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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浪潮正在重塑城市居民对日常生活的感知体验，推动当代社会步入一个加速社会的情境。尽管现有时空间行为等研究对空间现象与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时间变化背后的作用逻辑与空间响应仍缺乏深入挖掘。本文从规划角度出发，结合时间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时代下城市时间的加速趋势，讨论了其空间响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使得时间数字信号化，驱动时间呈现瞬时化、无序化、碎片化的特征，拓展了时间的媒介、交易、制度等价值，时间性成为结合空间、定义空间的关键要素。面向数字化作用下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响应，本文提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生活圈规划策略，即需要以规划价值观转向推动时间导向的空间规划与平台介导虚拟空间治理，适应现代城市化和数字化发展的需求，塑造更有诗意的栖居。
引言
时间是由包括技术在内的社会系统创造，不仅是帮助社会主体安排活动及其实现秩序建构的尺度，也是与日常生活经验关联最为紧密的向度之一。近年来，数字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服务飞速发展，作用于日常生活时间上最为典型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学术界所称的“加速社会”（accelerated society）。一方面，信息、资金、货物与服务的移动和资源获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与便捷，居民日常生活被更加精细的时间尺度所定义和度量，活动、地点与距离的时空互动关系也因此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对这种快捷与加速提出质疑，认为数字化让生活充满“无时不在、疲于奔命、单调机械”等负面感受，产生了信息时代下“时间危机”等话题。这种时间体验上的“二律背反”从逻辑上指向了技术与时间的互动，特别是数字化浪潮下的时间含义，是技术哲学、传播学、时间社会学等学科近年持续关注的焦点，也已成为现代城市研究的新话语与新论题。
长期以来，城市研究将人类活动展开在空间与时间之轴上，对时间的理解仍然偏向于物质化的、绝对化的和被利用的，而不是社会化的、相对的和被建构的，没有深刻透视时间的社会性和社会的时间性，特别是没有很好地挖掘社会中技术对时间的运作逻辑与深刻影响。最典型的是，目前智慧城市或智慧社区等规划实践更多是顺应技术变化的结果，将时间视作规划周期内相对均质与静止的概念、条件或者目标，并没有深入透视技术对时间的内在变化。又如尽管技术变化导致的“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已广为接受，但是对其引用多为背景性话语，没有深入讨论压缩后的时间存在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响。再如近来很多研究聚焦于虚实空间互动，建构了“同步现实存在、异步现实存在、同步在线存在、异步在线存在”等模式，将“多地同时、多人同步、多行为同步”纳入研究框架，容纳了远程办公、在线购物等模式，衍生了“时空破碎化、多任务”等概念，大幅扩展了城市研究在空间维度的层次性。但是，这些研究与实践没有正面探讨时间之变的历史进程与当下逻辑，也没有提出如何应对技术浪潮冲击下的时间变化与危机。
因此，加速社会的关键点是技术对时间的加速。技术改变了时间这一介导社会多元主体行动的媒介，也让加速社会不只在表层也在深层指向了社会运行的时间问题。在数字化时代，技术对时间的突出表现为时间的数字信号化。也即，数字技术建立了信息化标尺，各种形式的时间都可以被转换成数字信号的形式，时间也因此成为一种数字化的信息介质。这是以往技术作用下的时间所不具备的特征，也让时间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上的去物质化，转而与数据流、信息处理速度和网络连接的实时性等紧密相关。此时，时间不再是简单的线性流逝，而是与信息的即时获取和处理能力相关联，时间的存在形态与作用特征进而发生显著变化。
首先，数字信号让时间的感知更即时，信息交流倾向于即时满足与快速响应，时间被更加“压缩”。这一压缩程度甚至远大于哈维彼时立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所得到的生活节奏加快和时间感知压缩的结论。其次，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对虚拟空间的创造、复现与关联，活动的互动场景脱离了具体的现实地理位置，产生了超越物质空间尺度的时间延伸，活动发生的时间场景更为多元。再次，时间可以在不同的空间维度被叠加，多个活动可以于同一空间同时发生，一个活动下多个子任务也可以于不同空间并行。最后，数字设备使居民随时随地链接到网络后，时间概念不断细分、极度切割，表现为“争分夺秒”的各种时间碎片。
