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公 | 文本文献学语境中的马克思《贝克曼笔记》及其理论效应探赜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最后阶段，在《补充笔记本C》中再次摘录了德国工艺学家约翰·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马克思有选择地补充摘录了贝克曼著作中有关生产机器的发明史及其双重社会影响的内容，这为他进一步思考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工资下降的内在机制、机器在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历史作用、工人与机器斗争的实质与策略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和理论资源。《贝克曼笔记》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理论关切和科学工作方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微观视角和典型案例。本文尝试基于米勒版《贝克曼笔记》及相关文献，全面呈现该笔记的文本文献内容，深入剖析马克思破解“贝克曼难题”的探索过程及其哲学意蕴。

关键词：马克思；贝克曼；机器；《补充笔记本》；《贝克曼笔记》

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是18世纪德国工艺学和商品学的开创者、德国农学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工艺学著作为马克思了解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技术发明史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革，进而深化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在1851年写作《伦敦笔记》第XV笔记本时，第一次简要摘录了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1863年，马克思在写作《补充笔记本C》（Beiheft C）时再次摘录了该著作，且在主题范围和内容上做了较大扩展。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中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贝克曼笔记》是马克思在1860年代所做的第三次工艺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了解马克思在1863年春夏之交从事的异常紧张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及其理论关切和工作方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和典型案例。本文尝试基于米勒版《贝克曼笔记》，结合相关文献文本和思想史语境，全面还原该笔记的写作背景、流传过程和基本特征，深入剖析其文本内容和思想效应及其隐含的理论主题和哲学意蕴。

约翰·贝克曼

一、关于《补充笔记本C》和

《贝克曼笔记》的文献学考略

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我正在对论述机器的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1]这表明自1863年1月开始，马克思重新回到对机器技术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历史影响的研究。为此，他不仅重新回顾和利用了此前所作的大量工艺学和经济学笔记，而且重新阅读和补充摘录了大量重要著作。MEGA2编者阿图尔·施尼克曼（Artur Schnickmann）指出，此时马克思的摘录成果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大纲》第VII笔记本的最后部分（第234—269页），二是《补充笔记本》。就前者而言，施尼克曼指出，尽管马克思早在1859年2月28日就已开始在《大纲》第VII笔记本上做摘录笔记，但其中的大部分摘录笔记是与《1861—1863年手稿》同时写下的，或者是在其直接准备过程中写下的。特别是第VII笔记本的最后部分是与《补充笔记本》《1861—1863年手稿》紧密交织写下的。因此，第VII笔记本并非通常认为的完成于1862年，而是直到1863年5月才完成。按照这一说法，第VII笔记本共269页，其摘录笔记部分的写作时间约为1859年2月28日至1863年5月。[2]就后者而言，《补充笔记本》是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手稿》的后期，为进一步收集和补充有关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方面的资料而编制的八个摘录笔记，并用字母A—H加以标示。该笔记文本群共786页，其中近700页涉及150余部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3]这些摘录材料都被马克思用于《1861—1863年手稿》第XXI—XXIII笔记本中。就此而言，《补充笔记本》（包括《大纲》第VII笔记本）是直接从属于《1861—1863年手稿》的准备材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补充笔记本》中主要是摘录材料，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其二，马克思在《补充笔记本》中通常只会摘录他想直接用于《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诸多迹象表明，马克思摘录某一著作通常是为了用于后面更详细地考察其他问题。[4]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官网公布的

