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来的有些突然，当时，我们红四团正在松坎休整，总结乌江和娄山关战斗，并负责警戒四川重庆方面来的敌人。我们把前哨一直放到二十里外的山上，从那里可以隔江看到川南的情况。
当时还不知道遵义正在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只是按照命令在松坎警戒。连日无战事，我与杨成武同志在巡视部队之余，常常借一块向阳的土坎或背风的草垛，躺在那里晒太阳。因为他是伤口初愈，我是大病刚好，借着早春那暖洋洋的日光，恢复一下体力，迎接更大的战斗。我那一阵迷上了口琴，一躺下来，便拿出口琴吹支歌子。有一次，不知哪位同志和着我的口琴声唱了起来：
哎呀来!
炮火声呀战号声，
唱个山歌给你听，
快与敌人决死战，
红军哥呀，
一马打到抚州城。
哎呀来!
多捉师长送你们，
姐妹不必挂在心，
前次捉了陈麻子，
同志妹哟，
这次要捉“总司令”……
四渡赤水战役亲历记四渡赤水再克遵义这是在江西时红军剧社编的一首男女声对唱，这位同志又学男又学女，唱得警卫员们都拍手叫好。
我正吹得在兴头上，二十一岁的杨成武同志翻身坐起，推动我的身子，让我停下来：
“哎!我说同志哥，等革命胜利了，你最大的愿望是哪样?”
我先不回答他，“多多米米”地吹下去，逗得这个比我年轻四岁的小老弟发急了，然后才慢慢地反问：
“你说呢?”
“他们都说莫斯科不错，咱们将来要能到那里去一趟，该多好。”
他又翻身躺下去。这时，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娃娃般的天真神情。而我大概也“成熟”不了多少，便接话道：
“对!咱们呀，一块去。”
“带上红四团。”杨成武同志说。
“要得要得。还是潘峰带侦察队当前兵(即尖兵)。不过，我可得换换骡子，你那匹骡子蹬蹶子呢。”
“……哈哈哈。”温馨的春日里，回响起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只有莫斯科是个“圣地”，一有空就猜那“红场”有多大。建国后我出任大使，路过莫斯科，特意去了一趟红场。结果使我有点遗憾：原来，那红场还没咱们天安门广场三分之一大。
当然，那时我们向往红场，主要是因为那里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地方。
我与杨成武同志在一起两年的时间，带领红四团浴血奋战，结下了很深的战斗友谊。所以当接到调我去红一师的命令后，彼此都有点恋恋不舍。那时也没什么条件搞欢送会，我们一起到连排去看望了同志们，有的同志还抹眼泪。我说，反正还在一个军团，在战场上会天天见面的。
新任团长卢子美还未到任。我向杨成武和李英华同志交待了工作和指挥器材，便上路了。考虑到杨成武同志的腿伤，我执意要把我那头比较温顺的骡子留给他。因为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政委的担子就更重了，没有顺心的脚力怎么行?
杨成武同志说什么也不肯留。他说：“你当了师参谋长，比我的担子更重，更需要。骑走，骑走!”
告别那天，杨成武同志送了一程又一程，我的警卫员杨力牵着那匹性情温顺的骡子跟在后边。直到一道高高的土坎上，我们才依依惜别，我上马挥手，直向桐梓奔去。
1949年，赵兰香同耿飚在太原
桐梓城已经成了红一军团的大本营，到处是大标语。红军战士在街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往日军阀豪绅住的那些小洋楼，驻满了红军机关和部队，市面上秩序井然，红军买卖公平，许多店铺正在为各部队赶制定做的干粮和服装。当时红军的纸币在这里还不流通。各单位便到毛泽民同志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银行”去兑换成光洋。群众连夸红军“好!好!”穿上了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行进在街上，可神气了。
我到了一师师部，向师长李聚奎、政委黄报到，接替了原参谋长聂鹤亭的职务。我在红三军九师任参谋长时，李聚奎同志就担任过九师师长，他指挥战斗的特点我十分熟悉。熟人相见，分外亲切。中午，师部还专门杀了一口肥猪，我们用大脸盆盛肉，围在一起，吃了个痛快。
我到任的当天，军团长林彪也从遵义开完会回来了(聂政委由于脚伤未到)，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李德一句话也不说，神情抑郁，怕见人似地溜到他的住处，一直没有露面。当晚，军团命令我们向川西宜宾、泸州一线进军。
从各方面汇拢来的敌情是这样的：我一方面军攻下遵义后，蒋介石既怕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活跃在那里的四方面军会合；又怕中央红军东出湖南，同战斗在那里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他急令湘、鄂、川、陕四省敌军，加紧对红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的围攻，同时，调集了他的嫡系薛岳兵团和全部黔军以及四川、湖南、云南、广西的主力部队，向遵义实施进逼包围。我们收到的军团通报说，薛岳指挥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八个师之众，已经尾追我军进入贵州。军委命令我们向川南急进，目的是打破敌人这种四面围攻的严重局面，北渡长江。
红一师作为右纵从桐梓出发，经箭头垭进入四川，驻在一个叫石壕村的小地方。这一路上没有大的战斗，因为敌人主力还在调动中，但沿途那些地主民团的武装十分讨厌。这一带地主武装的格局，与我们在江西见到的那些“土围子”不同。他们往往利用山上的巨大溶洞做据点，纠集一些亡命之徒(其中大部分是顽匪)，骚扰和袭击我们。这些可恶的家伙“狡兔三窟”，十分难缠。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行军，我便派出几个侦察小组，配以工兵，沿途在前方一定范围内专打这些匪洞。只要把他们面向我们行军路径的洞口炸塌，这些地方民团也就没什么大威胁了。
