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里尼
约摸凌晨五点多,我坐在羽田机场开往品川的京急线特快电车上睡着了。一个左边胳膊带着黑纱的瘦削男子走进我的梦中。我的叔叔。我问,啥人死特了?爷叔讲了一个不相干的名字。我迅速醒来。窗外飞一般掠过的景致像是浸在晨曦,也像拉扯在黄昏里。
我顿悟了信使的翎子。九年前的今日,几乎就在差不多的时间,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几分钟前,父亲去世了。
当时父亲刚过了自己74岁的生日。虽然因为中风,歪歪斜斜的半自理的日子一过十几年,我总以为,稀里糊涂的时间总是还会无限复制下去。葬礼过后很久,我才知道父亲去世前一阵,母亲因为常年照料身体吃不消,曾动过送老头子去养老院的念头。
父亲在性格上算是一个蔫人。蔫人自有其果敢的一面。或许他不想去敬老院,也不忍再拖累我母亲,于是速速走掉了。那天凌晨,来自生活的终极杀招迅雷不及掩耳——就一口微小的痰液,卡住他的喉咙,几乎没有更多的痛苦。
我和父亲之间,很少有那些旧式的礼数,成年之后的往来,更像是平辈之间的走动。但几天后的追悼会上,最后老头子上车之后,我跪下磕了三个有点动静的头。父子一场,就此别过。
之后九年,偶尔在梦中见过父亲几次。没有嘱托,也没有需索。就像我们都在阳界的时候。或许是父亲早已参透世事,或许也真是拙言,只能沉静地看着我如何如何。
在父亲面前,我体验过世界上最无边无沿的,自由。从小到大,读什么样的学堂,找什么样的工作,和怎样的人恋爱,娶什么样的女子做太太,父亲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决定。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繁花》里的类似句式时,不禁拍案惊奇:噫,竟然如此!
所以,我成为今天的我,全拜父亲的“放过”所赐。我享受原生家庭的“极端自由”的成果,好坏之锅皆由我背,怨不得他人。
有鉴于此,虽然父亲渡过了平常其实也可以说平庸的一生,但是,这是我可以接受的生活。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明白,父亲的信马由缰,是出于智慧还是稀松。
父亲的盛年有17年留在了新疆阿勒泰。我就出生在福海县的一个建设兵团的连队里。
1980年,全家四人回沪。父亲顶替爷爷进了一家医院做工友。开始在药剂房洗瓶子,退休前在医院最有权威的岗位——门房间做事。父亲一生耿直,但不算很木讷,当然也不太会开玩笑,唯一一次让我爆笑的是看黑白电视里央视播放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父亲眉头一皱,骂了句:册那,瞎讲八讲嘛,明明介许多人,哪能讲两个人的车站?!
不同频,但审慎地保持尊重且不越界——我和父亲在漫长的相处中彼此都尽量恪守这个比较高级的原则。
但有一次我越界了。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一天父亲晚餐前说出去买根葱,然后一夜未归。母亲说,肯定搓麻将去了。我说我可能晓得在哪家。当时我们全家已经从原来的国定路550弄搬走了,但父亲的战场大抵还在那里。
当时发育得已经比较精壮的我进了里弄,在多个老邻居的眼神接力指点下闯进了一间烟雾缭绕的屋子。我掀了桌子,父亲有点生气,但还是和气地随我回了家。
那根世界上不存在的葱只是父亲贪玩虚拟出来的一个概念。多年以后,当我在某些时刻也在挖空心思生造概念强说辞时,突然想起了那次越界行动。父亲去世几年后,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父亲还活着,我每个月给他3000块,随他搓麻将。草木一生,快乐为本。
作为补偿,无神论者的我每年中元节前夜,在十字路口给父亲烧纸钱时,都会特意默念一句:喏,喏,这几叠元宝是给你专门搓麻的基金哦,不够再和我说。
那年的追悼会上,我没流一滴眼泪。但之后偶尔梦见父亲时,我梦中惊醒,眼眶濡湿。其实也没什么后悔。我是世界上最善于开解自己的人。父亲走的时候,虽不算高寿,但也马马虎虎过得去了。我只是觉得,他最后那几年,我应该多回去陪他坐坐的。
现在,父亲被永远困在了时间里。而我无法穿越。但我相信他能够看到这些文字,并且一如既往可以拿去豁胖——他现在所在的那个世界里,也是和人间一样飞短流长的吧。
父亲的一生,以最好的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默默放手,让孩子自己恣肆生长才是最理智的亲子。
报告父亲,今天我正在践行你的教育理念,你应该也看见了。
那年秋天,父亲去世前几日,我去看他。临走我问:老头子啊,侬想吃啥,我来买。
父亲瘪着嘴,不假思索地讲:侬买啥,我喫啥。
每当回放当天这一幕,我总是开始坚定我的想法:这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他真正做到了如今年轻人景仰的那种父亲——
身为人爹,毫无爹味。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王德伍先生去世九周年。就不屏到十年再写了。因为我现在就想你了。
(题图是1974年,我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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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总有一个桃源,看到不一样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