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快递：第二百七十期

进行城市研究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文化在城市中的作用。沿着这一主题，本文概述了文化作为城市研究的研究对象的演变，并希望对相关研究中两个持续存在的趋势加以探讨。第一个趋势是地理和理论上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往往将西方以外的城市视为例外，或需要通过与西方案例或理论模型的比较来验证；第二个趋势是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经济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忽视了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为了克服这些限制，本文围绕“重新学习”的概念，将记忆、非正规性和冲突的遗产重新插入到关于城市文化的讨论中。本文利用哥伦比亚波哥大“26 号大街”的民族志研究，表明通过当前的城市文化框架很难理解处于种族隔离和城市暴力之中的非正规文化实践。它们需要更开放的框架，以纳入共存的不同方式，通过日常的细微活动探索空间。这些要从多方面考虑的文化现实促使我们“重新学习”各地城市的文化，并推进重视非西方城市空间的文化理论化进程。

全球社区作为一种新的移民定居模式，已被证实有利于美国的居住多元化和公民参与。我们通过对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市进行实地调查，考察了中国作为新的移民目的地国如何形成全球社区。通过实地观察以及对移民居民、社工、餐馆老板等进行深入访谈，我们发现了推动社区演变的几个因素，包括移民的市场化理性选择、当地政府的多方位服务、中国少数民族的桥梁作用等。义乌模式为思考移民定居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值得城市研究学者更多的关注。此外，我们发现的模式揭示了美国以外的新移民定居机制，丰富了当前有关全球社区和新移民目的地的文献。

中国、全球社区、移民、多民族社区、义乌

Carmen Perez-Del-Pulgar（德国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西班牙巴塞罗那城市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

Isabelle Anguelovski（西班牙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巴塞罗那城市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加泰罗尼亚高等研究院）

James JT Connolly（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城市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

首次出版时间：2024/04/09｜研究论文

Abstract

As city-level decisionmakers generate urban policies and spatial interventions aimed at enhancing children’s environments and increasing their health, wellbe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urban life, they also impact the types of citizens that cities produce. Yet, despite the increasing ubiquity of city plans targeting the creation of child-friendly environments, child-centre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the urban built fabric have not been a major analytical theme compared to other economic, spatial and welfare aspects of city restructuring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 urbanisation. In light of this need for greater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child-centred urbanism, we compare and contrast how plans reorganise children’s urban social space across different neoliberalising contexts. Drawing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in Amsterdam, Vienna and Bristol in 2019, including 46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child-friendly planning, we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place-based subjectivation processes operate within these plans. We argue that child-friendly urban plans are instrumental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subjects that have internalised the norms of neoliberal urbanisation.

当城市决策者制定城市政策和空间干预措施旨在改善儿童环境并提高其健康、福祉和城市生活的参与时，这些政策和措施也会影响城市培养的公民类型。尽管以创造儿童友好型环境为目标的城市规划越来越普遍，但与新自由主义城市化背景下的其他经济、空间和福利方面的城市重构相比，城市建成环境中以儿童为中心的转型尚未成为主要的分析主题。鉴于这种对以儿童为中心的城市化进行更多的实证及理论探索的需要，我们比较和对比了不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规划如何重组儿童的城市社会空间。根据 2019 年在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布里斯托进行的实证研究，包括对参与儿童友好型规划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的 46 次半结构化访谈，我们分析了基于地点的主体化过程如何在这些规划中运作。我们认为，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有助于创造内化了新自由主义城市化规范的主体。

child-friendly urban planning, neoliberal urbanisation, place-based subjectivation, urban sustainability, urban wellbeing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基于场所的主体化、城市可持续性、城市福祉

摘要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几乎没有土地登记，而政府主导的正规化计划往往遭遇居民对地契使用的有限接纳。理论上，城市的土地所有权登记可以给个人和公众带来好处。然而，与非正规土地保有权相比，土地所有者如何评价正规产权的各个维度却尚不明晰。我们通过将产权分解为与土地保有安全性相关的多种功能，并采用创新的方法组合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有奖励的支付意愿调研活动、问卷调查以及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进行的深度访谈。考察土地所有者如何看待土地保有权的各个方面，可以增进我们对非洲城市有限土地正规化的理解，并为能更有效地满足当地对土地保有安全性需求的其他替代性政策方法提供依据。

发展、非正规性、产权改革、土地保有安全性、非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