从石壕出发后，陆续与敌人主力接触，但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一月二十四日，我们抵达土城镇。黔军刘翰吾部队已占领了一些高地，一见红军到达，跑得比兔子还快，窜回赤水县城去了。
刘翰吾从土城逃回赤水，大告“赤匪大兵压境，无力阻挡”的舆论，以掩盖其败绩。这种惊恐的情绪，使敌人慌忙调大军堵截。川军章安平旅急急从先市过赤水河，沿公路迎头杀来。敌十三旅达凤冈部，进入赤水县城，与逃往那里的“双枪将”侯之担残部，联手布防，其一个团沿赤水河逆流而上，做前卫阻击状。
二十五日，我红一师到达旺隆场，决定按军委命令，拿下赤水县城。作为参谋长，我便带领侦察队前出，了解赤水敌情。我们化装成一些找活干的老百姓，在一个小镇子上打尖。这时，恰好敌人的镇长在抓挑夫，要把一捆捆的谷草挑到赤水县城去给刚刚开到县城的川军做铺草用。他看见了我们，就想抓我们。我一看苗头不对，就派一名侦察队员去和他周旋，其余的人，乘着乱烘烘的情景，迅速偷偷离开。过了一会，那名侦察队员也溜回来了。
我向李聚奎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觉得可以利用“送干草”为掩护，把一支尖兵派进城去，待攻城时做个内应。当天晚上，我们在旺隆场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红三团做前卫并派出尖兵入城。
我连夜与他们商定了作战方案。选两个排的兵力，将枪支藏在草捆里，化装成挑夫。前卫营尾随其后相隔约半里路光景跟进，第二天拂晓行动。
哪知，第二天当我们按计划行动后，化妆成挑夫的尖兵，与两股敌人遭遇，敌人在盘问中，发现这些“挑夫”的口音不对，说的是“江西式贵州话”，便发生怀疑。前卫营一见不妙，立即先敌开火，一场遭遇战就这样打响了。
红三团与敌人交火时，师部主力尚在行军中。敌抢先占领了右侧的高地，先与三团形成对峙，接着，敌人设在左侧的堡垒也展开火力，把我们压制在狭窄的正面上，不能展开作战。李聚奎同志命令设法解除敌钳制，我当即率能攻善战的红一团占领黄皮洞高地，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局势稍有缓和。但这时，敌人右卫第二团又增援上来，在羊蹄山、平桥附近与我军接触，旋即抢占鸡公山，控制了右翼。
尽管是一场遭遇战，且形势于我不利，但红军将士异常勇敢。已经交火的部队，拼死扩大防线，尚未展开的部队，在指挥员的率领下，快速机动，克服一切困难占领有利地形，投入战斗。尽管敌人又有几个团相继赶来参战，并增配了炮兵，仍然不能前进一步，双方形成对峙。
就在我们大战黄皮洞的同时，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也已抵达土城。他们与温水开来的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第六团(均为川军)在青杠坡、石羔嘴一带，也打成了对峙。是日，整个土城地区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这场恶战整整打了一天。
这股川军是初出巢穴，锐气正炽，敌人的旅、团长等都上阵督战，因此比较难啃。但是他们同其他敌军一样，深知与我军作战，时间拖长了于自己不利，都急于尽快取胜，便频频向后方呼叫援兵。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刘湘所调集的三十多个团的兵力，便从四面八方围来。
激战中，刚开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现场指挥。鉴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援兵将至，原定占赤水、向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注定受阻，久战对我不利。于是，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一军团二师返回元厚集结，我们红一师做后卫，在旺隆至元厚间阻击敌人。我与红二团一起，坚持到第二天黄昏才撤出战斗。
我与谭政主任(一师政治部主任)处理好伤员时，已是二十八日晚上，军团长林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挥部队渡河。林彪在电话里说，你去当个调整哨，过河要快，但不能乱。
赤水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乌蒙山(云南镇雄)，河面时宽时窄，流速时缓时疾，是川、黔、滇交界处的一条重要水道。为了解决背水迎敌的困境，必须迅速架起一座要渡几万兵马的浮桥。工兵分队的同志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一夜之间，架成了两座浮桥。
我们的渡河地点在猿猴渡口(即元厚场)，仍然是军委工兵营长王耀南同志在指挥架桥。我赶到现场后，用七只盐船搭成的浮桥已经架好。这些船是伪区长范小赖拉的民船，准备接应川军用的，现在成了我们的渡河工具。我站在桥头，命令先到达的部队过河，告诉他们不要拥挤，不要在桥上走齐步。就这样送走一支，再接一支，整整过了一夜。
为了防止这些船要被敌人利用，我们向船主付了钱，把船炸毁，以断敌追路。
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李聚奎、黄、谭政和我到他那里去。由于我未能去，毛主席便给我写了一封信带回。毛主席那天向我们师的领导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据李聚奎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委领导问题，并说，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还讲了我们应采取的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和部队整编问题。
