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江平、黄东阳 | 历史不拒绝偶然性——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本解读

历史观中偶然性多数时间居于决定论的统摄之下。偶然性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是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之一。当我们在历史观领域内对偶然性做进一步考察时，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偶然性在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中发挥的作用与它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是否相同或近似；换言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结构上是否具有某种同一性？近代以前，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均带有强烈的宿命主义倾向，古希腊的神明和基督教的上帝都已经为人类历史安排好了必然结局。近代以来，受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影响，人类依然在历史观中过多突出了必然性的方面，只是把必然性的依据从上帝的绝对意志转换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铁律。维科创立历史哲学这一学科并首先探讨了历史必然性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类各民族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历史发展都受到某种“同一性”永恒规律的支配。维科同时也指出，人类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就把历史的创造权从神灵转移到了人，也就为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历史偶然性提供了可能。孟德斯鸠关注到偶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但他依然认为历史发展并非偶然事件堆积的结果，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深化了对历史必然性的研究，如傅立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代，并强调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服从于一般的成长规律。黑格尔可以被视作历史观领域中持决定论观点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历史的必然性体现为绝对精神自我展开又复归自身的辩证过程，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体现为作为理性思维的绝对精神的抽象必然性。黑格尔也强调历史必然性离不开人的参与，但人只是实现这种预定的历史计划的手段或工具，只有认识到隐藏在事物背后必然性的人才能实现自由。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观大多都在某种历史决定论的框架下理解偶然性，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过分高扬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反对历史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对偶然性的强调成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特征之一。如阿格妮斯·赫勒区分了宇宙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偶然性，认为现代社会的存在者都是通过某种偶然性被抛掷到历史当中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偶然性转化为自己的命运。偶然性因素在历史观中的演进表明，如何更好地处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是历史观中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对此做出深入和持续的探讨。

维科

孟德斯鸠

唯物史观实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中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时代，偶然性在哲学和历史观中都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这也向马克思提出了新的挑战：应该如何处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并在两者辩证统一的基础上重塑偶然性的历史地位？在早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肯定和支持伊壁鸠鲁原子论对偶然性的凸显，强调偶然性是构成人的感性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就超出认识论领域，把偶然性与人的感性世界、与人的现实存在联系起来，赋予偶然性以本体论层面的意义。不足的是，与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还不够成熟的特征相关联，他在“博士论文”中过分看重甚至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而在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从物质生产方式等方面说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着重强调生产力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特别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如果作为必然性因素的生产力等物质条件在历史中被给予这种优先性，偶然性因素究竟还能承担怎样的历史角色？在1869年马克思为《雾月十八日》写作的第二版序言中，他提到了同时代另外两部描写波拿巴政变的著作：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马克思批评雨果把整个事件理解为一个人的偶然行为，也批评蒲鲁东把政变描绘成以往历史的必然结果，认为两人都没能从历史规律和个人行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关系中解读这一段法国历史。马克思这一简短的评价可以被视作必然性与偶然性如何在唯物史观中实现辩证统一的经典范例。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中辩证统一的理论依据，在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对象是现实的人及其感性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既不是受某种客观必然性支配的既定事实，也不是某种超脱于物质生产的抽象存在，人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既要依赖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必然会把他们的思想、意志、选择倾注到历史发展当中。这些选择有些来源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集体观念，有些来源于某个党派团体的政治诉求，还有些来源于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这些不同的选择汇聚在一起形成某种合力，在与必然性的互相作用中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这种不同选择带来的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正是偶然性的主要表现，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可能性的有机统一。

雨果：《小拿破仑》

蒲鲁东：《政变》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论域。但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建构中，他对偶然性历史作用以及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表述散见于具体政治事件的分析和一些片断性的阐发，还需要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具体政治事件分析方面，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1848年2月到1851年12月这段法国历史的生动描绘堪称精彩而又深刻。其中业已包含的有关偶然性历史作用以及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思想资源，也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凸显。

作为偶然性政治因素的意外事件打破了法国固有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形式。1848年2月到1851年12月的法国历史集中体现了法国社会复杂的阶级构成状况和不同阶级、派别间纷乱的斗争状态。这种政治上的复杂性源于法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19世纪中叶的法国正处于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各派和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和部分封建贵族仍然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复杂性，他不仅详尽分析了不同阶级、派别的具体构成和利益代表，还将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划分成三个阶段并分别作了说明。这种复杂的阶级构成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斗争是当时法国社会状况的必然呈现，但就在这种必然的政治大势下，不同阶级、派别间的斗争和平衡却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意外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进程。一是1848年“二月革命”的偶然爆发是七月王朝政府禁止资产阶级“宴会运动”的直接结果，但其必然性却源自作为统治阶级的金融贵族和法国社会其他阶级由来已久的尖锐矛盾；二是1848年“六月起义”的偶然爆发是临时政府宣布解散“国家工厂”的直接结果，但其必然性却源自“二月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其他各阶级的利益矛盾；三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变”的偶然爆发是议会否决山岳党提出的弹劾波拿巴及其内阁议案的直接结果，但其必然性却源自山岳党与秩序党—波拿巴派联合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四是1851年12月2日的波拿巴政变恰好发生在拿破仑一世登基47周年当天这个特殊时间点，但其必然性却源自波拿巴派与秩序党长期的政治争斗。法国固有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形式之所以会引发一个接一个偶然的政治事件，在于不同阶级、派别的政治诉求互相碰撞而产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恩格斯晚年在论述历史合力论时也曾指出，历史的结果总是在许多单个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7]。在法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状况下，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掌权势力与在野势力、同一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轮番上演，这种复杂性大大增加了政治意外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也使这一时期成为政治偶然性因素在法国集中爆发的一个历史阶段。