除直接定义时间速率外，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聚合链接作用，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激发了数字平台的出现。平台通过算法实现供需实时匹配，也以递归和循环促进的方式聚合海量商品、信息、资源、服务等提供者（即数字劳动者），持续吸引各类数字消费者。因此，依托互联网平台高频获取应需响应的第三方服务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数字平台进而演进成为数字化社会下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成为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者。这一秩序表现为，在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等应用场景以及“让人买、让人跑、让人来”的机制中，不同主体间进行了时间、劳动与商品价值的交换，平台成为各项活动时间交易的密集发生地与集中场所。具体来说，数字技术细化了时间概念，在平台算法协助不同主体进行利益计算与权衡时，将时间与价值、价格挂钩，使得时间自身的资源性所带来的商品价值愈发明显。因此，时间价值不再抽象，而是变得可以被直观感知，表现为“每分钟多少钱，超时多久罚款多少，节省多长时间会被打赏多少”等。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作为新型的时间秩序，被赋予了可以被交易、转化的价值。尽管时间交易并不是新命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时间一直呈现出明显的商品化发展，但是数字技术下的平台作为催化器和加速器形成了时间创造、节约、调节和惩罚的新机制。
同时，数字化让传统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时间充满了价值，也就是拉长了传统的时间阈值范围。在平台作用下，时间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被交易，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活动所对应的时间与空间，脱离了原有地方秩序制约。针对活动发生的时间场景，有学者针对夜间活动的拓展提出夜晚是分析城市生活的重要时间维度。此外，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由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和新媒体运营者等进行的数字非物质劳动，同样脱离了原有时间边界的限制，在数字媒介下产生着新的社会价值。
最后，时间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在数字社会更好地发挥了其介导价值。时间信息呈现于城市时钟、居民智能手机、手表等设备中，成为链接社会安排、居民行为等一系列日常活动的后台媒介。有学者探讨了不同场景下智能手机造成的线上社交模式和不同活动间的交互关系差异，发现时间作为串联实虚空间系统的媒介，关联了线上线下、前端后端活动的决策与行为全流程。这种媒介理性的实现依靠数字化对居民、环境的时间信息更精确的测量与传递，促使居民进行实时化、动态化的决策。居民在站点等车时，会依据车辆时刻表、到站情况、时间预算与前方道路情况进行综合对比，最终得到相对优势的出行方案。
图2 时空关系的数字化重构
其次，随着数字化对社会的整体改造，从固定时空到灵活时空的转变也体现了活动发生的可变性、易变性。在数字化参与之前，不同活动时间的划分往往伴随着空间的转换，个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边界、私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分野是清晰的，与之相对的城市时空间结构也是长期固定的区位选择结果。霍尔将这一时空节奏阐述为工业文化社会下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的、关心准时性的单向计时制（mono-chronic time）。而在当下，数字技术对设施和空间的链接使得活动脱离原有时空边界，时空间结构呈现更多短期、随机的行为选择结果。基于网络的混合与互动，在非对应惯常时间的空间内同样可以产生现代服务所主导的活动。有学者针对夜间代驾和配送现象，分析将夜晚休息时间继续投入到社会经活动中时，由于空间资源与数字资源差异造成的服务不平等问题。不止于此，也有研究通过社交媒体签到数据判断工作日与周末不同时间活动类型的细分差异，发现传统泾渭分明的、固定的时空边界在数字化作用下被消解，开始向公私不分的、模糊的、基于实际需求的灵活时空转变。