《大纲》第VII笔记本的基本文献信息

MEGA2关于《补充笔记本》的写作时间和收藏情况的说明

在《补充笔记本》的写作时间问题上，不同编者的判定存在较大差异。MEGA2编者福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给出两种表述。一是1863年5—8月，即“马克思从1863年5月开始阅读摘录这些著作，最初是出于有关俄国—普鲁士—波兰外交的政治原因，然后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后者很快获得重要进展：1863年8月，马克思已经写作了大约700页涉及约150部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在马克思看来，编制八个完成的笔记本索引似乎是有利的。于是，他从第一个摘录笔记本开始……在某一时刻，马克思决定放弃笼统地编制摘录笔记本索引，转而制定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段落关键词……于是，他将这些笔记本的标题统一命名为‘补充笔记本’，并将其编号为A—H。”[5]二是1863年5月至同年底。[6]根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官网显示，其收藏的《补充笔记本》的写作时间分别是《补充笔记本B、H》写于1863年、《补充笔记本E》写于1863年5—6月、《补充笔记本F》写于1863年6月。[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提到《补充笔记本》“大约写于1863年5月前后的两三个月当中”[8]。上述观点均未说明判定依据。相较而言，施尼克曼给出了更为详细可信的考证和推断：由于《补充笔记本》中的几乎全部著作都被用于《1861—1863年手稿》的第XXI—XXIII笔记本中，而且在结构和顺序上基本保持一致，仅有微小变化；[9]根据这一特点，结合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本，可以较准确地判定《补充笔记本》的写作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019年版，注释49

具体而言，马克思自己只在《补充笔记本B》和《补充笔记本F》上分别标记了写作时间“5月”（May）和“6月”（June）。他在1863年5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我所做的是：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此外，阅读与我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文献，并且作了摘要。”[10]这里提到的关于俄国、普鲁士、波兰的摘录可在《补充笔记本A》中找到。而《补充笔记本A》和《补充笔记本C》中的摘录内容又被部分用于《1861—1863年手稿》第XXI和XXII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后两个笔记本上标有写作时间“5月”（Mai）。由此可推断，《补充笔记本A》和《补充笔记本C》也应写于5月。此外，《补充笔记本B—H》中的摘录内容被压缩式地用于《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后者上标有写作时间“6月”（Juni）。因此可推断，大部分《补充笔记本》写到了1863年6月。[11]综合可推知，《补充笔记本C》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863年5—6月。

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珍贵文献遗产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波折，目前大部分文献珍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和俄罗斯莫斯科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而《补充笔记本》的流传和收藏情况却始终扑朔迷离。米勒曾指出，除《补充笔记本C》之外，其他《补充笔记本》均保存于IISG。[12]但根据IISG官网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目录，只能看到《补充笔记本B、E、F、H》的数字化原件。[13]MEGA2则表明，IISG保存着《补充笔记本B、D、E、F、H》的原件，RGASPI保存着《补充笔记本A、C》的复制件（原件下落不明）和《补充笔记本G》的原件。[14]总之，迄今仍有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原件下落不明[15]，其中就包括《补充笔记本C》。因此，长期以来，《补充笔记本》只是作为《1861—1863年手稿》背后的隐秘文本而存在。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汉斯—彼得·米勒利用《补充笔记本C》中的《贝克曼笔记》的复制件，第一次将其编辑出版，并简要介绍了《补充笔记本C》的文献特征和流传情况，初步考察了《贝克曼笔记》的文本内容和利用情况，为我们首次揭开了《补充笔记本C》神秘面纱的一角。[16]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

莫斯科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

米勒指出，在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之前，《补充笔记本C》一直保存于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17]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编制的一份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目录，《补充笔记本C》和《施托尔希笔记》（Exzerptheft “Storch”）、《费里埃笔记》（Exzerptheft “Ferrier”）同被归档于A5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被纳粹占领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被秘密转移到丹麦。但在抵达丹麦之后，人们在检查档案完整性时发现一部分文献档案遗失了，其中就包括A5卷的上述三个摘录笔记本和《1861—1863年手稿》。直到1965年，来自马尔堡的著名手稿商人斯塔加特（Stargardt/Marburg）准备出售三份马克思手稿，他对手稿的描述明显符合《费里埃笔记》《施托尔希笔记》和《补充笔记本C》的特征。一位私人收藏家最终竞拍得到《补充笔记本C》。根据IISG官网显示，《补充笔记本C》的原件至今不知所踪[18]，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米勒的说法。米勒提到，他先是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汉斯·佩尔格（Hans Pelger）和卡尔—L·柯尼希（Karl-L. König）的帮助下得到《补充笔记本C》中的《贝克曼笔记》复制件，后来又找到拥有该笔记本原件的匿名收藏家，后者“对科学的重要价值立即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并在原件核实和转抄以及制作副本方面提供了亲切而友好的帮助”[19]。因此，目前《补充笔记本C》很可能仍被私人收藏。

