处开辟梯田，分异为山—溪—塘—田—林的聚落空间格局。

人居单元是由相对明确的地理界面所限定的自然地理单元与人文单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综合系统，强调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以及人文单元的融合性，都柳江流域的众多河谷小流域，正是体现人居单元概念的合适案例，且正好与历史上侗族聚居“溪峒（小洞）”概念相对应。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溪峒内自然环境要素齐备，聚落由此具备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溪峒内的聚落便以河流为脉络、以山脊为明确的边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完整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此外，溪峒的分隔性也为侗民聚族以居，形成以小流域为范围、以村社为基础、以合款为连结、以鼓楼为标志的社会组织单元创造了条件，完成了社会结构与地理空间的对应，构成一个个人居单元。

在相似的河谷自然环境与社会架构下，不同的河谷小流域之间存在着内在系统的完整性与外在流域的关联性，在营建手段上具有风格一致性，并基于款组织保持着高度的文化一体性。基于此，本文选取了都柳江流域的一个典型河谷——高增河谷小流域——作为人居单元的典型样本对其开展了进一步研究。

高增河谷地处月亮山边缘的低山地带，其中0～10°的平缓坡地主要集中在山脚平坝及山谷地带；大部分土地坡度在30°以下，为居住和开垦提供了良好条件。高增河由东北向西南汇入都柳江，地表径流沿山谷形成众多支流，为河谷提供了良好的灌溉与用水条件。在河谷自然环境与侗民生产活动相互融合下，高增河谷内逐渐形成具有整体一致性的垂直分异特征。下层为河谷平坝地区，侗民通过长时间的经营，开辟水田，在聚落边界营造风水林，形成大面积的河谷聚落群。上层与中层为山腰坡地及山间谷地，以连绵完整的山林为主，生活于此的侗民多靠近山溪与汇水处聚居，形成山地聚落群。

在地理层面上，都柳江流域的空间格局可以概括如下两点：第一，在垂直特征上，都柳江流域的整体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两岸分水岭与河谷之间呈现出有规律的低山与丘陇。流域内山区与盆地的高差对比形成了其高差分异的垂直特征，其局地气候与贵州同纬度的山地气候相比差异较大。第二，在水平特征上，都柳江的支流自山顶不断往下，经山谷穿梭后向四周拓展，与地表径流汇合，最终形成了树杈式的水系布局。受到自然高差的作用，支流在汇入都柳江主干时还冲积出较为宽阔的河谷平坝，为流域尺度下稻作农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于地理地貌的相似性，都柳江流域整体形成了较好的生态均衡性；连绵的中低山与奔涌的水流，也为侗民顺水而徙、在流域中发展稻作农业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将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都柳江流域苗侗聚居点作空间落位后发现，侗族聚居区主要位于流域中河谷平坝地带的水利优势地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北密集、西南稀疏”的空间格局。

图 8  都柳江流域侗族传统村落分布和集聚性（左）；都柳江小流域单元分布（右）

总体而言，侗族居民在迁徙至都柳江流域后，于都柳江河口两岸及支流的河谷平坝地带创建大量“原生聚落”，并循着支流河谷不断扩张，将小流域发展成为相对独立、内部具有文化一致性的人居单元。小流域人居基本单元以分水岭为空间边界，以小款为社会组织结构。而更大范围地区（如六洞、九洞地区），则是由多个小洞所共同构成的流域区域，由大款来进行统一治理。这种以立约为誓的组织机构，在特殊时期代表了侗族社会结构的最高层次，维护了基本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都柳江流域的侗族人居系统最终形成在地形、风貌、社会、文化上具有相对一致性的人居文化区。

表 1  六洞地区定居情况

侗族人民在长期的人地互动下，流域中不同尺度的人居空间彼此嵌套、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最终形成具有多层级多尺度特征的有机整体。不同尺度所侧重的人居环境系统有所不同，其中，流域侧重于基本的自然系统，其本底特征为全域的稻作农业奠定了基础；河谷单元受流域生态均衡性的影响，具有文化的一体性与营建风格的相似性，但又因高程的影响而呈现出垂直分异的分布特性及相对封闭性，促成聚落居住系统中“山—水—林—田—村”同素异构的发展特性。最后，在与“侗款”社会组织的耦合过程中，“流域-小流域-聚落”的多尺度物质空间类型最终转换为“人居文化区—人居基本单元—人居体”——具有层级性的侗族人居整体。

图 9  都柳江流域侗族“人居文化区—人居基本单元—聚落”多层次嵌套格局示意图

在环境变化过程中，侗族聚落主体系统不断进行着适应性调整，与自然、人工、社会、文化等多元因素相互作用，表现出独具地方性特征的人居环境动态耦合机制，影响着聚落的营建过程，并最终促成侗族人居空间格局特征的逐渐发展成型。

自然资源的匮乏对聚落的营建具有限制效应，是侗族族群集体迁徙的主要动因。而当侗族迁徙完成后，都柳江流域优越的自然本底条件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限制效应也不再明显。同时，自然环境因素也决定了聚落营建的选址与布局。在选址阶段，河谷平坝区自然条件最佳，其诱导效应也最为显著。在侗族定居后期，河谷宽坝地区由于自然承载力更大，诱导聚落完成了由单核心向多核心结构发展的演进过程；河谷窄坝地区因自然承载力受限，则对聚落的就地拓展起到了限制效应，使得侗民朝向山坡、高山发展。在自然的限制与诱导效应同时作用下，侗族人居逐渐在都柳江流域分化形成具有垂直分异特性的河谷-山地聚落群以及河谷平坝型、山间谷地型、山腰坡地型三种不同的聚居模式。

在自然因素影响聚落营建的同时，以侗族人为主体的聚落系统也通过主动调整建设内容、强度与布局等人工措施，对外部自然条件的变化进行了适应与调整。加快地域空间结构构建、完成生计模式转型是侗族族群在完成迁徙后，面对自然条件变化的主要调适手段。聚居于河谷地带的侗民借助地理环境的相似性，成功移植以水稻耕种为核心的传统生计模式。聚居于山腰、山谷地带营聚的侗民则需要与山地环境的变量相互适应，通过对自然的调适效应，实现由平原稻耕向山地稻耕生计模式的转换。

社会与文化是人居环境系统的社会基础，在聚落营建中具有协同效应。为了社会秩序的组织与生存资源的获取方便，侗族聚落建构了名为“款”的社会组织，与聚落空间营建同构发展。当聚落扩张到一定程度，款组织的管理范围则逐渐扩大，成为隐藏在聚落空间背后的深层秩序。与此同时，文化习俗也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核影响着侗族聚落的核心空间，与聚落营建协同演进。其中，侗族传统文化体系在演进过程中延续了稻作文化的核心，并不断通过吸收建设中的经验或教训，固化形成诸如“稻—鱼—鸭”共生系统等地方性知识，使其成为当地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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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名誉主编:吴良镛;

主编:顾朝林;执行主编:武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