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良文风的养成之道
华学诚
光明日报开设的《改进文风大家谈》栏目已经刊发了不少好文章，我想重点谈谈的是，就写作者个人而言，优良文风有没有比较好的养成之道。
个人优良文风的养成，我认为多读古代经典是不可或缺的法门。古人视“立言”为“三不朽”之一，因而特别重视著书立说，并留下极为丰富而宝贵的遗产。经典古文，历史文化积淀厚重，起承转合独具匠心，遣词造句生动精巧，成语典故丰富多彩。作为中国的文化人，主动自觉地挑选一些合适的篇什用心去读，完全是应该的。
从经典古文中读出“文心”。试想一下，诸葛亮的《诫子书》如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如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周敦颐的《爱莲说》如不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句，这些篇章还能流传千古吗？《文心雕龙》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句简单的话所指正是好文的真谛。虚夸不实的大话、无病呻吟的废话、不接地气的官话、没有内容的空话、人云亦云的套话、自以为是的蠢话、胡说八道的鬼话，都不可能有“文心”，更不用说深造自得。这样的文章，不可能让人喜爱，更不可能广为传播。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因为它们都能追求创新而师法自然。文无定法是指不要墨守成规，不能生搬硬套，并不是说写作没有遵循的原则。陆机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陈于陛说“作文不必论奇古，须自成一家意见”，这些都在强调创新，包括内容、形式、语言等各个方面。至于写作方法的最高境界则是师法自然。陆游说“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李梦阳说“夫文者，随事变化，错理以成章者也”，董桂敷说“造化真文章，本自无定相”，所强调的都是师法自然，袁枚甚至说“凡作诗文者，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
语言修辞也极为重要。《文心雕龙》说：“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章文采焕发，一定是章节没瑕疵；章节鲜明华丽，一定是句子没有污点；句子清洁明净，一定是字词没有瞎用。这句话虽着眼于字句章篇关系，核心意思则是说，把文章写好就要讲究语言和修辞。对语言修辞的重视，我国有悠久传统，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就是强调这一点。但凡事不可走极端，也不要忘记古人的另一番嘱托：“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
文学的“生气”与“高致”
彭玉平
在汉语词汇中，“清”与“自然”在审美领域是备受推崇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解释“清”就是“澄水之貌”。什么叫“澄”呢？《说文解字》又用“清”字给解释回去了。综合来说，清的本义就是形容水流安静而纯净透明的状态。虽然天地万物争奇斗艳，“形难为状”，但纯净透明的“清”一定是最多人赏爱的。
具体到文风，正如宋代林景熙《王修竹诗集序》说：“天地间唯正气不挠，故清气不浑。清气与正气合而为文，可以化今，可以传后。”只有清气与正气相结合的文章才能化今传后，而“正气”就涉及一个时代的理想与精神、一个人的操守与德性。
在老子哲学中，“自然”是终极而至高无上的法则，“自然无为而无不为，顺其自然则无往而不胜”，自然是通向一切的法门。庄子也说：“能顺其自然者谓之德，失其自然者谓之力。”“德”的地位尊崇，“自然”的地位也因此隆盛。
其实，清澄也是一种自然，是未被搅动、未掺杂质的纯净纯美。清澄自然是天地间的大美风景，也是人类的审美极境。文风从来不是单一的语言风格之事，中国古代文论历来有“文品出于人品”之说，与作者的德性追求、反映“理事情”的真实深广程度密切相关，但在表现形式，毫无疑问，清澄自然是一种文章之大美。
文学来自生活，一种好的文风一定与真实、灵动而深刻的人生体验相关，也与作者超越现实的宏观理论思考相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有了细致、充足而到位的生活体验，有了超越日常生活的领悟、提升和综合能力，笔下的文字必然是深具质感和光泽的。
文风的自信在本质上来自于内容的自信。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一个平素总体低调谦逊的王国维，何以在填词上如此自信呢？尤其是说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似乎有点出语张狂。但细究原因，王国维说的是在常规词风之外，自己将新旧交替时代的普泛性哲思融进了小词之中，以唤醒一代人的时代与人生之思，行走在时代思想的前列，这样的文风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言情、写景、语言的自然之致，从根本上依托的还是“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当我们的文学家在关注时代和生活的同时，具备了深厚、深刻与深邃的思考，再辅以自然的呈现方式，这样的文学，兼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灵动的审美境界，如何不让人流连忘返、叹赏不置呢！
学贵识见 文尚辞达
周绚隆