毛主席在给我捎来的信中，表扬了我和原四团同志们在道州、乌江几次架桥的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我听到这些消息和接到毛主席的信，自然十分高兴。
我军一渡赤水后，把川军远远地甩在后面。我红一师派三团围着赤水河打转转，掩护我军主力行动。红三团曾多次陷入敌人重围，队伍被打散又聚起来，与主力失掉联系，又根据兄弟部队用过的路标找回来，在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的带领下，于二月十五日归建。二月二十日，红军二渡赤水，彻底摆脱了川军，使蒋介石包围红军的美梦破灭。
二渡赤水前，李聚奎师长让我给部队作一个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我就趁在云南镇州短期休整的机会，召集全师军人大会。那时还没有秘书起草报告的条件，我便画了一张很大的地图，画好之后走到一百多步的地方试试是否看得见，就以这张图做辅助，讲了敌人四十万大军从东南、西南、正北三个方向向我军紧逼的情况。由于敌我双方用红黑颜色做了区别，因此大家听得、看得都十分明白。我说：“为了突破这个包围圈，我军暂不向西了，要在贵州、云南、四川边界上实施战略机动，与蒋介石捉上一阵子迷藏再说。”我最后特别说明“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我们在古蔺二渡赤水以后，红一师的行动路线大体上是磨家山——二郎滩——水口寺——太平渡——黄泥坡——范家田——圆水罐——坎上——观音石——岔水——施家坟——团山堡——金堂寺，然后一头扎进桐梓县境，占领高桥镇。
这是一段“弯弯绕”式的奇特行军，有的同志说：“哎呀，我都转迷糊了。”我说：“那就说明蒋介石更迷糊了。”过去那总是追在屁股后面的枪炮声不见了，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整几天了。因为，那个震奋人心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没来得及向部队传达哩。黄政委和我开玩笑说：“你这当参谋长的，可得给咱找个好地方开会哦。”我说：“要得嘛，没别的，大地主四合院，拣最好的作会场，警戒放出去二十里，保证会议开得舒服、安全。”
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在营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了遵义会议决议，每人发一张《告红军指战员书》。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我一直保存在身边。
中央军委审时度势，纵观全局，决定利用敌人判断我军仍要“向北流窜”的错觉，挥戈东南，给比较薄弱的黔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再克遵义，重入贵州。
毛主席这一着，真是一手绝妙好棋。
当时，敌人的各路大军，几乎全部被我们引到了川滇黔边界，我四方面军也在长江以北积极配合。敌人断定，我中央红军必向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无疑。当我们红一团突然掉头攻击桐梓城的时候，城里只有两个连的守敌。这些被我军打怕了的“双枪兵”立即向娄山关逃去。二十五日拂晓，我军重占桐梓，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役打响了。各路红军沿公路向南急进。这一带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地形很熟悉，人民记忆犹新，甚至连向导都是告别不久的熟人，一听说红军又回来了，纷纷打问各部队番号，自动前来引路。同时有许多伤员也伤愈归队。
红三军团由北向南，再次攻占娄山关。这次行动是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敌人急令其中央军向遵义驰援，但远水不解近渴，王家烈只好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部队刘鹤鸣的第六团守娄山关。三军团从左中右三面围攻娄山关。战斗中，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也出了大力。
1959年的娄山关
娄山关一破，遵义无险可守。我军续攻遵义。二十八日，一、三军团会攻遵义，我随师部进至鸭溪。二十九日下午六时，从五里堡方向传来军号声，我们仔细一听，是军团部用号音命令“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的通知。
我们立即纵马赶到五里堡，来到军团长林彪的住处。他住的是一所木板房，房间很宽大。林彪有个习惯，喜欢在他住的地方挂地图，这天他的房间里整整一面墙壁都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由于我们当时的地图全靠缴获敌人的，有些地方的地图没有，左权参谋长和几个参谋就在白纸上画简图。
一见这阵势，我们知道有大仗打了。正在忙着的左权同志还向我借地图用，以便补充他们空缺的那些地方。我说，我手里也没有这些地方的图，等打完仗有了缴获一定给你送来。
那天是临时作战会议，但军团部准备得蛮充分。林彪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然后就是到现场区分任务。军团司令部弄了些洋学生的服装，让我们都穿戴起来，有的背着书包、提着网袋，还有的拿着画夹子，化妆成一群外出野游的学生。林彪说，不准带警卫员，不准牵马，我们“探险”去。