在数字社会下，时间的加速转向与价值发现对空间本身产生了多种作用形式与结果。首先，精细化的时间限定了空间范围，在不同层级约束了活动发生的尺度。现有国土空间规划指南从指标层面提出步行5分钟内和15分钟内设施覆盖率等要求，从时间出发补足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短板。此外，将时间维度引入空间边界限定主要有两种探讨：一是对单类活动的地理背景不确定问题进行实时化切片解析，讨论在单次出行中不同交通环境所对应的移动感知与行为决策；二是对城市环境自身的时间序列进行动态层次分析，呈现在不同时刻的聚类空间边界。这种实施与分析离不开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精准化感知的发展，以及技术对活动的客观制约与主观企划的影响。总体来说，传统基于空间的本地化、工厂化、地方化的空间组织模式一定程度被消解，迎来的是基于紧凑、高强度时间利用的全球化、扁平化与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这种时间对空间的限制核心在于活动发生经由数字化介导从“共场”转向“共时”，时间成为限定空间边界的新尺度。
其次，时间转变了空间的形态，时间的分配带来了城市活动的拓展与变革，场所不局限于固定而趋向于流动。流动空间一方面体现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上。在从场所空间到流空间转变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引发、引导的行为变化创造了不受传统地理限制的时空关联，使城市与区域间建立了超越等级和临近性的流动网络联系，导致空间结构从树形向非树形发生转变。针对线上时间分配的主要活动，如短视频社交平台，有学者现其所体现的城市网络关联较传统信息流更加分散。另一方面，流动性也体现于不同数字化场景中活动空间的立体化拓展上。通过比较城市内不同餐饮设施的分布，有研究发现依赖数字平台的餐厅减少了对水平层面交通可达性的依赖，在垂直方向也拓展至非正规空间。这种拓展固然受到区位、地价等传统因素影响，但也受到食物的就餐、准备、配送时效等时间要求。当下，流动空间也开始逐渐取代地方空间成为支配数字实践的主要活动场域。
再次，时间使得空间呈现丰富的功能特征，通过互联网平台组织形成的时间市场对社会经济的聚合、拼装，时间的分配、交换、消费等再生产过程得以在空间中落实。由于时间的传播与交易，流动脱离地缘关系而转向基于数字的选择性关系，活动倾向于发生在虚拟聚集时段所对应的现实空间。城市系统内部产生了通勤时间叠加服务时间的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的移动空间、短时内因获得“热搜”而人流激增的网红空间，以及线上花时间浏览与线下花时间前往相结合的隐形消费空间等新型空间秩序。有研究通过分析平台、消费者、店铺以及骑手等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发现了虚拟集聚引致实体集聚的作用模式，并呈现需求集中区伴生的分布特征。可以发现，时间的交易、传播不仅作用于功能业态的出现，而且反映在空间功能与 自身的演进乃至消亡上。
最后，由于城市资源的时空性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平台聚合下价值化的时间成为评价空间质量的重要标准。现有讨论空间质量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空间分异展开，关注人群差异和区域流动性不平等等问题，空间可达性是定义服务边界、评价服务质量的主要标准。事实上，除了空间可达性差异，时间自身的可达性对于线上获取资源和线下获取支持也是重要的评价因素。在“快即是好”的价值取向下，空间评价标准中引入了更多时间要素。例如：在线下维度，生活圈等概念也已注意到由于不同时间尺度所涵盖的空间场所范围不同，进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服务可获得性；在线上维度，美团快送、盒马鲜生等生活服务业态规定了配送服务时效，并为保障服务质量对骑手设置了奖惩机制，与之对应的空间是否是“盒区房”、线上服务时效同样是目前平台主导下定义空间质量的新发展。
当前，西方规划学界正在积极讨论15分钟城市等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时间都市主义浪潮。其核心观点是通过多样化、高密度的临近性和各类数字化服务保障本地生活，实现日常生活“人本”尺度的回归。其概念总体正确，但是有关15分钟的时间阈值标准，事实上已成为加速社会的隐喻，提高城市效率和可达性的期望同样可能成为新的时间桎梏。无论是当下“外卖骑手之困”，还是在工作、消费等不同场域中被“时间殖民”的居民个体，都无法主动、自由地体会到城市生活的生动性和完整性，导致社会整体陷入数字化编织的罗网。因此，西方提出的平台城市主义或是时间都市主义可能并不是解决当下时间问题的一剂良方，而需要有更加完善的、适应数字社会特点的都市主义理论。
