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美各国政坛可谓乱象纷呈，怪事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犹如一幕幕怪诞的肥皂剧，令人目不暇接。先是特朗普政府肆无忌惮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公然退出《中导条约》《伊核协议》《巴黎协定》，毁约废言，持续大打贸易战；继之是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意脱欧，即使已有两位首相辞职以及国内面临分裂局面亦不改初衷；次后是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府人员罔顾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在涉台涉藏问题上屡出狂言；再后是欧美多国媒体毫无原则地支持中国香港的暴恐活动、污蔑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各项行动，同时还诋毁中国新疆反恐斗争，对新疆暴恐真相采取选择性集体失明，新近又对中国为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采取的各项措施说三道四，甚至欧美多国还出现了种族主义言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欧美各国的上述做法表现出强烈的反智倾向，这种反智倾向不仅违背基本的常识、常理以及传统，而且漠视既定的国际法律与规则，有意破坏既有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在实践中强调以单边行动代替国际或区域合作，将所谓民族或国家利益至上化，将国际或区域合作污名化，无原则抹黑并打压竞争对手，等等。
国内外学术界以往对反智主义思想与行为的研究极为有限，仅仅有一些专题性学术成果面世，这些成果大多以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与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并未触及欧美各国更为广泛与宏大的反智主义思想与行为，尤其缺乏对当前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关注。本文拟对当前欧美各国流行的反智主义思想与行为展开分析，深入探究深藏反智主义背后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动因，总结并归纳当前欧美各国滋生反智主义的社会文化机理，为破解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乱象提出某种学术资鉴。
一、二战后欧美反智主义的滋生、表现及其发展
二战结束后，全世界迎来和平，各国人民普遍希望在战后建立稳定而且持久的国际秩序。然而，美国却深陷国际冷战思维中无法自拔，在欧洲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对峙，使欧洲断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另外，在冷战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左右下，各种极端反共反苏思想在欧美各国盛行，反共抗苏成为欧美各国一种共同的思想风潮，“在美国，人类主要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谓普遍存在，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它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两种政治层面上都得到支持”。但正是这一极端反共思想，使美国的主流价值体系遭受重创。为此，欧美各国社会各界对冷战中出现的问题展开反思，包括为何欧美各国传统的精英外交模式频现失误，如何在冷战中体现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理念，如何看待美欧各国层出不穷的极端与右翼思潮等。毋庸置疑，这种特殊的社会氛围为反智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欧美各国催生了一系列反智现象。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 · 霍夫斯塔德最早提出反智主义概念。针对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代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反智乱象，霍夫斯塔德大致划定了反智主义的基本范畴：“１９５０年代（美国）的政治动荡和教育论争，使反智主义这个词成为美国自我评价中的一个关键词，在未下定义的情况下悄然成为我们的习惯，一般被用于形容很多不受欢迎的现象……反智主义不应被定义为一种哲学精神。” 霍夫斯塔德认为，反智主义并非起步于二战后，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代，它植根于北美大陆早期清教文化，贯穿从清教文化到主流文化的发展全程，反映了美国文化与社会发展变迁的趋向。“霍夫斯塔德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反智主义：宗教反理性主义、民粹反精英主义、无反省的工具主义，尽管未能预见到大众传统机构对文化的影响会持续增长，但是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反智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现象”。上述三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反智主义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实际上也反映了反智主义内在的思想意涵，构成反智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基础。诚如斯言，反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关联性很广，实际上已超越不信任、批评以及否定现行教育制度、专业技能、专家智识的范畴。“就广义而言，用情感术语来表达，反智主义的表现就是不信任那些声称在某一专题拥有卓越知识和智慧的人，甚至就是不喜欢”。在现代社会，反智主义已不再单纯是一种学术现象或者逻辑，也不再是某些社会群体或组织对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知识与专业的排斥与疏离。在反智主义者看来，教育制度已成为构建新型社会等级制度的代名词，专业技能已经演化为精英治国的标志，知识分子更是成为国家官僚制度以及腐败政治的代言人。“善的本质取决于我们人类，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可能帮助其茁壮成长，就教育而言，善的本性包括关注美好生活，还有其质量、范围、深度以及包容。