根据米勒的描述，《补充笔记本C》是带蓝色大理石纹理封面的线装笔记本[20]，尺寸为18厘米（宽）x 22.5厘米（高），共41页，纸张为不带横格的白色书写纸，印有间隔3厘米的透明水印花纹。在前封面外页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是陌生人笔迹写下的内容提要。封面内页上是马克思亲笔写下的命名“补充笔记本C”，在其下方用铅笔写着“贝勒斯（Bellers）”和“道森（Dawson）”。随后是两条参考书目：1.查理·斯密斯（Charles Smith）：《论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三篇论文》（1766年第2版）；2.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年）。[21]然后是目录索引，不过米勒并没有列出该目录的具体内容。根据IISG官网的介绍，马克思在《补充笔记本C》中摘录了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皮埃尔·塞米尔·杜邦·德奈穆尔（Pierre S. Dupont de Nemours）、乔治·恩索尔（George Ensor）、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让·莱·西斯蒙第（J.L. Sismondi）、亚当·斯密（Adam Smith）、乔赛亚·塔克尔（Josiah Tucker）等人的著作。[22]马克思在《补充笔记本C》的第4—5页上摘录了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5卷集，1780—1805年莱比锡版），其中在第4页上摘录了该著作第1卷第123、124、127页的内容，在第5页上摘录了该著作第2—5卷的内容。[23]在《补充笔记本C》的后面部分写有许多后来用铅笔添加的下划线和旁注。[24]

Hans-Peter Müller, “Unbekannte Exzerpte von Karl Marx über Johann Beckmann”, S.237

二、《贝克曼笔记》的文本内容

与主题线索

马克思在1851年的《伦敦笔记》第XV笔记本中只用¼页粗略摘录了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5卷集，1780—1805年莱比锡版）第1卷中的关于烧酒、郁金香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只摘录了第2卷中有关烟囱的一句话便戛然中断。[25]相比之下，马克思对贝克曼的学生约·亨·摩·波珀（J. H. M. Poppe）的《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以下简称《工艺学史》）的摘录多达26页。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波珀的《工艺学史》是以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为蓝本而创作的集大成之作，因此两者存在大量相似的史料。由于波珀的《工艺学史》当时被公认为德国最权威的工艺学著作，马克思率先摘录了波珀的著作，故而粗略摘录了贝克曼的著作。这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即相较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波珀、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等人，贝克曼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小。[26]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在1863年再次补充摘录了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的全部5卷内容。这表明马克思越来越意识到贝克曼的重要价值，并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理论资源。由此便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波珀的《工艺学史》是当时的权威著作，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1863年再次补充摘录了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而不是波珀的《工艺学史》呢？

约·亨·摩·波珀：《从科学复兴至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第1卷，1807年

对此，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通过对比《贝克曼笔记》《波珀笔记》《工艺学史》《发明史文集》可以发现，《贝克曼笔记》不仅有效补充了《波珀笔记》和《工艺学史》中没有涉及的内容，而且极大扩展了对《发明史文集》的摘录范围，并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就此而言，《贝克曼笔记》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第二，如果马克思的1851年工艺学笔记主要是为了弥补自身工艺学知识的不足，那么1863年的《贝克曼笔记》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即在思想史视域中确定某一思想观点或事实材料的首倡者的重要贡献和地位。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引证往往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27]。这一工作方法原则同样适用于《贝克曼笔记》。因为波珀在《工艺学史》中对引自贝克曼《发明史文集》中的材料做了明确注释[28]，马克思对贝克曼著作的重新摘录内容之一便是某些材料或观点的首倡者及其文献信息。这也表明马克思对贝克曼作为德国工艺学创始人的思想史地位和贡献的承认与重视。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贝克曼笔记》的文本内容，细致考察马克思再次关注贝克曼著作的焦点意识和主题线索。