作为偶然性个人因素的波拿巴粉碎了法国各阶级对杰出人物的幻想和需要。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历史观的重要论题。不同于英雄史观把杰出人物夸大为历史的主宰力量，唯物史观坚持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认为杰出人物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因素结合的结果。杰出人物出现的必然性体现为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英雄和代表。正如马克思引用爱尔维修的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8]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法国，每个阶级和派别都在努力推举自己的杰出人物，并希望通过他们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而波拿巴恰好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并充当了英雄般的角色，则体现为杰出人物出现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意味着波拿巴并不具备杰出人物应有的特质，而他自身的特质却使这个平庸可笑的人最终扮演了法兰西的“英雄”。波拿巴的个人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这一身份赢得了法国社会中各落后阶级的支持，农民阶级希望这个波拿巴家族的继承人可以带回他们昔日的幸福生活，封建地产主和金融贵族则把波拿巴视作恢复君主制的一块跳板。二是波拿巴善于利用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波拿巴先后利用了秩序党与共和派、山岳党的矛盾，以及秩序党内部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矛盾，在有效消耗各政治派别力量的同时最终实现大权在握。三是波拿巴敢于使用一切下流手段开展权力斗争。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波拿巴组织了由流氓无产阶级构成的十二月十日会以充当自己的帮凶，这些流氓和罪犯不仅在他巡游期间陪驾随行，还借机挑起事端殴打共和党人和秩序党人。波拿巴这个偶然登上历史舞台的个人极大加速了法国历史倒退的进程，但个人对历史发展大势的影响终究是有限度的。马克思在1852年就预言了波拿巴失败的结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9]与承担着推动历史进步重任的杰出人物不同，波拿巴无视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试图将法国拉回到拿破仑一世统治的时代，最终结局却是普法战争的一败涂地，历史人物的偶然性作用也探及了它的尽头。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源于事物内部、作为主要原因出场的必然性决定和支配着事物前进方向与历史发展趋势；而且随着时间轴的拉长，偶然性对同一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变小。就好比皇袍不落在波拿巴身上，法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也必定创造出另一个类似波拿巴式的人物。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着重突出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但他始终没有偏离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落后的“拿破仑观念”相较于先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偶然性的思想因素，但其必然性来源于拿破仑一世在位时推行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意外的政治事件相较于法国固有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形势是一种偶然性的政治因素，但其必然性却始于各政治派别间物质利益方面的尖锐矛盾；波拿巴相较于引领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是一种偶然性的个人因素，但个别人物对历史的影响终究不能超出历史发展的必然限度。通过深入分析三种偶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偶然性的思想资源。

偶然性与必然性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因而偶然性与必然性一样是普遍、客观存在的。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客观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刻，紧随而来的应是在依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如何把握偶然性以及怎样发挥偶然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强调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偶然性因素发挥作用，其加速和减缓尤其离不开偶然性的参与。列宁也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基于对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关系的考察，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偶然性因素的历史作用做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对此进行分析和总结，为的是更加科学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这一方面要立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两者结合中考察偶然性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特别重视和利用偶然性，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充分发挥偶然性的历史作用。把握历史偶然性的落脚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历史机遇、规避历史风险，以此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中理解偶然性。唯物史观为科学准确地把握历史中的偶然性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也即充分肯定偶然性在历史中的独立价值，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和把握偶然性。唯物史观既反对脱离了必然性根据、抽象的偶然性，也不认可偶然性只是某种客观铁律被动的外在表现。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这也就为历史偶然性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充足空间。在辩证处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基础上，唯物史观既超越了各类历史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也反对历史只是各种偶然事件的集合。一方面，唯物史观绝不是某种历史宿命论或机械决定论。马克思去世后，唯物史观中有关历史必然性的因素遭遇了过分强调，如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等人就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这其实是否定了偶然性的历史价值。“经济决定论”把整个历史看作受生产力等经济因素决定的必然过程，将偶然性降低为最终可以归结成某种经济必然因素的外在表象。第二国际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这种歪曲深受近代科学必然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规律简单转化为历史中的经济铁律，在历史观上重又陷入宿命主义的窠臼。唯物史观试图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并不否认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也不会只从必然性附属物的角度理解偶然性。如果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受某种确定性规律支配的必然过程，就会不可避免地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中的创造性作用，进而将人类降格到历史被动参与者的层次。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也反对历史只是个别偶然事件的集合体。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就反对将自然科学中的一般规律用于历史文化领域，他强调自然领域里才具有一般性和规律性的事例，人类的历史文化领域只存在个别的东西。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历史的任务不再是形成某种普遍的概念或必然的规律，而是把握和分析每一个别、特殊的事件。李凯尔特只承认历史中个别性的存在，其实是否定历史必然规律，并将历史只看作个别偶然事件的集合，因而走向了与机械决定论相反的另一极端。漫长、浩瀚的人类历史需要通过丰富的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体现出来，但这些个别存在的出现既是偶然的，也都有其必然性依据。唯物史观反对只从偶然性出发理解历史，始终坚持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中的辩证统一，并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科学解释和有效指导人类实践。