我们到遵义外围踏勘了道路，沿途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间或也有一两个“溜号”的兵痞，躺在路边抽大烟。从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我们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林彪最后决定：二师向南追，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我让他给一个具体范围。林彪说，可以追出一百里。
当晚，遵义外围大追击开始了。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到处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往回押，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精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逃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做停住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猪猡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揪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打火了，一下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原来，这股敌人半夜曾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抢了老百姓一些红苕煮饭吃，刚点上火，被另一股溃兵咋唬：“红军来了!”吓得拔腿就跑，结果饭也没吃成，被那些咋唬的敌人把红苕吃光了。他们逃到这里以后，又刚刚把抢来的洋芋、红苕煮上，我们就赶到了，他还以为又是来“诈”饭吃的呢。
果然，在庙后边的坟地里，有几锅煮着的红苕、洋芋，已经发出甜甜的香气，我们把俘虏整顿好，太阳也出来了。我们拿了点自己吃，其余的吩咐俘虏们吃了赶路。他们一窝蜂似地涌上来，抢了个一干二净。那个“副师长”看着他手下的狼狈相，有些难堪地对我说：“妈拉巴子，真不像话。”
我说：“那怪谁呀，是你们自己把士兵搞成这个样子的么。”
在遵义，我们用了三四天时间，才把俘虏处理完。那些被俘的敌军官，看到我们这些红军指挥员(唯一的标志是身上挂一个盛地图的皮包)，往往拿出怀表、金笔什么的，以求免杀。我们总是严辞拒绝，并申明俘虏政策。这些敌军在明白了之后，很多人加入了红军的队伍。说也怪，同样一个人，在白军里是草包，经过我们一番教育，并十分信任地发给他一枝枪，他便成了红军中的勇士。
在追击中，三团还缴获敌人一辆载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的汽车。这些地图比几百枝枪还珍贵。团参谋长彭明治派人给师部送来，我从中挑出几套，其余的，交给左权参谋长了。
三月二日，我们回到遵义城。近两个月来，我们围着这座城市转了几圈，但这次是我第一次进城住下。第二天上午，军委召集附近部队团以上干部，在一所中学的礼堂里召开祝捷大会。中午，还搞了胜利大会餐。我们就蹲在地上，围着几大盆菜，嘻嘻哈哈地吃起来。最活跃的是陈赓同志，他像当年在江西苏区会餐时一样，一会儿当客气的主人，向大家让菜，说：“吃呀，吃呀，大家辛苦了。”一会儿又当“挑刺”的客人，说：“怎么搞的?我们还没吃够嘛，再上点菜呀!”他那幽默的性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遵义大捷是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部队情绪很高，都说：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好哇。在休整期间，指战员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追歼逃敌时发生的奇闻趣事。这个说：就像赶鸭子一样。那个说，比赶绵羊还容易。宣传队还编了快板，歌颂胜利，鼓舞斗志。
红一方面军再克遵义后，得到了较好的补充和休整。当时已是春天，正是“春城无处不飞花”的季节，我的疟疾已经完全康复。部队由于连打胜仗，士气高昂。三月十日，我军主动放弃遵义，向西北迎击来犯的周浑元部。
本来，据各路侦察员报告，周浑元部有向我进攻的企图，我军想乘机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但周浑元与红军作战日久，深知轻举妄动的后果，只是虚晃一枪，便缩在仁怀(即茅台)至鲁班场一线，呼叫南线的薛岳部前来合围。我军即灵活地改变战略，于十六日攻占仁怀。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们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便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我军攻占茅台后，薛岳纵队已尾随而来，频频派飞机轰炸我军阵地，并且与周浑元部形成会攻之势。我军即撤出茅台，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开向古蔺。敌人判断我军仍是向北与二、六军团会合，下令周、薛两敌紧追不舍。不意我军突然调头，向东突转，于三月二十一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利用前几天走过的浮桥四渡赤水，然后向南挺进，在遵义到茅台间直插乌江边的刀靶水渡口。我红一师三团冒着大雨乘竹筏过江，将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击溃，掩护工兵连架起浮桥，全军再次渡过乌江，前锋直逼贵阳。
