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凡是生于印度教家庭的人，就是印度教徒，只要不履行转入其它的宗教的入教仪式，终生不变。不管持什么观点，甚至不信神，只要承认“神”终极存在的探索必要和吠陀的价值，就是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的最高追求是直觉亲证“梵我如一”，以期走向“解脱”，这种超验直觉，每个人常常有不同的领悟、不同的结论，因此，印度教徒认为对教义的理解与实验，有任何分歧都是正常的。
因此，印度教是个“自由化”的宗教，印度教正统的六派哲学涵盖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对立和矛盾，有的，带有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因为他们承认吠陀的权威和婆罗门至高的地位，被印度教理论所接受，接纳成为“正统”，其它不承认吠陀与婆罗门至上的观点，即便信神也均被视为“异端”。
比如，大乘佛教后期的“空无”思想，与印度教的“梵”的观念极为接近，都是靠直觉超验体验取得的神秘感知，但，因为佛教反对吠陀权威，始终被视为婆罗门教的异端。
印度教的神灵多达三亿三千万，包括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演化过程中的所有神灵，这个数量是根据民间传说和“神奇逻辑”推演出来的，用来表示印度教的海纳百川、包容万象。
印度教名义上，由三个大神:梵天、湿婆、毗湿奴统领，信仰谁，以及膜拜方式，自选自定，事实上，对亿万大神的崇拜浓缩成在两个大神身上，亿万神灵，都是湿婆大神或者是毗湿奴大神的化身而已（供奉两位大神的化身的神庙，在印度比比皆是）。
在印度教的发展中，不同的诸路神灵经或碰撞、磨合、调合、梳理、编织在一起，形成家族式的传程和人与生物的各种化身，既分离又关联～印度教善于把不同的事物综合起来，调合折中。
印度教从教义上来讲，要禁欲苦行，但这是专指对“精神修炼”；合乎“正法”的物欲与肉欲是正当的。追求精神解脱的同时，也不乏对“生活的追求”。
禁欲苦行，虽然是对精神修炼而言，但不是一生如此，印度教明确规定人生的四大目的:利（利益和财富）、欲（肉欲）、法（社会道德和职责）、解脱（精神解脱）。
以及人生四行期:梵行期（净心修习）、家居期（成家立业）、林栖期（离世入林）、遁世期（苦行修道），事业有成、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是“正法”，是人生而为人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在梵行期，只应该净心学习“经典（吠陀理论）”；在家居期，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发财致富。
印度教认为，人生最美好的青壮年阶段为“家居期”，这是印度教先贤们为了实施利和爱欲而规划的，求子娶妾、蓄妾也流行一时，被纳入正当的情理之中。
禁欲的苦行僧是自愿的出世者，是个人选择，属贤哲、巫师、术士一流，是“虔诚信徒”，不提倡，也不反对（事实上，印度教徒对苦行僧是尊重敬仰如神灵的）。
林栖期、遁世期，是精神解脱和出世修炼期，是人生的第三、四期，即人生的老年阶段，“修行”是印度教徒毕生的事情，但，印度教徒大部分人，终生过着世俗生活，为发家致富而忙碌，也是印度教所支持的。
印度教祭司～婆罗门祭司是一个职业种姓，他们并不出世，有家室，过着世俗生活，但有着严格的种姓限制～非雅利安人种、非婆罗门种姓是没资格做神职人员的。
苦行僧是没有种姓限制的，他们的虔诚和苦行远非一般人可以企及，因此倍受崇敬与赞叹，这是古代印度，低种姓打破种姓禁锢的少有的有效方式，随着现代印度社会的开放，打破种姓限制的方法增多，苦行僧这一职业也就少见多了。
苦行僧多以湿婆大神为楷模:腰围短布、浑身涂炭、习炼艰难的瑜伽、净化心灵、悟神与梵的真谛、出入山林和宗教圣地；毗湿奴苦行僧，大多以克里希纳（毗湿奴的化身之一）为楷模修炼。
印度教徒的出世和入世很随便，进入和离开山林或修道院，听凭个人自愿。
据说，复兴婆罗门教的理论家商竭罗，在掀起横扫次大陆的大进军运动中，迫使众多佛教僧人还俗，其原因就是大量的僧人出家，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发展，原来反对婆罗门的刹帝利转而与婆罗门和商人联合，反对佛教，特别是反对僧团制度，佛教受到沉重打击。
印度教商人以善于理财和经营闻名，其中以马尔瓦利族最为杰出，支持圣雄甘地的比拉财团的奠基人G.D.比拉，就是这族的著名人士，他在印度各地修建了许多以“比拉”命名的印度教神庙。
商人是宗教的赞助者，他们的的态度关系宗教的成败兴衰。
题外话:在印度，祆教（拜火教）、锡克教、耆那教等人数较少的教群，也以善于经商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