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激发更重要的目标，特别是在当时绝望的情况下”。反智主义者的上述认识显然是对现代社会成果的歪曲，其结果只能加速社会的整体扭曲。反智主义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不同社会民众、群体、集团以及组织针对政府行为、现行体制、国家或国际行为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成为上述组织与群体打着维护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幌子而采取极端政策的一个借口。
反智主义在冷战时期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欧美各国面对冷战危险经常陷入集体失智状态，或者无理智盲信政府、精英政治以及规则，或者对其予以全面怀疑乃至排斥。“政治家与人民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给政党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使之达成与政治共识相反的定义”。例如，面对麦卡锡主义肆虐横行，美国民众乃至许多政治精英都对其荒诞虚妄之词坚信不疑，逆来顺受，甚至还为此出现歇斯底里的反共大恐慌。无独有偶，战后欧洲各国虽然没有出现反苏反共的社会风潮，一度还出现了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局面，但是欧洲的整体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氛围不断趋向保守，甚至各国还出现了排斥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的各种奇怪现象。“希腊与土耳其发生的危机，以及意大利所处的状况，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怕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领导人相信，不论是希腊还是土耳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在整个欧洲产生令人不安的心理与政治影响”。
究其原因在于，反智主义实际上为欧美各国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论，既强调自我否定，也强调对反向逻辑的运用。一方面，欧美各国无限扩大冷战的政治功用，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其广泛施用于国际事务与各国内政，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社会或者其他国家之上，这就不可避免会加剧冷战对抗的烈度，进而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混乱。“美苏冲突打乱了国际体系，改变了欧洲力量平衡，使殖民帝国碎片化，使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排得以重构，留下了恐惧的遗产，即注定要经历一个阶段的焦虑和紧张”。另一方面，欧美各国对战后西方的政策、机制以及规则展开反思，反思的主体并不局限于某个群体或阶层，包括多个利益集团、群体与组织在内。“反智主义是许多态度与观念建立历史性关联的一个结合体，这些态度与观念有许多共同点，共同的压力将它们绑在一起，我认为反智主义就是对生活、思想以及对被代表他们的那些人表示怨恨和怀疑，而且倾向于将生活价值最小化”。欧美各国正是通过全面贬低苏联的社会制度、文化思想以及意识形态，持续扩大自身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优越性，并且由此建立起自身在冷战对阵中的优势地位，扩大自身在国际法律、规则以及秩序中的话语权。“一些西方作者将苏联的意识形态贬低为仪式性浮夸，民族国家的统治精英很认真地将意识形态当作国家信条及其领导人信条，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也是荒谬的”。
其二，欧美各国将冷战诉诸于工具主义逻辑，形成极具功利化色彩的冷战思维与行为模式，这种反智化思维与行为模式注定会给欧美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增添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欧美各国在制定其冷战政策时，所设定的目标并非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更多情况下是使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遭受更大损失。“在关键性地缘政治地带或势力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秩序受到改变的威胁时，华盛顿就会毫不迟疑地使用其秘密公共服务体系”。上述做法集中反映了工具主义动机下的反智化思维与行为，即美欧各国的冷战政策旨在挫败对方，只要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宣告失败或者遭受更大损失，就意味着己方获得了胜利。反智化思维与行为模式是相对保守而且封闭的，即只强调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对方利益，只追求其政策实施结果，而较少考虑实现目标的路径、方法以及规则，这就注定该模式将会给冷战对阵双方带来巨大风险，进而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与欧美各国兴盛不衰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不同，反智主义从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以用于系统指导欧美各国的内政外交，它只限于提出一些零散、片段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及其实践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处处显示出无理性或者反理性特征。“就生活的意义而言，以人为本的学习方法建立了一种自我利益、个人主义以及常识性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反智主义提出一种逻辑谬误：作为牺牲理性为代价的参与和承诺，虽然诉诸于权威，但却对权威尽行嘲讽”。就此而言，反智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逻辑以及反理性做法，注定在理性世界中不会具备更多的通用性与可行性。所以，反智主义在冷战时期虽保持了一定影响，但却始终未能成为一种主导性思想与行为。但亦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冷战思维模式深受反智主义逻辑的影响，因此它使欧美各国的决策与执行体系变得极为脆弱，使其决策程序变得简单化，这就不可避免增加了欧美各国内政外交的决策风险与施政风险，同时也给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增添了不确定性。
