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反驳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对马克思和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污蔑，以及批判他在诸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著作，它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为了做好《福格特先生》研究，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梳理该研究所涉及的原始文本和文献。本文尝试从《福格特先生》的主要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福格特先生》的文献、福格特等人的文章或著作三个方面对涉及《福格特先生》的文本和文献类型进行述要，以期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福格特先生》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福格特先生》；文本文献
《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于1860年出版的著作，主要目的是反驳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言人卡尔·福格特（Karl Vogt）对马克思和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污蔑，批判他在诸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认为，《福格特先生》是“迄今为止马克思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1]。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认为，《福格特先生》“从头到尾都是一件精巧的艺术品”[2]。这部著作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声誉，恢复了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面貌，打击了福格特、波拿巴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非常值得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马克思的很多著作得到不断深入的专题研究的情况下，我国鲜有研究《福格特先生》的专著甚至论文。为了做好《福格特先生》研究，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梳理该研究所涉及的原始文本和文献。这里，笔者尝试对有关《福格特先生》的文本和文献类型进行述要，以期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福格特先生》提供依据和参考。从重要性上看，我们可以把有关《福格特先生》的文本和文献从高到低分为三个层次：《福格特先生》的主要版本；马克思恩格斯涉及《福格特先生》的文献；福格特等人的文章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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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格特先生》的主要版本
《福格特先生》研究的最重要的文献当然是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本身。《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于1860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著作，迄今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本文将分中文版本和外文版本两个部分对《福格特先生》的各种译本进行梳理和介绍。
首先是中文版本。《福格特先生》共有四种中文译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中收入的译本以及两个单行本。
第一，中央编译局于1964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4卷中的《福格特先生》。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1959年出版）翻译，在译校《福格特先生》的过程中参考了德文原文。该版本的特色在于：在本卷说明中对《福格特先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做了简要介绍；卷末附有非常详细的注释、人名索引、期刊索引和地名索引，很多历史背景知识都可以在其中查找到，有助于读者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福格特先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1964年版，第397页
第二，中央编译局于2006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中的《福格特先生》。在当今中国研究《福格特先生》，中央编译局翻译的这个版本应该是最权威的版本，在译文上比第1版有所改进。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收录的所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来看，《福格特先生》的分量无疑最重，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而从该卷的编者前言中也可以看出，《福格特先生》是该卷收录的最为重要的马克思文献，在总共10页多的前言中，有关《福格特先生》的介绍和评述就占了一半以上。此外，卷后还附有涉及《福格特先生》的大量注释（238条）、人名索引（582条）、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66条）、文献索引（303条）、报刊索引（114条）、地名索引（356条）等。正如该卷编者前言所指出的：“本卷的主要部分是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充满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这部著作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马克思在书中旁征博引，采用了文艺作品中的大量形象语言和文学典故，把科学的论证和艺术的刻画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对福格特之流的揭露和批判深刻而富有感染力。”[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006年版，第7页
第三，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杨一之译《福格特先生》单行本。杨一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翻译的《福格特先生》是根据德国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单行本译出的，文笔流畅，尤其注重将原著中的风格和神韵翻译出来，并附有篇末注释。同时，该译本还写有长达6页的《原出版者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福格特先生》的内容、背景、影响和命运。不过，在笔者看来，杨一之译本的最大特点是将同《福格特先生》或马克思—福格特论战有密切关系的15个文献（包括书信、声明和文章）全部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从而有助于我们借助《福格特先生》以外的文献来理解《福格特先生》。但是，由于杨一之译本的版面更像1860年的原版，有很多段落是紧挨在一起的，因而阅读起来有些吃力。而且，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相比，杨一之译本缺乏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报刊索引、文献索引等，对于读者来说，这是它的不完善之处。
