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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凌晨2点56分，北京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官方公号发布通告称，大兴区医疗机构接诊的两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三个小时左右后，我决定去医院确诊一下：我是否也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
如果是在1月4日，那时我刚咳两天，我是不会往这个方面想的。就连大兴医院呼吸科医生让我拍胸片，我都给拒绝了。但这次不一样，我也有武汉旅行史。说实话，一点不怕是不可能的。
1月份的这段经历颇有点过山车的感觉，在心理上、身体上都经受了点煎熬。
一次颇具挫败感的采访经历
这是一段挫折的经历。
1月13日下午，经过几番争议和确认后，我坐上了去武汉的高铁，但我不是冲着疫情一事去的武汉。
只是后来有一件什么事（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还是触发了我留下来就疫情的事做采访。通过搜资料，征得了主编和编辑的认可、同意。我计划做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报道，就写写石正丽SARS病毒溯源的故事。
1月16日上午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摄/肖隆平
1月14日的事完结之后。1月15日上午，我去了趟湖北省人民医院（也即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那天下着雨，没带伞的我就淋着雨去。武大人民医院（下同）的发热门诊比较“隐蔽”，在主楼背后的半地下那层，需要从其左手边的一个通道，先上去一层再下去一层。因为不熟悉，没有发现，走过了头，再回来，再回去才发现发热门诊所在地方。
发热门诊应该是新辟的一个办公地儿。拥挤的通道只够俩人不舒服的通过，但是通道里竟然还放着一排（医院里那种）蓝色椅子。我当时没有戴口罩，因为想着先看一下什么情况，走进去看一下，排着满满的人（因为地方小，人数也就是十几二十人吧），小伙子，老人都有。
看了下大概的情况，想着在这里也不好采访，我就决定去找第一批“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组”专家、武大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一位主任医师。当时我还在一个江西老乡群里问他的联系方式，没承想，还真问到了。他是1985年江西医学院本科毕业，想着可能也是江西人。
在呼吸科大厅，记得是主楼右手边一栋楼的4层，我是近10点多到的。大厅里的座椅上几乎坐满了前来就诊的病人和陪同的家属，还有每个医生门诊房门外的座椅也是坐满了，一个呼吸科大概有二三十个门诊房（这在北京，我去过的十来家医院好像也没见过呼吸科有这么多的，就是积水潭医院骨科感觉有这么多门诊房）。但是少有人戴着口罩，我也就没有一直戴，中间有戴过口罩就是。
当时想，在人家上班时直接去打断看病人也不好，正好自己也有点咳嗽，也挂个号看一下，反正都是要等的嘛。我挂的是副主任医师的号，这位女医生一听说我咳嗽就惊（我感觉）了。我赶紧说我是外地来的，不是本地的，她这才松了口气似的，问询和听诊了一番，就给我开了药（也没做任何其它检查），然后，让我赶紧离开武汉。她开的药中有奥司他韦。当时看说明书是治肺炎的，我就想，有这么严重吗？于是乎，这个药只按最少量的份吃。
我等到中午1点左右，这位专家下班了，得知我找他的意图后，很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我以为有熟人介绍可能会客气点，就告诉他是我是谁谁的老乡，但他还是不客气地说，谁介绍的都没用，除非你去让武汉卫健委或者湖北省卫健委通知我接受采访。
下午我就去找武汉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也电话联系着（两家单位一个在江汉区，一个在洪山区，还有点距离），但是一个电话都没打通过。到了武汉卫健委，大楼保安不让进，除非有人来接。因为武汉卫健委没有公开具体业务办公室电话，只能打12320，但这个显然不会有结果。于是我就托武汉当地的朋友找，在那站着等了半天，也没有等来意料外的结果。
最后，我只好决定附近找家酒店住下来。雨，下了一天，这个点也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
再后来，我开始跟石正丽等人发邮件。她收到了。这是1月16日早上，我拨通了她座机，告诉我的，但是不能接受我采访。我想着干脆到他们所里去一趟，因为其他人的座机一个都打不通。到了所里，保安告知我他们在开会。等了一会（因为从酒店过去需要点时间，加上因为早上起来打电话给几个单位，出门也有点晚），他们散会了，我就想着直接问书记吧。书记年龄较大点，又看过照片，好认。一下就逮着了。
书记还是我本家，见我拦着他，就问我啥事，我说我是北京某报社的记者，他一听是记者，往后迅疾了退了一步，然后转身，挥着左手说，我们不接受采访。他径直走了。我又给办公室的打电话，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不接受采访，也不容我说要采访什么，包括后来再给他们发邮件也是一样的回复。