总之，正是由于反智主义在冷战时期未能形成一种独立而且系统的思想理论，因此在冷战时期只能间歇性发挥作用，无法长期左右欧美各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方向。虽然各国总体上保持了平稳与有序发展之势，但也遇到许多危机与挑战，因而多有不同寻常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智主义在冷战时期美欧各国或许有间歇、顿挫以及停滞，但却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二、冷战后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回归及其表现
如果我们把战后欧美各国兴起反智主义归咎为冷战环境使然，那么，冷战后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的回归，同样也出自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安全问题沉渣泛起，政治右翼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盛行，金融危机、经济滞涨、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大规模病毒传播、气候变化异常等频频发生，对传统体制与规则形成严峻挑战。“毫无疑问，财政、经济与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影响到欧盟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而且也使欧盟在其全球影响力方面付出代价”。虽然欧美各国是冷战的赢家，但其国家治理机制、法治原则、民主与自由理念等均无法应对如此复杂的安全局面，这使反智主义回归成为可能。欧美各国部分精英开始向西方传统政治体制、经济规则、社会生活方式、道德理念等提出挑战，他们试图以非常规方式推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通过运用反智手段克服当前遇到的种种难题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反智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主题就是以全民社会参与代替少数精英决策、以大众政治模式取代精英政治模式、以平民主义更替权贵主义、以发展民族国家经济代替区域经济联合。以美国为代表，自特朗普问鼎白宫后，他对内公开挑战美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首先是以推特发声的方式向新闻媒体提出挑战，然后毫无忌惮地鼓吹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最后公开蔑视华盛顿的精英政治传统，逐次清除政见不合、不合己意的内阁阁员，公开任用女儿女婿担任白宫顾问而不避嫌怨，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针锋相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专家，称他们非常可怕，并且说他并不需要他们。作为总统，他似乎决定在没有专家的情况下治理这个超级大国：与外国领导人举行重要对话，在不征求内阁建议的情况下发布行政命令，任命没有农业和科学背景的脱口秀主持人担任美国农业和科学部主管”。在美国国内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均出现排斥华人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等现象，甚至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参与共同研究项目的美国学者与科学家，也受到不公正的调查、排斥与罢黜，美国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都对中国关上大门，等等。美国一瞬间出现了谈华色变、恐中仇中的氛围，大有重启麦卡锡主义之势。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外公开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积极推行单边主义外交，公开遣返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线建造隔离墙，单方面制定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公开允许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都。另外，特朗普还推行反全球化政策，鼓吹制造业回归美国，在全世界大打贸易战，以安全为借口在世界范围内打压中国的华为公司，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中国海域炫耀武力，连续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公开插手叙利亚内战，利用伊朗拥核问题故意对其实施寻衅和封锁，大肆破坏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心理因素、民粹主义、事后真相、可供选择的真相、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恐惧、恐怖主义等，正在为特朗普式的美国以及右翼化欧洲在东西双方沿着宗教路线的冲突做准备”。特朗普蔑视精英、体制以及传统，其政策完全有别于传统模式，许多政策与做法出尔反尔，不讲道义且不负责任，属于非常典型的反智行为。
这些做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美国及其盟国之间产生间隙，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导致政党、族群以及社会频频陷入纷争中。即便如此，特朗普主义还是在美国赢得相当多的人的支持，特朗普本人极有可能再次赢得总统选举胜利。美国电影制作人与社会活动家迈克尔·摩尔曾经成功预测了特朗普的首次当选，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将会在２０２０年赢得连选胜利。“应该说是重新任命，因为即使２０２０年会有更多人投票反对他，但他仍会赢得当前的选举”。如果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朗普主义将会在长时间内对国际社会以及美国的发展走势产生重大影响，其消极影响注定很难在短期内去除。