第四，中央编译局1965年翻译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单行本。该版本的编排顺序与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版的单行本相同，正文译文则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4卷，只是除了注释和人名索引外，这个单行本没有单设报刊索引、文献索引、地名索引等。另外，与杨一之译本一样，它也收入了15个文献“附件”（即杨一之译本中的“附录”），而且篇目完全相同。但是，两个中文单行本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例如，中央编译局的译本把正文中第十二章的标题译为“附录”，把正文后的15个文献统称为“附件”，以示两者的差别；而杨一之译本刚好相反，把前者译为“附件”，把后者统称为“附录”（本文以中央编译局的翻译为准）。又如，正文之后披露路易·波拿巴政府付钱给福格特这一信息的“附件”14，中央编译局的单行本只摘录了最核心的结论部分，而杨一之译本还收录了具体的证据（即档案的具体内容），并且两者在翻译方面也存在些许差别。
《福格特先生》单行本，1965年版
其次是外文版本。因笔者能力有限，目前只收集到《福格特先生》的德文、俄文、英文、西班牙文、日文等语种的若干版本。
第一，德文版本。一是马克思自己校对、伦敦佩奇出版社1860年出版的德文原始版本。这是《福格特先生》的“创世纪”版本，当然值得特别重视。其中包括一些“最原始的”特点，例如，哥特字体、拥挤的版面、勘误表、术语的错误使用（在第十一章“一件诉讼案”中的个别地方把“原告”说成“被告”）等等，只能在这个版本中看到。二是德国莱比锡的鲁道夫·列宾（Rudoff Liebing）出版社1927年出版的德文单行本，该版本是1860年德文原始版本的再版，同样是用哥特式字体排版，正文之后附有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三是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德文本，该版本在正文之后附上了15个与《福格特先生》相关的文献附录。四是德国迪茨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德文单行本。五是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4卷。
卡·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
1860年伦敦第1版的扉页
第二，俄文版本。一是193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2卷上册，其中收入的《福格特先生》是首个俄文版本。二是1936年出版的第一个《福格特先生》俄文单行本。三是195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
第三，英文版本。一是英国著名的劳伦斯与维沙特出版公司（Lawrence & Wishart）于1981年出版的英译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7卷中收录的《福格特先生》。这个版本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其中的一些注释比几个中文版本都要详实，有助于减少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困惑。二是由R. A. 阿彻尔（R. A. Archer）翻译、英国新帕克出版社（New Park Publications）于1982年出版的英译本。译者阿彻尔为托洛茨基派成员，新帕克出版社也是一家致力于出版托派著作的出版机构。除了在翻译上同劳伦斯与维沙特出版公司的版本有许多不同之处外，该版本还有一个不短的导言，谈到了译者（或者说托派）对《福格特先生》的背景、内容、特别是意义的认识，可供读者参考。书中还附有8个附录，但并未收入两个中文单行本均收入的《给〈每日电讯〉编辑的信》，而是收入了两个中文单行本均未收入的《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第四，法文版本。法国巴黎阿尔弗雷德·科斯特（Alfred Costes）出版社于1927—1928年分三册出版的法译本应该是《福格特先生》的第一个外译本，在正文之前是译者J. 莫利托（J. Molitor）撰写的福格特生平介绍。
第五，西班牙文版本。笔者了解到的是1947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西班牙文版，以及1977年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出版的西班牙文版。
第六，日文版。在笔者看来，与中文版相比，196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版第14卷中收入的《福格特先生》能够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尤其是文中的注释和地名索引。
第七，原文版，即198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一部分第18卷中收入的《福格特先生》。所谓历史考证版，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写作时使用的语言进行编印的版本，同时收入他们已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提纲、初稿及为研究而收集的准备材料等，因此被学界公认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权威参考版本，当然值得高度重视。具体来讲，以作者写作时使用的原始语言德文出版的该版本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具有十分详细的前言，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福格特先生》；二是拥有详尽的考证资料，有助于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福格特先生》；三是在正文中标有具体的行数，起到了具体指引的作用，方便读者迅速查找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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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恩格斯
涉及《福格特先生》的文献
据笔者初步整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涉及《福格特先生》的文献共有260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文章。其中专门论述的文章5篇，部分涉及的文章22篇。专门论述的文章固然值得重视，部分涉及的文章也有利用价值。