马克思首先摘录了《发明史文集》第1卷第12章《织带机》（Bandmühle）中的内容，主要涉及织带机的发明史及其产生的双重社会影响，即织带机既提高生产力又导致手工织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对和限制。马克思遵循贝克曼的原文写作方式，用拉丁文和德文逐字进行摘录：“博克斯霍恩在《政治原理》1663年阿姆斯特丹版中谈到在莱顿（Leyden）采用织带机时说道：‘大约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就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他还引用了神甫D.塞孔多·朗切洛蒂（D. Secondo Lancelloui）的著作《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1636年威尼斯版第2部。但泽人安东尼奥·默勒（Antonio Möller）说道，大约50年前他在但泽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因为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所以禁止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这就是‘织带机（Bandmühle，也叫作Schnurmühle或Mühlenstuhl）’的历史。”[29]通过对比《波珀笔记》和《贝克曼笔记》可以发现，马克思在1851年已经从波珀的《工艺学史》中摘录了同一主题的内容，甚至从朗切洛蒂那里引用的这段文字完全相同。[30]但仔细辨析就会发现两者存在较大差异：一是马克思在《波珀笔记》中主要是用德文概述织带机的发明史及其引发的激烈斗争，而没有涉及《贝克曼笔记》中引自博克斯霍恩著作中关于织带机提高生产力的内容（波珀的《工艺学史》亦是如此[31]），后者正是马克思随后利用这一材料时特别关注的方面；二是马克思在《波珀笔记》中没有摘录所引述内容的具体来源出处，在《贝克曼笔记》中则专门摘录了引证文献信息。这一特点几乎贯穿整个《贝克曼笔记》，从侧面反映出马克思的科学工作方法。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中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

约翰·贝克曼：《发明史文集》5卷本书影

在对第2卷的摘录中，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第1章《谷物磨》（Getreide-Mühlen）第11节《经济磨》（mouture économique）和第9章《锯木机》（Sägemühlen）中直接关乎生产生活的机器发明史及其社会效应。马克思首先摘引了古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Antipatros）的一段赞美谷物磨的诗歌：“别再费力了，你们这些在磨坊里劳动的姑娘们；现在睡吧，让鸟儿迎着黎明歌唱；女神克瑞斯已经派水仙替你们劳动；她们顺从地跳到水轮上，用力推动轮轴，转动沉重的石磨。”[32]贝克曼指出，在这首赞美诗中“看不到人（Menschen）和牲畜（Vieh）”[33]。这意味着这首诗歌既生动展现了谷物磨在动力上由人力、畜力向自然力（水力）的演变，又反映出古希腊人对于机器发明解放人的双手所持的积极乐观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和评论了这首诗歌所反映的古今思想之巨大差异，以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工人的奴役与剥削。

Hans-Peter Müller, “Unbekannte Exzerpte von Karl Marx über Johann Beckmann”, S.237

随后，马克思跳过在1851年的《波珀笔记》中已摘录过的关于手推磨、畜力磨、水磨、船磨、风磨等方面的内容，直接摘录了贝克曼关于经济磨的叙述。换言之，这是在1851年的工艺学笔记中没有涉及的内容。马克思的摘录内容如下：“在经济磨出现之前，麸皮只是被直接堆积起来，然后被转化为牲畜饲料。借助经济磨，麸皮就能被再次研磨和筛净。于是，残余的面粉就从麸皮中分离出来。1760年之后，[这种经济磨]在法国就已经非常普遍了。”[34]米勒指出，这一过程背后的事实是：最初一些磨坊主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想方设法改进磨的工艺方法，即把初次磨过的麦麸再次研磨，实现更经济的精磨。由于人口增长和面粉价格不断上涨，这种原本被视为弄虚作假的方法逐步得到推广，从而大大提高了谷物磨面的精细程度和产量。1760年代，经济磨在法国的普及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生活资料保障。因此，“经济磨首先是一种出于需要而诞生的技术”[35]。其实，正如“经济磨”这一命名本身所反映的，这一史实很可能让马克思再次确证，技术发明并非简单源自纯粹的个人兴趣或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更深层的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果。