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党政治日趋保守，社会的民粹化色彩持续加重，各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态变得愈加不稳定。同样，欧盟内部的政党分布、规则以及目标等亦发生变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大，欧盟内部的向心力持续减弱，这些均为反智主义回归提供了政治土壤。“遍布欧洲大陆的民粹化反欧政党兴起，这一直是选民不满的最明显表现。第一批在选举中获益的政党是１９８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初兴起的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从此开始，欧洲大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系列政党加入其行列，包括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希腊和匈牙利。欧洲议会中的反欧盟成员的数量在 ２０１４ 年选举后占到欧盟议会的四分之一，他们挑战欧盟已建立的原则：包括主权分享、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团结协作、平等、尊重少数派”。这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右翼政党或者组织，在政治上鼓吹反主流与反传统政策，着力改变传统政治规则；在经济上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反对欧盟推行的移民、财政与金融政策，反对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等等。它们试图借助极端民粹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利用非正常的极端手段解决当前欧洲各国遇到的种种难题。
不仅如此，一体化代表了欧洲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趋势，得到欧洲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就像有学者所强调的，“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欧洲是一个无形的超级大国，按照经济实力最简单的计算，欧盟在名义上的 ＧＤＰ 几乎和美国相当，比中国多出６３％ 。当前的欧洲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而且有可能以后数十年继续保持这一地位”。然而，当前欧盟却遭到各方质疑，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英国从２０１３年首次提及脱欧公投，几经反复，英国与欧盟最终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达成协议，英国终于退出欧盟。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意脱欧，既要面对苏格兰独立带来的国家分裂、政党政治对立与分裂、北爱尔兰与英国渐行渐远等风险，又要独立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局面，重新打造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的地位。“用政治术语来说，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一直是英国政治一个分歧最大、情感波动最大的问题”。
可以想见，英国脱欧事件将会在欧盟框架下持续发酵，其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向外扩散，不排除会有其他欧盟成员国仿效英国，步英国脱欧之后尘。届时，持续了近 ７０ 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必将遭受重挫，欧盟及其成员国不仅会蒙受巨大损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会由此而出现动荡。“英国脱欧，对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奇领导的民主党是一个沉重打击，这被‘五星运动党’的支持者视为意大利独立的一个跳板。在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宣布支持英国脱欧，并且主张举行法国公投……这个结果表明，欧盟正在衰退，到处都是裂缝”。
由此可见，冷战后反智主义之所以在欧美各国大行其道，固然无法摆脱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幻的影响，似乎和冷战开启之初出现的反智主义极为相似，包括思想来源、表现形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然而，与前者不同，后冷战时期反智主义的回归不仅具有现实因素，还有更丰富、更多元的思想理论支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反智主义的思想内涵日趋丰富，其中尤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想以及反全球化思潮最具影响力。不仅如此，反智主义在后冷战时期拥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反智主义政策与行为不再形单影只，而是获得更多的民众与群体支持，这些新变化成为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基础。“反智主义就像特朗普在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中一直巧言令色所表现出的独有特征一样，最近的研究表明，民众几十年来对反智主义支持的态度一直在增长，尤其针对意识形态权力而言”。
三、反智主义在后冷战时期的思想与行为特征
诚如上文所言，欧美各国在冷战结束后频现反智现象，出现所谓的反智主义回归。这些反智主义思想与行为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大，几乎遍布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所涉及的主题也非常多，既专注于单个民族国家事务，亦着眼于跨国家的区域问题，还有许多直接关系到国际事务。因此，反智主义在后冷战时期产生的影响也更深远、更加持久。总体而言，后冷战时期反智主义在思想与行为上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概括为以下
两个方面：
（一）反智主义呈现出比较集中的思想与理论动因
相较反智主义在冷战时期的工具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等少数思想支撑，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回归，具有更丰富的思想理论内容，其中尤以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反全球化等思想的影响为最，其具体表现如下：