针对时间变化的空间响应结果，可以通过空间规划和治理手段加以改善。在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规划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导向下平台、市场对时空间变化的作用，还需要综合考虑技术进步下新的公共价值内涵，结合时间公平、数字鸿沟等议题，引领城市建设发展。具体而言，应顺应落实市场响应中的合理部分，如利用互联网生活服务业态、智慧交通平台等在提供便民服务、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上起到的支持作用，为新兴数字产业提供创新空间、政策支持等来适应智慧发展模式。而针对不合理的部分，如公共空间的过度商业化、空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时间资源的利益导向等问题需加以调节，限制过度开发，确保公共空间的公平开放，以保证市场响应与城市长远发展目标相一致。
目前空间规划中主要考虑以时间作为空间服务绩效指标。例如：在建筑与公共空间尺度，巴黎、旧金山等地以数据驱动规划决策，促进校园、广场、社区商业等设施融入城市虚实空间系统，鼓励差异化的时间开放安排，优化区域的时空秩序。在社区层面，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的社区生活圈、便民生活服务圈和完整社区建设等实践，以居民日常生活为关注点，推进社区的专门改造与服务完善。通过使用不同的时间尺度对城市功能进行约束，使空间规划呈现多层次的协调性。在具体要求上，需要考虑以临近性为核心，以设施密度、多样性、数字化的提升作为空间规划弹性的着力点，结合灵活的时间管理手段，实现居民生活时间安排与设施时间资源供给的动态匹配。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平台主体的介入，城市的实虚空间数据可以被感知与操作，并以数据治理作为虚拟空间治理的抓手，促进虚实结合的转型。这一转型主要由技术、资本和城市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数字平台在城市中的日益发展决定。首先，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深入研究和分析多源数据反映的城市时间，可以了解居民的出行行为、消费行为等在不同数字生活场景下的时间利用模式差异，为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次，通过聚合大量的网络订单、服务数据，可以刻画城市空间范围，表征设施的实际服务供给情况。以往的蓝图式治理通过静态用地图斑进行前置式规划，无法完全实时、动态掌控设施与用地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今，使用者、供应商、管理部门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共同聚合在城市平台体系中，通过数字化方式联系起来，达到了以前较难实现的全过程参与的治理维度。例如：北京市“接诉即办”“一网统管”等城市治理实践，就是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以平台为载体对城市问题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治理。
数字化正在加速缔造社会与生活方式的时代巨变，让时间与空间的两条轴向都在发生结构变化。相较于对空间的深刻关注，已有研究对时间的理解还不够充分，而后者又是在数字社会与存量规划阶段对城市社会影响更为深远的因素。因此，时间的缺位限缩了我们对数字化与时空响应命题的理解。本文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借用技术哲学、传播学、时间社会学等有关技术与时间的讨论，总结了时间在数字化作用下的内在逻辑变化，讨论了数字化对时间加速的内涵解析与价值呈现，分析了时间变化驱动的空间响应，进而提出了面向未来的规划策略。我们的核心观点概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数字化导致了时间的数字信号化，驱动时间的感知和运行加速，特别是结合数字平台等社会形态与技术工具，促进了时间价值的显化，但也隐藏了时间的危机。
（2）数字技术的变化让时间越发成为结合空间、定义空间的关键要素，形成了时空压缩、时空脱域等模式，成为理解空间问题的关键视角。
时间城市规划的概念、内容与方法——兼论时间城市规划的时间观、空间观与人间观
编辑 | 顾春雪
排版 | 徐嘟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