随后，马克思转向对第2卷第9章《锯木机》的摘录，主要关注的是从古希腊时期的锯到现代锯木机的发明史及其双重社会影响。其实，马克思在1851年的《波珀笔记》中已经摘录了有关锯木机的内容：“锯木场和锯木机。锯是非常古老的。我们今天的锯在形状（Gestalt）和结构（Einrichtung）上同古希腊时期的锯没有显著的差别。在四世纪时就出现了用水推动的锯木机（Holzsägemühlen）。用钝锯切割大理石的技艺非常古老，据说是普林尼（Plinius）在卡里恩（Carien）发明的……1337年奥格斯堡（Augsburg）已经出现锯木机。1427年布勒斯劳（Breslau）出现第一台锯木机，1530年挪威出现了被称为‘新工艺’（neue Kunst）的第一台切割机（Schneidemühle）。不久之后，霍尔斯坦（Holstein）在16世纪已经出现一种装配有许多锯片的机器，能够将一棵树或多棵树一次性切割成许多块木板……欧拉（Euler）（在其《论锯的作用》[sur l’action des Scies]中）和南卡罗（Nancarrow）从事与谷物磨和锯木机等有关的计算，纠正了锯木机理论……钻孔机（Bohrmülen）或用于钻木管的磨坊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在乌尔姆（Ulm）可以看到由水力驱动的磨坊。”[36]

相较于1851年的《波珀笔记》，马克思在《贝克曼笔记》中做了许多重要补充：“古希腊时期的木工使用的锯就已经具有我们今天在这种工具上所能看到的相同形状和结构。（由水轮驱动的）古老的锯木机在4世纪德国乌沃河畔就已经出现了。‘它（埃鲁布鲁斯河[37]）转动着在湍急的涡流中研磨谷物的石头/拉动着在光滑的大理石中发出刺耳声的锯子/两岸传来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奥索尼乌斯[38]：《莫萨拉河》第361行）’这首诗描述了用石头建造的水磨（Wassermühlen），但它无论如何要比面包磨（Brotmühlen）出现得晚。1337年，奥格斯堡出现了锯木机。在15世纪，锯木机在许多国家出现。1530年，盛产木材的挪威制造出第一台切割机，有人将其称作新工艺。由此，木材出口大大增加。16世纪，有人已经发明出带有许多锯片的锯木机，借助这种机器，每一大块木料能够同时被分割成更多木板。（1575年，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特别是在荷兰。）16世纪也已经出现由水力驱动的钻孔机。菲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在《瑞典史》（Historia Suevorum, 1605）中提到，在乌尔姆看到过这种机器：‘在那里，巨大的木料在水流的作用下被穿透。’1595年，荷兰人在萨丹（Saardam）建造起第一台水力锯木机。1563年，瑞典出现第一台这种机器。现在，瑞典拥有欧洲最大的锯木机，其12英尺宽的水轮同时驱动着72块锯片。”[39]