（１）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市场主义、个人自由以及多元意识形态，客观上为反智主义提供了一种非常宽松的思想环境，加速了反智主义中反传统、反体制以及反规则的历史惯性。“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维度包括竞争、私有化、放松管制、个人责任、利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为实施主要产品和服务而推行市场机制的集中、特别是以欧洲为例而实施的紧缩。如果没有争论的话，这些维度也始终保留了其意识形态地位与现实相关性”。欧美各国将自由理念绝对化或者神圣化，虽然暂时可以为自身的单边主义、利己主义以及霸权主义行径提供某种合理依据，但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国际社会的行为标准与界限，进而导致民族国家所恪守的自由原则陷入某种逻辑悖论，进而为反智主义中的反社会思维提供某种逻辑支撑。
（２）民粹主义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欧美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逐渐趋向分层化，不同社会阶层在思想、生活以及工作方式上存在的区分被扩大。“作为一种核心内容空洞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认定社会最终将分裂为两大群体———‘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它们虽是同质性的，但却相互矛盾”。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机制、社会规则以及历史传统等的权威性与代表性，客观上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民族国家或者区域组织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客观上为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的回归提供了某种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使许多国家反智主义行为得以披上民意外衣，得以在政府中登堂入室，甚至化身为某种政府行为或者国家行为。“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紧密相连，民粹主义是精英主义的必要反面，普罗大众总是需要有魅力的领袖人物，反之亦然……通过正常运用民主工具，例如公民动员、呼吁民众最广泛的政治情感，反智主义获得了支持”。
（３）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中，欧美各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强调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至上，甚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采取某些极端政策，不惜损害和破坏国际体制与程序，不惜违反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且始终标榜自身政策与行动是正确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某些欧美国家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以及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进而造成国际与区域秩序不稳定乃至动荡。西方著名学者卡尔·施密特曾就新保守主义明确指出：“‘正义战争’重新出现，对于近年来新保守主义与接触世界各国的人的描述而言非常重要，这也许就是全球空间秩序转变最明显的症状。”正是打着新保守主义的旗帜，许多欧美国家名正言顺地推出许多带有反智化特征的政策，许多政策与做法实际上与国际法律和规则相互矛盾，亦与区域秩序、机制以及规则多有冲突。例如，欧美各国在冷战结束后采取了许多域外军事干预行动，这些行动不仅打乱了国际安全秩序，改变了国际与区域规则，而且将多个国家或地区置于动荡中。
（４）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风暴发生后，欧美各国遭受重创，经济持续滞涨、发展乏力、公共财政紧张、贸易赤字加大，这似乎已经成为欧美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常态。“２００８ 年财政危机不仅直接影响到巴黎和伦敦维持福利国家所提供的防护等级的能力，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他们解决其无法持续的预算赤字水平的能力”。为此，欧美各国在全世界率先启动经济单边主义，掀起全球贸易战，大肆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浪潮。欧美各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认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贸易政策是掠夺性的，抢占了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现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不公平，不利于欧美各国，等等。“反全球化在本质上具有异质性，它包括了关于全球化进程、愿景、战略、策略的一些相反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看法。反全球化的支持者与参与者们声称，他们所致力的这场运动旨在争取全球公平与正义贸易，以及支持全球性正义与团结运动”。很明显，欧美各国试图建立的国际公平正义秩序与全球团结是一种逻辑悖论，因为正义与公平必须具有代表性与普遍性，不可能以少数国家获利而大多数国家遭受损失的方式实现。由此可见，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思潮具有典型的反智色彩，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在实践中注定也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二）反智主义呈现出非常强烈的社会性、发展性以及群体化效应