一个中央直属单位对此事都不敢说话了，我灰心了。因为省、市两级卫健委，CDC也电话一次都打不通。轮番拨打，没用。湖北CDC应急办主任，我给他发短信也是一次未回过。
于是，跟主编请示后，我决定离开武汉。当时心想，做不成报道也饿不死我，你们不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赌气的心理，也是我未能在武汉一线做出好报道的一道“心理障碍”。
1个月去了7次4家医院
回来后，1月18日我再去了趟大兴人民医院看病，因为咳得真的不好受。我也很坦白地告知，刚从武汉回来。不过，就是拍了胸片，验血，也没有其它程序，没有要说给我做核算测试。开了3天药，后来还是没见好。
20日一早（5点多决定的，6点多坐上公交车），我再去广安门医院南区（大兴西部仅有的三甲医院）就诊——就是大兴确诊了两例有武汉旅居史病例的那天。因为1月19日中午开始，我咳得更厉害，晚上躺在被窝里也有点不舒服，时不时出点汗，被窝也感觉湿的。早上起来还觉得浑身乏力，酸疼。
1月21日凌晨前往宣武医院就诊，医生对我1月份以来就诊经历的记录。摄/肖隆平
我这次挂的是主任医师的号。医生让我去发热门诊量一下体温，没事。然后就是正常的就诊，只是这次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还是没有让我做核酸检测。
这时，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引发很多人关注了。1月20日2：42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在1月18日和19日境内新增59例和77例，总计136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我的朋友圈、一些微信群里谈论的都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事儿。
在广安门医院检查完，都还没等到药抓齐（因为这是家中医院），我感觉开始有点浑身发软，就是坐不住的那种难受。但全血报告显示，我的血象有点过高。医生无法确认我就是新型冠状肺炎，“只能判断是细菌感染”，只是有些“严重”而已。他们也做不了核酸检测。
医生给我开了用于消炎的甲硫酸左氟沙星片、茶碱缓释片和八宝丹胶囊，以及用于具有止咳功能的中药颗粒。医生嘱咐，药先给开三天，“如果要是这两天（咳嗽症状）减轻了，我周三就接着给你开药，咱接着吃。如果这两天症状变重了，周三早上过来就要给你照片子了（没片子是因为18日刚拍过）。那是真的得严格对待”。
1月20日晚上8点多，还没等到药效（也可能是药效作用），我却发烧了，体温计显示38.7摄氏度。但我当时还是想，可能就是因为白天去医院的路上冻着了——公交车里开着空调热，没脱羽绒服，忽冷忽热的受着凉了——因此，我认为捂捂被子就会好的。事实上，捂了两个多小时，10点多体温就降下来了。那天的被子真是被我捂臭了，掀开被子都是汗臭味。
但主编不同意，让我赶紧换一家医院去确诊是不是新冠肺炎。我就开始找医院，哪家离得近又不错的，后来就确定去宣武医院。那已经是21日凌晨，主编让我赶紧去，打车费回头给我报销，要等到我的结果（我还想第二天一早再去）。于是，我叫了个车，也不敢咳（嘴里含着枇杷糖），怕司机拒载。到了医院就直奔发热门诊。
先是量体温，没有发烧，然后让我做咽拭子、鼻拭子，然后是拍片，验血。宣武医院的检查出结果就是快，拍片半小时出结果，大兴医院得2个小时。全血就抽指血即可，不用抽静脉血，结果也是15分钟即出来了，大兴医院得半个小时。
结果显示，甲型流感病毒阳性，是重症流行性感冒、细菌感染、发热。年轻医生知道我是报社记者后，对我也是有点格外关心，说她有个同学也是我们报社的，说了一些温暖和鼓励我的话，叫我不要害怕。
查完了，给我开了磷酸奥司他韦、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等药。2点多，我回家。主编等到我结果才没有再追问我，但还是不放心，问我为什么不做核酸检测。我说，医生告诉我，他们做不了。
1月23日，我再来宣武医院复诊。这次经历也是比较奇葩，所以，再说说。因为没有发热，我就挂了呼吸科的号，一到分诊台医生问我来干嘛，我说看病，因为咳嗽。问我去没去过武汉，我说刚从武汉回来。她们立马就慌了，赶紧把我带到副主任医师房间，把我一人晾在那儿，说可能要对我进行隔离。
我当时还报告给了单位人力部主任，因为她说我的就诊经历得及时告知她。
然后，应该是跟发热门诊商量了，让我再回去发热门诊就诊。当然是没事了，然后又回到呼吸科开了孟鲁司特钠片（医生们都说我要服用一个月），我就走了。给我开药的这位副主任医师告诉我，要是没有其它事，就不要再来医院了。
再后来，大年初二（26日），我再到宣武医院复诊，抓了点药。
但说实话，咳嗽并没有全治好，我也不敢再去医院。就是吃枇杷糖，然后逐渐就好了。2019年春节前后，我也咳嗽过一段时间，是吃单位发的枇杷糖（一开始因为接受不了这个味儿，还有点嫌弃），吃完了吃，吃完了吃，然后就没事了。
我逃过了新冠病毒的侵害，但很多人没有。谨以此文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
也感谢关心我的同事，朋友们。
PS：虽然我没能在武汉做疫情报道，但我也在家里挨个大学的官网查，联系了一些病毒学、流行病学专家做了一些科普解读。也采访了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国家疾控中心首任主任李立明，对我国疫情制度体系的反思。也算是记者职业生涯中没有错过的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