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波珀的《工艺学史》中的诸多内容都直接来自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因此，马克思对两者的摘录既在总体内容上存在相似甚至重复之处，又在具体细节上存在较大差别。相同之处表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例如马克思均关注到古代和现代的锯具有相似的形状和结构，这再次验证了马克思提出的古老工具和机器已经包含着现代机器体系的基本构造和要素。不同之处则表明马克思在研究目的和问题意识上的转变：第一，马克思在《波珀笔记》中没有写下摘录内容的具体页码，而在《贝克曼笔记》中做了明确标注；第二，对于在《波珀笔记》中已摘录过但缺少史实细节或者没有交代具体文献来源的材料，马克思在《贝克曼笔记》中专门做了重新摘录、补充和扩展，例如奥索尼乌斯的《莫萨拉河》、法布里的《瑞典史》等，这再次反映了马克思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第三，马克思在《波珀笔记》中关注到与发明史相关的理论史，例如欧拉和南卡罗在锯木机理论上的贡献，而在《贝克曼笔记》中则特别注意到机器发明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锯木机和钻孔机的改良大大推动了木材加工和出口贸易等行业的迅速发展。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再次关注到机器发明与工人利益的对立问题，这是在《工艺学史》中同样提及[40]、但马克思在《波珀笔记》中没有摘录的内容。马克思摘录到：“在英格兰，这种锯木机遭遇了与君士坦丁堡的印刷机、罗马帝国的织带机、斯特拉斯堡的起重机同样的命运……人们最初并不想要它们，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机器可能会妨碍平民获得机会和赚取日薪。譬如，1633年，一个荷兰人在伦敦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不久就被摧毁了。又如，1700年，霍顿就曾担心暴民的反抗。”[41]马克思之所以给予特别关注，很可能是因为它为马克思重新思考这一社会矛盾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实质、深化其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米勒准确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决不只描述了所谓暴民与机器的斗争，而且首先反映了近代早期以来的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挑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为了保持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而达成的共识规则，因此技术变革引起卷入其中的人们的强烈反抗。[42]这种技术政治学现象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在近代市民社会的历史转型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交换价值与资本逻辑同传统手工业和自然经济中以维系生存为目的的使用价值逻辑发生尖锐冲突。[43]这深刻反映出先进生产力变革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造成强烈冲击。当然，这一时期的反抗还只是局部斗争，尚未达到普遍阶级斗争的层面。米勒指出：“这种社会关系的不发达性只有在形成明显的阶级分化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义务关系瓦解之后才会得到充分发展。”[44]这种尚不发达的社会矛盾关系恰好为马克思重新考察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进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分析视角。这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中得到体现。

MEGA2“《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部分卷次

马克思接下来对第3—5卷的摘录显得比较粗略，但特别关注了金属拉丝机、播种机、捣矿机等应用于直接生产领域的生产性发明或技艺，而对其他发明创造只是简单提及甚或完全忽略。具体来说，在对第3卷的摘录中，马克思首先摘录了第3章《金属拉丝机》的一个简短片断，关注了这种机器自15世纪以来的机械化，即“由水力驱动的金属拉丝机（Dratmühlen）。（15世纪）最早出现在纽伦堡”[45]。这是1851年工艺学笔记中没有涉及的内容。随后，马克思跳过贝克曼关于马鞍、伐运木材、印第安鸡等方面的论述，直接摘录了贝克曼提到的一部附有发明史书目的著作，即“米歇尔·迈尔（Michaele Maiero）：《真正的发明，来自德意志的馈赠》1619年法兰克福版”[46]。随后，马克思简要摘录了德国的发明创制，即“‘德国人由于这些发明而值得称赞：罗马帝制、火药、印刷术、宗教改革、T.帕拉切尔苏斯（Theophrastus Paracelsus）的医学以及蔷薇十字会（Rosenkreuzer）的奥秘。’‘发明、政治、军号、文学、神学、医学、化学。’”[47]。这些内容虽未展开，但足以表明马克思对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中具有革命意义的发明创造的高度重视。这很可能与他先前已对这些发明创造作出高度评价直接相关：“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印刷术则……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8]相比之下，马克思没有摘录第3卷中有关奢侈品制造业等方面的内容，只从第4卷中概括摘录了一句话，涉及播种机（Sämaschine）及不同播种方法。[49]这是在1851年工艺学笔记中没有涉及的内容。马克思同样没有关注贝克曼在第4卷中关于铺路、街道照明、消防设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对第5卷的摘录中，马克思概要摘录了捣矿机（Pochwerke）和夯实机（Stampfmühlen）的发明史和工作原理。[50]这些内容没有超出马克思在1851年工艺学笔记中的摘录范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019年版，第50页

三、《贝克曼笔记》中的“贝克曼难题”