文风是反映一个社会学风、世风甚至政风的镜子。在中国历史上，围绕文风有过多次重要的讨论。中唐时，韩愈为了扭转当时崇尚骈俪、注重声律辞藻、内容空洞的文风，大力倡导形式自由的古文，号召要陈言务去（词贵己出），主张不平则鸣（表达真情实感），对改进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迎来唐宋古文的大发展。清代中期，朴学兴盛，学者相矜以知，“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姚鼐《与陈硕士》），“钩章棘句，以艰深文其浅陋”（袁枚《覆家实堂》），桐城派古文家遂通过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写作主张以救其弊。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风与政风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今学术研究中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风气，也影响到了学术写作，因此学术作品的文风出现三种不良倾向：
一是为发表而写作，标题雷同，缺乏新见。最为明显的是，各类刊物上，以“×××视域下的×××”或“以×××为中心”等话语模式为标题的文章比比皆是，背后折射的是发表的焦虑，表现出来的则是缺乏创新。
二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跟着西方的概念跑，就是试图用晦涩的表述掩盖自身理论的不足，导致生涩缠绕，词不达意。近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流行所谓“副文本”“互文性”“书籍史”等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一些年轻学者赶潮追捧，除了概念本身比较新颖外，并未带来理论、方法上的实质性突破。有些论文，从概念使用到语言表达，都不免应和了“以艰深文其浅陋”之讥。
三是片面追求文章的篇幅，有的刊物明确表示不发短文。在数字化时代，文献的获取更为便捷，为追求篇幅，作者会无节制地堆积材料。文章长短固然与讨论的话题大小有关，但对篇幅的积极控制，能挤掉多余的水分，让行文更加紧凑，表达更加清晰。
清人程廷祚在与程晋芳讨论古文写作时，引用《周易》中“言有物”“言有序”，和《论语·卫灵公》中“辞达而已矣”的表述，总结了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有观点，讲章法，表达清楚。这对我们今天改进文风仍是有指导意义的。
文风与作风
王充闾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级市调研，参加城建系统的年初工作动员大会。在一位年轻局长的报告中，我听到这样的“妙论”：
“新的一年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很紧，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不能打乱仗。这就要学会分析矛盾，抓住事物的本质，弄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什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得好，就能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次要矛盾解决得好，也能带动主要矛盾的解决。总之，什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就要突破什么，什么是工作的薄弱环节，你就要加强什么，什么重要就抓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讲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浮泛、空洞，所谓“博士买驴，书券三纸，不见驴字”。当时我很想问他一句：“你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现在，细细加以考究，认识有所深化，觉得这不仅仅是“话应该怎么说”的语言表达问题。
和文字工作者一样，从事各种具体工作的同志同样存在文风问题。特别是随着干部队伍年轻化，一些缺乏实践经验的同志尤其要警惕这一问题。有的单位贯彻上级文件，不是在把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结合地区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方案，将措施细化、实化、本地化，而是习惯于照搬照抄，简单化、教条化，囫囵吞枣式地传达。这种情况我们应引为鉴戒。
这里提到的文风问题，并非一般的徒托空言，后面还有深层的根由，主要是脱离实际。以那位年轻局长而言，由于缺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对于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问题知之不多，因而没有切中肯綮、鞭辟入里的见解，提不出一个成形的方案。既然如此，那么不讲也罢。可是，上级来人了，碍于面子，又必须拉开架势，堂而皇之地论说一番，显示出其口才、水平、魄力。
鉴于心里没数是因，空言是果，可知，改进文风须从改进作风入手。单就讲话（不止于此）而言，只要躬身实践，问计于民，摸准脉搏，汲取养料，就能使报告接地气、有实招，进而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