和冷战时期的反智主义不同，后冷战时期的反智主义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群体化特征，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反智主义不再局限在某个国家或者固定区域内，亦不为美、英等主要欧美国家所独有，反智主义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只不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智主义相比，欧美各国的反智主义具有更大的规模与影响，持续时间更长。这些反智现象出现或早或晚，但不论早晚或者持续时间长短，在本质上始终保持一致。“无知与傲慢、拒绝相伴，它们给所有的公共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关注的广度不断下降、总体知识水平不断恶化，这些对于政治精英是有利的，所以政府也没有兴趣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欧美各国出现的各种反智现象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欧美各国盛行一时的反智化风潮，因为构筑这些反智现象的政治与经济基础、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具有共同性与一致性。“从脱欧到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种族主义倾向出现令人忧虑的上升态势，对主流政治的幻灭情绪蔓延，多种迹象表明，富裕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愿再忍受现状，他们为什么要忍受现状，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工资加薪停滞、工作不安全以及贫富差距增大意味着什么。挑战摆在面前，即要设计一个积极的方案，该方案不会增加分裂”。进而言之，欧美各国反智主义在同一时段集中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反智主义的消极影响，使之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程度认同，在区域内部获得广泛支持。例如，在英国脱欧进程中，特朗普就对保守党政府此举大加赞赏，甚至在多个场合公开鼓励英国加快脱欧速度。“正是同样的分歧，许多英国公民已经厌倦了学术界、媒体、政府以及商界精英做出的高高在上的决定，并且厌倦了与他们持不同意见人的嘲讽，‘我们要我们的国家回来’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两句口号听起来极为相似”。
（２）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并非一种偶然现象，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冷战结束后，反智主义相较此前获得迅速发展，它不仅充分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宏观领域，而且也存在于一些相对狭小的领域；不仅在欧美大国普遍存在，而且也在小国中拥有一定市场。不仅如此，伴随着冷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尤其是在智能时代，反智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呈现出跨领域、跨文化、跨阶层发展的新趋向。“人们之所以选择特朗普这样的政客，不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在家中的感觉，而且也因为他们失去了作为同质性社会一部分的感觉，而这种社会可以给人们提供某种确定感。”
反智主义的上述变化，直接影响并改变了欧美各国推进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用的形式、方法、路径、程序以及规则等，反映在各国民众心态、社会心理、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也发生改变。由于后冷战时期反智主义出现种种变化，打破了过去横亘在不同领域、阶层、国家、组织以及区域之间的各种界限，使反智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尤其改变了许多传统文化理念与定义。“按照理智主义的说法，技能和知识就像被当作关于什么内容、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什么原因等知识的平常案例”。但是在反智主义的影响下，欧美各国对知识、文化、技能以及智识的理解持续发生变化，各项反智式的政策及其行为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群体以及组织的支持，其社会基础不断扩大。不仅如此，欧美各国反智式政策与行为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直接对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社会现有的规则、秩序以及体系造成重大冲击。
四、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发展倾向与中国应对
相较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反智主义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使我们对反智主义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现实与理论依据。很明显，将欧美各国反智主义一律视为反传统、反常识或者反常规行为，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一味夸大其负面影响，就此对其完全予以排斥，这显然是对反智主义的简单化理解。“任何时代的反智主义都可以恰当地理解为多种原因带来的复杂症状，而症状的延续有可能让原本有望好转的问题变成危及整个政治机体的恶疾” 。此举不仅无助于更深入探究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本质，亦无助于准确判断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发展趋向，并就此做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案。因为事态已经非常清楚，后冷战时期欧美各国的反智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孤立存在，不论是否承认，反智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正在大幅度增长，对现行国际法律、规则以及秩序的冲击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总体而言，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将会呈现以下几种趋向：
