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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归戏说，按正常道理，以范登年的举人身份，谋个差使做，也不会沦落到给人家推磨的地步，在那个年代，这样搞实在是有辱斯文。况且范登年也不是一点路子没有，他是正经的候选教谕，谋个县丞、教谕这样的八品小官做，是完全可以的。
他上了哪呢，上了徐州。他在江苏的同学，介绍他给一户大户人家当了私塾先生，这就有了“日行千里不出一席之地，年送万福全凭一口张来”之说。由于有举人的功名，后来在官衙谋了一份差事。范家后人的记忆中，范登年曾在徐州府学当过学正，卢蒙对此还是有所疑问的。首先，徐州是府，官学是府学，按旧制，府学的一把手是教授，下面的州学一把才叫学正，县学一把则叫教谕，其助手都叫训导。清光绪年间的徐州府学有教授一人，训导四人，生员120人。生员中有廪生40人、增生40人。其次，找遍《徐州府志》和徐州府下丰沛萧砀铜邳睢宿老八县的史志，都没有范登年任官学正职的记录。
范登年手刻的《同年齿录》
根据修史志的传统，市直单位副职是不上志的，训导府学的副职，《徐州府志》上自然找不到他的名。有人说，你这样说有些武断。我也是有根据的，原因是在这期间，范登年联络全国各地的甲午科乡试同年举子，搞了个四本《同学通讯录》，那时叫“同年齿录”，木刻版印刷的，范登年亲自刻的版，底版至今还保留在其曾孙手上（见图片）。范举人在介绍自己的祖父范立奎时，他写的是“貤赠文林郎”，祖母杜氏、夏氏写的是“貤赠太孺人”；自己的父亲范昱是“例赠文林郎”，母亲于氏是“例封太孺人”。在世为“封”，去世为“赠”，说明那个时候范登年的祖父已经去世。根据清廷赠封制度，七品官的父母才可赠封“文林郎”，并且只可赠封父母，但范登年发扬风格，把例授给自己和夫人的荣耀转给了爷爷奶奶，因此范立奎和杜、夏二夫人的“赠”前加了个“貤”字。试想，如果范登年自己没有官职，他祖父母、父母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赠封的。
文林郎虽是七品，但是散阶，不是实职。什么意思呢？这就和现在某人是县直单位的局长，但职级到了四级调研员，享受四级调研员的待遇，但还是干正科的活是一样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范登年是徐州在职干部，干正八品训导的活，享受七品的待遇。
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范登年接到噩耗，高氏夫人生三儿子范洵后不久去世，留下了三儿两女，这一年范登年30岁。
说在徐州地面上，哪儿最繁华？当然是大同街了。当然，在范登年那个时候，天下还没大同，大同街还叫察院街，而府学就在察院街上，这儿毗邻徐州老东门，因此又叫东门大街。从咸丰年间开始，这条街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成为繁华的商业区，类似成都的宽乍巷子、南京的秦淮河、西安的回民街。
话说东门大街上有个邳州炮车镇的王姓商户，做着布匹、黄金首饰等生意，实力雄厚，号称王半街，年龄与范举人相仿，都是31岁。范登年是官场之人，又在街上上班，自然与他结交相识，彼此熟络后，听到仪表堂堂的范登年24岁就中举，慕其才华很快便成了至交。现闻其丧偶，不觉心动。他家里正好有个妹妹，有文化，心灵手巧，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一心想找个读书之人做伴，23岁了还没找到合适的主。范登年的人品和才华都没得说，王半街便有了作亲之意。那个年月，当哥的就能做妹妹的主，和父亲王屛一商量了一番，把亲事定了下来。
这事可把范登年喜得不轻，自己仨儿俩闺女的主了，“呼通”又说了个黄花闺女，老丈人这边还家财万贯，搁谁身上也喜扑腾了！据记载，范家从范世功开始，找的老婆，门户都比自己的大，这个接力棒又传到范登年手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