专门论述的文章包括：（1）马克思的公开信《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1864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信中批驳了卡尔·布林德（Karl Blind）这个马克思与福格特的论战中的杠杆式人物；（2）马克思的文章《“人类的主席”》（1865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文中坚决驳斥了拉萨尔分子伯恩哈特·贝克尔（Bernhard Berker）对马克思的歪曲和诽谤；（3）恩格斯的公开信《致席勒协会理事会》（1868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信中义正辞严地表达了对福格特的反对和蔑视，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4）恩格斯的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1871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文中指出马克思对福格特的揭露是有充分根据的；（5）马克思的文章《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1872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文中重申了《福格特先生》中的不少观点，坚决反驳了像福格特一样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鲁伊治·斯蒂凡诺尼（Luigi Stefanoni）对马克思的诽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目录
在部分涉及《福格特先生》的文章中，恩格斯的三篇马克思传记文章值得特别重视。1869年7月，恩格斯撰写了第一篇马克思小传《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恩格斯撰写了第二篇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比前一篇的篇幅多出了将近一倍。1892年11月，恩格斯撰写了第三篇马克思传记《马克思，亨利希·卡尔》。这三篇传记都提到了《福格特先生》，特别是第二篇的论述比较详实，是我们研究《福格特先生》时需要高度重视的。
其他部分涉及《福格特先生》、福格特本人或马克思与福格特论战的文章也有不同的参考价值。例如，在发生这场论战的1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福格特的真面目（消极革命、反对革命）有所认识。在1849年3月15日发表的文章《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中，马克思认为：“正是那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率先’高喊反对波拿巴的福格特，定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波拿巴手下的一名不称职的巴罗，这对社会共和国的拥护者们有什么好处呢？”[4]在1852年8月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指出：“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5]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第二类是书信。据笔者统计，相关书信共有222封，其中绝大部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也有少量马克思恩格斯写给其他人的信，还有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一些信。每封书信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是我们了解《福格特先生》的写作契机、撰稿过程、出版经历、社会影响等方面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这些书信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共130封，时间范围从1852年到1869年。笔者按照时间段将这些书信分为五组：1854年以前为第一组，零星涉及福格特其人，共4封；1859年为第二组，内容主要是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讨论，共15封；1860年为第三组，内容涉及《福格特先生》的写作以及对《国民报》编辑弗里德里希·察贝尔（Friedrich Zabel）的起诉，共58封；1861年为第四组，讨论了《福格特先生》的销售、传播等问题，共15封；1862年以后为第五组，既涉及《福格特先生》出版后产生的影响，也涉及马克思与福格特论战的继续，共38封。这些书信中的每一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两人在马克思写作和出版《福格特先生》前后的1859—1861年期间的通信显然更为重要，尤其是1960年2月3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信中反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商量后决定撰写批判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狠狠回击福格特于1859年12月出版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并聘请律师控告刊载这个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的《国民报》编辑察贝尔。
马克思与恩格斯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给其他人的信，共87封。在这些书信中，写给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信有18封，其中17封是马克思写的；写给受委托的律师维贝尔（Weber）的信有10封，全部为马克思撰写；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有10封，其中马克思写的有7封，恩格斯写的有3封；写给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信有8封，其中马克思写的有5封，恩格斯写的有3封；写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的信有5封，全部为马克思撰写。在上述书信中，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三封信（1859年11月6日、1859年11月14日、1860年3月3日）、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两封信（1860年2月23日、1860年2月29日）都作为珍贵文献被收入《福格特先生》的各种单行本的附录中。此外，马克思写给其律师维贝尔的信也非常重要，它详细陈述了马克思控告察贝尔的事项及其理由。而马克思写给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约翰·贝克尔（Johann P. Becker）、帮助马克思搜集资料的格奥尔格·洛美尔（Georg Lommel）、代表马克思到日内瓦开展调查的卡尔·济贝耳（Karl Siebel）等人的信，也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拉萨尔
库格曼
三是马克思夫人燕妮写给相关人员的书信，共5封。这些书信绝大部分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书信卷，包括：（1）《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8月14日）》，信中附有《福格特先生》写作过程的具体信息；（2）《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0月5日）》，信中涉及《福格特先生》书稿的校样、校对等问题；（3）《燕妮·马克思致魏德迈夫人（1861年3月11日）》，信中提到了一些人对马克思出版不久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赞赏；（4）《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5年3月30日）》，信中指出了拉萨尔分子弗里德里希·罗伊舍（Friedrich Reusche）经常抄袭马克思的作品，“不断地复制《福格特先生》中的每一句妙语”[6]；（5）《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8年1月10日以后）》，信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书信中阿曼特·戈克（Amand Goegg）评论布林德和福格特的一大段内容。燕妮是与马克思朝夕相处的亲密伴侣，也是马克思手稿的誊抄员，因此她对《福格特先生》的评述值得高度重视。