其一，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不仅会持续发展，还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虽然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些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但是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势不会出现颠覆性变化。因此，只要滋生反智主义的大环境不变，欧美各国反智主义就有持续发生的可能。以英国脱欧为例，该事件一直被视为是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一种表现，过去一直被认定为某些社会精英坚持的结果。“脱欧是富裕、强大的精英阶层所获得的一次胜利，脱欧得到了报纸热情而且史无前例的支持，得到了新闻广播心照不宣的支持，以及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为实现脱欧目标而投入的不受限制的资金支持”。但是从目前英国已完成脱欧进程这一结果看，脱欧事件显然并不完全为某些社会精英所左右，而是反映了英国社会的一种群体性声音。可以预料，脱欧事件的后续影响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放大，不排除英国还会出现更多与之相关的反智现象，也不排除脱欧事件会给欧洲乃至国际社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中，欧美各国遇到许多挑战，既有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也有自身长期积聚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还有后现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在２０１７年大选中，尽管极右翼政党没有获得权力，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西方崛起，英国实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在参议院选举中举行公投，法国、德国与荷兰的中间权力或者右翼政客正在越来越受欢迎”。目前，欧美各国针对这些难题所采取的传统与常规政策实际上难以奏效，这些难题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持续困扰欧美各国，成为其挥之不去的梦魇。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亦无法继续以单边方式延续其对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中的控制权，无法以其有限的力量推进无限的目标，并在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平衡。因此，不排除未来欧美各国会采取更多“离经叛道”的政策与行动，以所谓非常之法解决非常之事，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不仅会出现进一步扩大之势，而且还会出现某种普遍化与常态化趋势。
其二，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将会进一步趋于复杂化，不仅在表现形式上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且在指导思想、社会实践、文化影响等方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庞杂。可以肯定，未来欧美反智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界限将会变得进一步模糊。“（美利坚）这个民族的语言劣化几乎表现在电台、电视和网络上的一切广播与博客之中，在这个真实与无所不包的公共空间里，同质化的语言与同质化的思想不断循环强化着彼此”。在思想理论上，未来欧美各国的反智主义将会与其他各种极端、右翼以及保守思想合流，进一步吸纳这些右翼、保守、极端思想主张，进而形成某种特殊而且松散的思想理论体系，该思想体系将会进一步突显工具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等倾向。在实践上，未来欧美各国不仅会推出更多的反传统、反常规、反正常等非理性政策，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这种非理性政策及其行为的社会基础，使之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从只有某些社会群体、组织以及阶层的支持，转向能够得到更多组织、政党、集团以及民众的支持。
与此同时，反智主义思想及其行为还会被赋予更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包括在政府、民众、法律等层面上获得更大程度认可和支持，还包括获得更多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以及民族国家的默认甚至支持。“可以这样说，领导层并非高居反智主义冲突之上，而是用它来说事。一位发言撰稿人提到反智主义时认为，正在谈论的机制中出现的现实因素，正在以相关或不太相关的方式影响它们，但事情仍会是原来那个样子”。不仅如此，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也将不再局限于只充当某种辅助性社会思潮或运动，其非主流地位亦会持续发生变化，其社会影响与国际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可以肯定，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将会与其他极端的社会思想与运动相互混合，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新的变种。这一结果必将使国际社会更难再通过传统的方式、路径以及标准对其做出界定，这也意味着国际社会同样很难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种反智现象。进而言之，反智主义的上述态势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某种逻辑悖论：正是因为当前欧美各国的反智现象数量庞大、程度复杂、富于连带性，导致国际社会乃至各民族国家无法对其做出准确判定，因此无法有效遏制反智主义的持续以及大幅度发展的态势；同样，对于反智主义治理不力，又导致反智主义得以向规模更大、程度更复杂的方向发展。
鉴于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将会呈现集中化、爆发式的扩展之势，此举必将会对国际社会现有的各种规则、架构以及秩序产生强力冲击，国际社会在客观上必须对其做出积极应对，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反智主义的肆意蔓延之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特别是作为新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对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 ９０ 万亿元人民币，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接近 ３０％ 。近 １４ 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４亿、近９亿劳动力、 ７亿多就业人员……庞大的体量、广阔的市场、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以及强大的生产力，让中国经济底气十足，韧性十足，中国 因 此 成 为 世 界 眼 中 最 具 魅 力 的 投 资 热土”。