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期刊】URP新编 | 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识别及其空间格局

作者简介

周政旭（通讯作者）、石亚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高梦瑶（右）、江远婧、李辉，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文章导读

乡村人居遗产构成国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人居科学为理论基础，选取小流域作为基本空间单元，综合考虑了村镇聚落、生产性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要素，通过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类遗产要素的权重，构建了包含5581个小流域的空间数据集。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莫兰指数，识别出乡村人居遗产的空间聚集特征，划分出140个富集单元和1912个聚集小流域，进而在全国范围内识别出20个聚集区和48个聚集亚区，形成了一个分层级、系统性的乡村人居遗产空间格局。为中国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格局提供了科学的识别方法和空间依据，同时也为构建全国性的乡村人居遗产新格局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字数：5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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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指出要建设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乡村是我国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乡村物质景观和文化意境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下，形成了分布广泛、丰富多样、价值突出的乡村人居遗产，它们是乡村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我国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遗产也受到严重破坏。面对这些问题，近年我国乡村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受到重视，制度措施整体体现出如下两个趋势：一是强调遗产的系统保护，不同类型的遗产、特别是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共同构成保护对象体系；二是注重乡村遗产保护的空间整体性，强调一定空间范围内具有相似特征或相关联的人居遗产点的整合，强调村镇聚落类遗产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系统相统一。

中国乡村人居遗产分布广泛、总量巨大、类型多样、地域多样性突出，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的整体格局仍不明晰，保护对象的完整性、系统性也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研究及实践的空间单元上看，以行政区为单位开展的乡村文化保护工作也存在一定局限，不利形成遗产保护、历史传承与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为提升乡村人居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亟需在明确基础空间单元的基础上，整合建构多层级、多要素的乡村人居遗产空间数据库，识别出乡村人居遗产的重要聚集区域，以此作为政策制定与项目实施的参考依据。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以人居科学为基础，探索一种构建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空间格局的方法，为进一步营造重点地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新格局提供基础、系统的空间依据。

在人地关系的长期互动中，中国乡村人居遗产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地方特征，种类多样。本文整合现有乡村遗产构成要素，根据遗产的特征，认为乡村人居遗产可主要分为村镇聚落遗产、乡村生产性景观遗产，以及依托于长期聚居生产生活而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类型。基于三类中国乡村人居遗产的辨识，并出于当前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初步将8项遗产列为构成中国乡村人居遗产的关键要素各类遗产的主要信息见表1。

本研究认为小流域是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研究中较为理想的基本空间单元。乡村人居遗产聚居区由要素所在的小流域聚合构成，在一定范围小流域中，呈现一整套相互配合、结构有序的自然-人-社会-居住-支撑组合系统。同时，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具有人居环境层级嵌套的空间属性，也有受社会组织或社会分工影响的空间嵌套关系。国内外自然保护地遴选中的关键要素空间叠置为乡村人居遗产空间识别提供方法启示，“大区-区-亚区”等的空间分级的范式则能够回应人居科学对于空间层级间相互关系问题的关注。综合以上，本研究将识别区域型的乡村人居遗产集聚大区，并在内部以区划形式，进一步识别乡村人居遗产亚区、富集流域单元等，构建起层级嵌套的聚集区空间体系。

完整性。首先，保证研究区连续完整，应当覆盖中国大陆地区的全域乡村空间；其次，避免乡村人居遗产落位空间的遗漏，面状与线性的遗产所涉及的小流域单元应当全部被拾取。

层级性。按照一定层级，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可划分为若干的聚集区、亚区、富集单元（组）。

均衡性。为减少流域面积大小的对结果的影响，保证小流域分值判断均衡合理，在判断小流域遗产是否富集时应综合考虑小流域内所含的典型乡村人居遗产要素总值与密度值，将数量多且密度高的小流域识别为乡村人居遗产富集单元（组）。

实用性。应适当将实际执行的难易程度纳入考虑，尤其在亚区层级的判定时，尽量避免跨越省级行政边界，尊重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语言与文化认同，最大程度方便乡村人居遗产的空间层级管理与价值普及。

研究使用的小流域数据来源于中国流域、河网数据集（https://www.resdc.cn）。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国家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乡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4类点状数据，分别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的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https://www.mohurd.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https://www.neac.gov.c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https://ich.unesco.org/），通过百度API接口（https://lbsyun.baidu.com/）爬取村镇点位的经纬度信息，经过坐标转换计算后导入ArcGISMap10.5工作空间，拾取点位所在的小流域单元。

对于在乡村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4类面状数据，分别整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https://www.unesco.org/en）、联合国粮农组织（https://www.fao.org/giahs/zh/）、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http://www.moa.gov.cn/）、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http://www.icid.org）公布的遗产地认定系统专属网页中关于遗产地位置的详细文字描述，结合中国乡镇行政区边界数据（https://mulu.tianditu.gov.cn/）与10m空间分辨率地表覆盖数据（https://viewer.esa-worldcover.org），在ArcGISMap10.5中空间定位并拾取面状遗产地覆盖的小流域单元。

研究检查并剔除了位于城市建成区边界（data.tpdc.ac.cn）内的遗产点和面状数据，同时，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不足而未列入本研究。