重视和利用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探索中，他就十分重视偶然性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运动形式的差别，肯定了原子偏斜运动具有的偶然性价值，并视偶然性为实现自由的一种可能形式。但随着后来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活动的影响，马克思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问题域内发生了明显转向，开始在唯物史观中更多强调必然性的方面。这一转向既是因为唯物史观首要关注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也是因为马克思希望通过强调未来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趋势，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心。针对偶然性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空场”，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做了一个补充性说明：“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1]从这段简短的表述可以归纳出马克思有关历史偶然性的三点思想：一是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能抛开偶然性因素谈论历史；二是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为加速或延缓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三是偶然性特别表现为个别人物及其性格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对偶然现象的历史作用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描述。他把经济必然性比作历史的中轴线，把偶然现象比作历史的曲线。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间轴拉得越长、考察的范围扩得更大，会发现经济必然性所起的决定作用更明显，偶然现象对历史的影响更小；反之当某个历史事件发生在一个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都相对较小的区间内，偶然现象的作用和影响就更大。恩格斯这一论断的价值在于，他区分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情况，表明偶然性因素会在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要求我们辩证地把握偶然性在不同历史范围内的不同作用，既要着重聚焦偶然性因素对特定时空范围的巨大影响，也要注意分析个别偶然事件对整个历史发展的长远影响。

在尊重历史大势中利用历史机遇、规避历史风险，推动社会进步。在理论上重视和突出偶然性的目的，在于利用偶然性因素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尊重和肯定历史发展大势。在实践中利用偶然性因素的基础和前提，是对历史必然性的充分尊重和肯定。今日中国面临的历史大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然性的基本国情；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将长期共存是必然性的国际大势。这一内一外两方面的必然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应对的现实条件，我们利用任何历史机遇、规避任何历史风险都不能脱离这些条件。要在历史必然性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偶然性因素，而不是夸大偶然性的历史作用，更不应幻想通过几个历史偶然事件就能一劳永逸地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其次，要抓住时机利用偶然性的历史机遇。历史机遇一般是指由某些偶然性因素引发的重要历史契机，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和进步，有时甚至能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把握和利用历史机遇，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正处于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的历史交汇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更需要抓住时机利用可能出现的各种历史机遇，通过保持战略自信、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在确保自身和平、稳定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努力将各种偶然性因素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历史机遇。最后，要防患未然规避偶然性的历史风险。偶然性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是双向的、复杂的，它既有可能为我们带来重要的历史机遇，也有可能引发重大的历史风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就是在一个又一个历史风险的考验中不断壮大和成熟起来的。立足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和挑战进一步加大，各种类型的“黑天鹅事件”很有可能持续发生。这需要我们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通过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大意的心理状态，立足自身条件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各种偶然性因素带来的危险和困难。

过往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忽视或错过偶然性因素往往会遭受重大历史风险，甚至长期陷入落后状态；利用好偶然性因素却能为自身强大赢得重大契机，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一战爆发前的德国，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后，作为盟友的德皇威廉二世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并草率答复说德国会站在奥匈帝国一边。德国本有机会通过外交斡旋规避这一次历史风险，却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并最终战败。又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断定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针对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通过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抓住国际局势有所缓和与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的机会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大幅增强。根据《雾月十八日》的描述，法国短短几年时间内在多种偶然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共和制一路倒退回帝制，整个国家的发展也遭遇了严重波折。1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段法国历史以及马克思的分析中汲取经验和智慧，通过科学准确地把握历史偶然性，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与此同时，也必须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科学把握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不能像一些西方学者片面强调诸如“特鲁埃的马车”“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等影响和决定较短时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因素那样，意图用纯粹偶然的事物阐发历史发展，否定历史发展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