不论是否愿意，中国都需要正视反智主义已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安全结构形成冲击这一客观事实，然后提出自己的应对和解决方案，最大限度防范和杜绝反智主义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扩大。概括而言，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其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各个国家或者组织需要在宏观层面上重新认识和分析反智主义。冷战结束后，由于受世界各种极端民主和自由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受各种反社会运动的持续影响，不同群体、阶层以及组织的社会表达不断趋于平面化，反智主义愈加倾向于泛化。与此同时，反智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并非为欧美各国所独有，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然而，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的回归，本质上是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社会影响力普遍下降的一种表现，具有某种权宜性和非主导性，归根到底并不是治国理政的灵丹妙药。
冷战后反智主义所表现的基本特征非常特殊，不仅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极为复杂，在表达路径上更是常以理性的逻辑推进反理性的目标。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对反智主义做出新的理论解读，不能再紧抱旧的政治逻辑、传统观念以及治理模式不放，我们既需要充分考虑反智主义所蕴藏的非理性成分，也需要考虑时代赋予的某种逻辑合理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更深层面真正理解并解读反智主义。
其二，中国应充分重视反智主义对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冲击，充分认识反智主义的各种危害。首先，不论反智主义以何种面目出现，中国都应充分认识其隐含的各种危险，并想方设法降低这种危害。因为反智主义不仅会破坏国家的文化根基，还会毒化社会人文环境，甚至还会造成严重的反智式代际传递。“对我们来说，智力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不是一种单一结构，文化是孕育智力的源泉，文字的意义在于跨越代际建构，是文化的根。因此，一旦代际之间的纽带被严重削弱，智力和文化就会失败”。反智主义不分对象，既会对欧美各国造成严重危害，也会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对现有的国际规则、法律以及秩序形成挑战。因此，遏制反智主义的消极影响可谓势在必行，如果任其随意发展和蔓延，就会伤及中华文化的根本，从整体上削弱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造成中国文化传递的代际缺失。
中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旗帜鲜明地宣传和践行自己的社会治理理念，全面参与解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出现的各种难题，为推动其独特的社会治理政策、理念以及方法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不仅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还要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将中国的正能量更多地带给世界，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以及人民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有学者认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必将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致力于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用的参考经验和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的预期和持续利好”。“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改革发挥重要作用”。就防范反智主义而言，中国既要治标也要治本，要从消除反智主义滋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土壤入手，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能够有效防范反智主义及其衍生物扩大的良好氛围，形成一种有效的国际联动机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共同抑制反智主义及其影响的扩散。
当前，虽然反智主义在中国的消极影响不像欧美各国那样大，但也时有发生，经常有不尊重专家、权威、知识的现象发生，对中国来说，杜绝各种形式的反智主义可谓任重道远。中国反制和处置反智主义，肩负双重使命，一是要坚决杜绝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不良影响，防止其向中国扩散，避免当前以及未来欧美各国反智主义的各种不良影响对中国造成伤害，或者尽可能减少这种伤害；二是要防微杜渐，积极消除国内出现反智主义的苗头，旗帜鲜明地高举尊重科学、知识、文明以及进步的大旗，反对任何形式的反智主义以及极端化的“灭智主义”。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抵制和反对反智主义或者灭智主义，就无条件地支持“泛智主义”，毫无保留地将理性作为衡量客观世界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泛智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危害性同样巨大。
总之，欧美各国的反智主义可谓历史悠久，而且在思想和实践上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理念与模式，很难在朝夕之间去除反智主义滋生的土壤，并彻底消除其存在的基础。有效抑制反智主义扩展，防止其消极影响持续扩散，这不仅是国际社会需要承担的一项历史重任，也是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