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剿匪”。红军连日扑朔迷离的行动，搅得他坐立不安。他曾对红军的去向作过种种判断，唯独没想到红军会向贵阳逼进。当我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城郊时，蒋介石吓得失魂落魄，急令滇军“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保驾，同时让贵阳警备司令部挑选二十名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听用，准备逃命。
红军四渡赤水，变被动为主动，直至兵临贵阳城下，将蒋介石吓成惊弓之鸟，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转折。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那样，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后来，在向昆明方向进军的路上，我拣到一张报纸，看到那个“土皇帝”王家烈，已被蒋介石“严惩不贷”了。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我与李聚奎师长率领红一师从贵阳、龙里间通过贵阳城郊。当时，蒋介石调来“保驾”的滇军已经到达贵阳和龙里，贵阳和龙里间只有六七十里之隔，有公路相连，中间只有约三十华里的一个狭窄的口子可供我军通过。因此，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起来了。
在公路旁的一个小镇子上，我们遇到了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他对我们讲，敌人到了七个师，如果从两面夹击我们，情况就不妙了。现在中央纵队尚未通过，你们就归我指挥，在这里守住，无论哪方面来的敌人，都要坚决打回去。
我们一直坚守到中央纵队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才撤出阵地，按原计划赶到全军的左翼前卫归建。部队掉头向西，渡过北盘江，大踏步进入云南境内，攻占了曲靖县城。
云南守敌由于被蒋介石东调入黔，所以境内空虚，只有一些团防部队保着昆明空城，于是军阀龙云急调各地武装部队来昆明助守，但我军却在昆明西北虚晃一枪，掉头向北，直插金沙江边。
金沙江居长江上游，由宜宾溯江而上，流经川、滇边的一段，古称泸水(川西怒江亦称泸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泸水附近。这里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十分险要。红一师从元谋出发，我率红一团为前卫，急行军去抢龙街渡口。渡口是抢到了，但渡船都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们决定架桥。
由于水流太急，桥架到中流，就被冲得七零八落，根据在乌江架桥的经验，必须设法拉一条缆绳连接两岸，做中轴线用，才能使桥身稳定。于是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把他的骡子赶下水，想让它把一根铁丝拉过去。但是江水太急，骡子游到中流，也被冲了下去，幸好那匹牲口是杨得志同志用熟的坐骑，被冲下去后划了个半圆又游了回来，才没有丢失。
这个办法不行，只好再找器材，用大量的石锚固定桥身，但进度十分慢。这时军团来了电话，让我们立即赶到皎平渡去过江。
我们连夜出发，向一百二十里外的皎平渡赶去。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而是从一条条穿流在山峦中的小溪上踩着滑溜溜的石头淌过去的，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一到皎平渡，邓小平、刘伯承同志就指挥我们立即过江。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在对岸的一个洞子里，一直了望部队过河，等我们赶到时，已是全军最后一支部队了。
渡过金沙江后，前方没有大的敌情，尾追之敌也被甩开七天的路程。等他们打听到我军行踪，追到金沙江边时，红军已遁入气势磅礴的乌蒙大山，追敌只好“望江兴叹”。后来红军剧社编了一个话剧，描写敌人几十万大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到金沙江畔时，不过拣到几只烂草鞋。这样形容他们的“战果”，真是恰如其份。
我们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川西南山区。我随红一团走前卫，于五月十七日攻占了德昌，绕过西昌，进到泸沽。军委决定由红一团加强工兵和通讯分队，组成北上先遣队。先遣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聂荣臻同志任政委，为全体红军做战略侦察和开辟通路。
选自：《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92页。
耿飚（1909-2000），湖南醴陵人。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第一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