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设计层次结构模型，邀请专家在同一个层次对构成要素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以决策8类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要素的重要性权重。使用算术平均法集结专家数据，计算得到8类要素重要性的权重（表2）。

为避免重复计算，根据权重分配的结果对同类要素作去重处理。如既是国家传统村落、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村落，只计入后者。

将小流域单元内所包含的乡村人居遗产构成要素的总数与其类型权重的乘积总和赋为该小流域乡村人居遗产加权得分总值。将遗产加权得分总值除以流域面积赋为该小流域的人居遗产加权得分地均值。

使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以Moran's I评估空间表达为聚类模式、离散模式还是随机模式。p 值小于 0.05 的要素视为具有统计显著性。如果Moran'sI为正则指示聚类趋势，如果Moran'sI指数值为负则指示离散趋势（Moran，1948）。

使用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局部莫兰指数 Anselin Local Moran's I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热点、冷点和空间异常值分布区域（Anselin，1995），并进行空间制图。

将8类识别要素矢量数据链接到小流域矢量数据中，识别乡村人居遗产所在的小流域单元共计5581个。这些小流域总面积为189.20万km²，约占陆地国土空间总面积的19.68%。平均面积为339.02km²，略低于所有小流域的平均面积。

采用自然断点法，分别将小流域内乡村人居遗产总分值、地均分值分为由低到高5类。从总值看，得分较高两级小流域的连片分布区位于陕西中部到南部，浙江中南部，贵州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从地均值看，得分较高两级小流域连片分布于青海东部、山西南部、安徽省南部、浙江南部到福建东部、湖南西部、湖南东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等地。

提取小流域内乡村人居遗产总分赋值、均分赋值排序的前5%、10%、20%，分别取二者交集进行划分试验。在阈值为10%时，共得358个小流域单元，对拓展现行保护范围最具参考价值，综合效果最优。合并相邻的小流域后，共计140片小流域集合，认定为乡村人居遗产富集单元（组）。140处富集单元（组）总面积约为8.71万km²，分布在全国20个省级行政区，466个县级行政区，呈现出明显的华北—西南—东南分布格局。

全局自相关分析中，总分值和地均分值计算结果中的p值均为0，Moran's I 指数均为正，Z得分＞2.58，表明流域乡村人居遗产总体空间分布为聚类模式。通过聚类和异常值分析，识别高—高值聚类的小流域单元集群，共涵盖1912个小流域，总面积为43.64万km²，覆盖陆地国土面积的4.55%，涉及中国28个省级行政区、175个市级行政区、771个县级行政区。聚集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河北省—陕西省—河南省的交界处、重庆市—贵州省—湖南省—广西省的交界处、浙江省大部、云南省多处有大面积的分布，在福建省、浙江省、安徽省也有较大面积的分部。西北、东北地区的聚集区普遍较为分散，且规模较小，华北、西南、东南地区聚集程度较高、聚集规模较大，与中国人口地理分界格局呈现一致性。

以乡村文化遗产的空间聚集为基础，参考《中国民居建筑丛书》中民居建筑谱系、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等相关成果，结合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语言与文化认同，在全国层面识别划定出20个聚集区，48个聚集亚区（表3）。将聚集区、聚集亚区与前文识别出的140组中国乡村人居遗产富集单元（组）进行空间叠置分析，发现三者一致性好，绝大部分的乡村人居遗产富集单元（组）都位于识别出的聚集亚区之中，是聚集亚区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居单元。他们共同反映出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的整体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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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初步建立中国乡村人居遗产空间数据库，分析中国乡村人居遗产空间分布情况，识别我国乡村人居遗产分布的富集单元（组）。构建了涵盖“20聚集区—48聚集亚区—140富集单元（组）”这一分层级、系统性的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聚集空间格局。通过研究识别的“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聚集亚区—富集单元（组）”体系，实际上也可进一步称之为“中华乡村人居文化区—文化亚区—精华单元（组）”体系。

基于以上工作，研究对未来的乡村人居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提出以下建议：（1）将富集单元（组）为乡村人居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优先对象，发挥内部人居遗产集中度高、代表性强的客观优势，整体保护乡村自然生态和人居遗产格局，实现富集单元（组）内人居的安全、宜居、可持续发展，成为文化传承的核心承载与价值展示的鲜明窗口，并辐射带动周边。（2）在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与聚集层面，建立跨行政区联动的工作机制，在区域尺度上统筹人居遗产资源，形成乡村文化景观、人居遗产的保护发展的空间规划。（3）在全国国土空间层面，构建系统、全面的乡村人居遗产保护空间网络，与已有的各级保护地和生态廊道、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相联系，为营造中华文化传承创新格局在广大乡村地域提供空间支撑。

中国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识别和划分研究，是定量与定性研究结合的初步尝试，在数据获取和处理精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以人居科学系统整体论的视角研究乡村人居遗产聚集区与国土空间自然、经济、区位、人口要素之间的耦合规律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研究的不断深化将为乡村文化-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提供指导，将更有助于支撑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的构建。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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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名誉主编:吴良镛;

主编:顾朝林;执行主编:武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