燕妮（1864年）
第三类是声明或公开信。这类文献数量不是很多，仅有9篇，但是都很重要。它们大多被收入在《福格特先生》单行本的附件中，均由马克思撰写，对《福格特先生》构成了有益的补充和有力的支撑。这些声明或公开信包括：《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1859年10月19日）；《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1月7日）；《声明》（1859年11月15日）；《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致〈自由新闻〉编辑》（1860年2月4日）；《声明》（1860年2月6日）；《给〈每日电讯〉编辑的信》（1860年2月6日）；《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1860年2月21日）；《反对爱德华·梅因的声明》（1960年2月28日）；《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1860年11月24日）。在这9份文献中，有4份文献（第2、5、7、8份）的标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中有所不同。它们对研究《福格特先生》或马克思与福格特的论战、特别是了解马克思撰写《福格特先生》的起因和相关内容非常有帮助。
第四类是增补文献。这类文献共两份。1875年，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第2版出版，马克思把《福格特先生》第十二章第四节“科隆共产党人案”增补进了该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是1851—1852年发生的普鲁士反动政府栽赃和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盟员的案件，而《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是马克思为揭露普鲁士政府打击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而撰写的抨击性著作，于1853年在瑞士和美国出版。马克思高度重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不仅在1853年出版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而且在1860年出版的《福格特先生》中还两次提及该案件：在正文第三章第四节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马克思用4页多的篇幅反驳了福格特的相关谬论；在正文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与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相同）中用7页半的篇幅进行了补充。马克思1875年的这个增补表明了他对自己15年前出版的《福格特先生》的重视。1885年，《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第3版出版，恩格斯又为增补进《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的《福格特先生》第十二章第四节再增补了一段长达两页的材料，并做了评论。[7]这说明恩格斯高度重视《福格特先生》，他的评论为我们研究《福格特先生》的有关内容提供了重要指导。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
第一版的扉页
三、福格特等人的文章或著作
要想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中的思想观点，除了上述各种文献，还必须注意收集有关福格特等人的其他文献。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马克思在撰写《福格特先生》的过程中涉及的福格特本人的著作和文章。
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被马克思严厉批判的有《动物群体研究》（1851年）、《盲从和科学。一篇反对格丁根的枢密官鲁道夫·瓦格纳的论战文章》（1855年）、《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欧洲现状研究》（附《跋》，1859年增订第2版）、《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速记记录、文件和声明》（5本小册子）（1859年），以及《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1849年）、《纲领。4月1日于日内瓦》（1859年）、《警告。5月23日于伯尔尼》（1859年）、《警告。6月11日》（1859年）、《声明》（1859年）、《致卡尔·布林德》（1860年）等6篇声明或讲话稿。除了马克思在撰写《福格特先生》的过程中涉及的福格特的著作和文章，作为一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自然科学教授和政治活动人士，福格特出版的其他著作也是阅读和研究《福格特先生》时值得利用的参考文献，这些著作主要包括《9月18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1848年）、《我们时代反对派的任务》（1849年）、《信仰与科学》（1855年）、《关于人类的演讲》（1864年）、《当今宗教对科学的攻击》（1882年）、《生活往事：记忆和倒叙》（1896年）、《1848—1849年德国国民议会的回忆：流亡者信件》（2005年）等。
卡·马克思校改的《福格特先生》一书的校样
这里重点介绍福格特的两本小册子。一是《欧洲现状研究》。这是福格特于1859年5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和伯尔尼出版的著作，被马克思视为福格特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经常摘取有关观点进行批判。全书共140页，除序言外，正文包括第一章“大国的当下境况”、第二章“热点问题与弱小国家”、第三章“德国与运动”、第四章“结论及对未来的观照”。二是《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速记记录、文件和声明》，1859年12月日内瓦版。这也是马克思在写作《福格特先生》时的主要批判对象，全书除前言和勘误表外，正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庭审理速记记录；第二部分包括《我与硫磺帮的关系》《奥格斯堡〈总汇报〉》和《怀疑、诉讼与辩护制度》三篇文章；第三部分是文件汇编。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了福格特在这些主要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诸多污蔑、诽谤，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写作《福格特先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也才能更好地学习马克思的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
第二类是受到马克思严厉批判的察贝尔、布林德、爱德华·梅因（Eduard Meyen）等人的作品。
被马克思直接起诉的察贝尔曾为其担任编辑的《国民报》撰写过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在这两篇社论中，察贝尔不仅重复了福格特对马克思的污蔑和诽谤，而且还添油加醋地增加和细化了对马克思及其朋友的攻击。作为《福格特先生》的批判对象，这两篇文献值得搜集、整理和研究，从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对察贝尔开展诉讼的目的和意义，以及马克思对普鲁士司法制度和司法官员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在马克思与福格特的论战中“扮演了为后者帮凶的可耻角色，并在六十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自我吹嘘，散布诬蔑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论”[8]。为此，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极其严厉、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布林德的丑恶面目。马克思提到的布林德文献有7篇：《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载于伦敦《自由新闻》1859年5月27日第5期；《警告》，传单，1859年6月初；《对帝国的背叛。代为传布的警告》，载于伦敦《人民报》1859年6月18日第7期；《卡尔·福格特和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1859年6月22日第173号副刊；《声明。驳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说法》，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1859年11月9日第313号副刊；《声明》，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1859年12月11日第345号副刊；《反对卡尔·福格特》，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1860年2月13日第44号副刊。把握布林德的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与福格特之间的这场论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1963年版，第746页
在马克思与福格特的论战中，青年黑格尔分子梅因也是一个杠杆式的人物。作为布林德的好友，他支持布林德对马克思的攻击，指责马克思“造假”。为此，马克思于1859年11月7日专门发表了一篇长达4页的声明，即《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对梅因进行了驳斥。马克思还在《福格特先生》中将梅因作为福格特的五大同谋者之一进行了批判。除《福格特先生》外，马克思还先后在《自由射手》上发表了两篇严厉批判梅因的文章，即《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1月13日）和《卡尔·福格特与对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派的斗争》（1860年2月9、11、14、16和18日）。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在此次论战中被马克思批判或反驳的文献，例如，格奥尔格·芬克（Georg Vincke）的6次议会演讲，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称这位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为“冯·芬克男爵”；以及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的5份材料，科苏特是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848—1849年任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关于这些文献，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673—674页和第681—682页，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第三类是有助于理解马克思观点的其他背景文献，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马克思支持者的有关文献，包括沃尔弗、洛美尔、埃拉尔德·比斯康普（Elard Biskamp）等人的文献。沃尔弗是马克思的好友兼战友，在反对福格特的斗争中坚定地支持马克思，严厉地批判福格特。他的文献主要有：《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帝国”追记》，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4期；《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载于汉堡《改革报》1860年2月11日第18号、奥格斯堡《总汇报》1860年2月13日第44号副刊、柏林《人民报》1860年2月24日第49号。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洛美尔为马克思撰写《福格特先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原始资料，因此他的两篇作品《日内瓦席勒纪念会》和《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盛会（1859年在洛桑举行）》也值得研究者重视。作为《人民报》的创办者和编辑，比斯康普的两篇文章也值得我们关注，它们是：《帝国摄政》，载于伦敦《人民报》1859年5月14日第2期；《致〈总汇报〉编辑部》，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1859年10月27日第300号副刊。
沃尔弗
第二种是在撰写《福格特先生》以及起诉察贝尔的这段时间里，其他人写给马克思的重要书信。例如，马克思在写作中对德国新闻工作者西吉兹蒙特·波克罕（Sigismund L. Borkhei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克多·席利（Victor Schily）以及贝克尔等人的信件给予了充分利用，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些信件虽然没有中文版，但可以在MEGA2第三部分第9—11卷中看到。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859年到1861年（涉及马克思撰写《福格特先生》的背景、内容和影响的最重要的三年），其他人写给马克思的书信多达300封以上，很多都涉及《福格特先生》，其中一些十分重要，例如，拉萨尔、弗莱里格拉特等人写给马克思的很多信。只有阅读过这些书信，才能对《福格特先生》以及被收入在单行本附录中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三封信和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两封信的背景和作用有较为清楚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了解《福格特先生》创作的背景、动机、过程、内容、策略等。
作者简介：杨仁厚，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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