及其科学解答

相较于李嘉图和尤尔等人对机器大工业时期机器与工人的尖锐对立关系的承认与辩护，斯密对工场手工业时期机器对劳动分工的从属关系的侧重与强调，贝克曼的重要贡献在于突出展现了工场手工业早期机器的工业应用所造成的矛盾性后果，特别是机器与工人的对立问题。这显然颠覆了马克思从李嘉图、尤尔和斯密那里获得的既有认知，从而引出一个重要问题：机器的始源性的双重面相何以可能？我们暂且将其称为“贝克曼难题”。结合贝克曼的叙述，“贝克曼难题”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机器的工业应用必然导致工资下降的内在规律是什么？二是机器反对工人的历史前提与本质规律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本身，恰恰意味着马克思力图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克服和超越贝克曼的技术史叙事本身所隐含的技术决定论、技术拜物教和技术原罪论。

第一，马克思破解“贝克曼难题”的方法论前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辩证法。具体而言，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XI—XXIII笔记本的内封上附有一个“摘录著作目录”。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该目录所涉及的著作或作者主要来自《补充笔记本》，但在数量与顺序上同《补充笔记本》存在明显差异，而更接近于第XXI—XXIII笔记本中的引用文献。这表明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的过程中对这些材料做了重新加工，故而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和主题性，也反映了马克思对这些摘录著作或作者的重视。例如，在第XXIII笔记本的“摘录著作目录”中，马克思将贝克曼单独标注于第19条目。[51]而从它的整体语境来看，马克思试图要将贝克曼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马尔萨斯和恩索尔的人口理论、西斯蒙第的商业财富理论、诺思的商业资本理论等主题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换言之，马克思试图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抽象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总体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视角出发深入发掘“贝克曼难题”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019年版，第8页

第二，基于劳资剥削关系和劳动价值论对机器导致工资下降之内在规律的科学探究。在第XXI笔记本的第1342页上，马克思在探讨导致工资下降的原因时援引了《贝克曼笔记》。从整体文本语境来看，马克思在整理不同观点的过程中逐步将导致工资下降的原因聚焦于资本使用机器对劳动的剥削。马克思先是批评马尔萨斯等人将工资下降的原因归结为地租、生产费用、人口增长、谷物价格上涨和纸币贬值等外在因素。[52]随后，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口理论正确地揭露了资本的发展造成大量人口的极端贫困化及其再生产。[53]由此，马克思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并写下一句评语“资本。在亚·斯密那里连资本也表现为人”，并援引斯密的“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加以佐证。[54]这里，马克思深刻指认了资本取代人成为生产的主体，并反过来支配人。紧接着，马克思提炼概括了斯密著作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二是布坎南对斯密的“工资通过商品降价而提高”[55]这一错误观点的评注。可见，第一，马克思试图将工资问题同资本、生产劳动和商品价格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第二，所谓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恰恰是以资本的剩余价值剥削逻辑为尺度的，马克思意在从劳资剥削关系层面揭示工资下降的根源，以驳斥“工资通过商品降价而提高”的片面观点。为此，马克思援引《贝克曼笔记》中的一段话：“博克斯霍恩谈到在莱顿采用织带机时说……‘大约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就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并将其概括为“借助于机器缩短劳动时间”[56]。随后又在“机器和平均工资”标题下引述了另一段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了，但是也使工人便宜了。”[57]可见，马克思试图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角度来揭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工资下降和工人反对机器的内在机制：一方面，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资本通过借助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不断缩短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即劳动力的价值，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剩余价值始终只有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工资下降的情况下才可能增长”[58]；另一方面，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而言，机器与劳动的竞争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远低于平均工资，即“自从机器同人类劳动发生竞争时起，这种劳动的报酬本身便开始由机器生产导致的较少的费用调节”[59]。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60]至此，马克思将关于该问题的探讨引向科学的理路，彻底克服了马尔萨斯、斯密等人的理论困境。而贝克曼无疑为马克思实现这一理论推进提供了关键的材料支撑。由此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导致工资下降，因而必然反对劳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应该“停止革新”和放弃“人类发明的进步”[61]？这正涉及“贝克曼难题”的第二个层面。为此，马克思意识到必须走向历史深处，探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前提和发展趋势。

《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42页

第三，从“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原始积累角度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探源。在第XXIII笔记本的第1416页上，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时再次援引了对斯密和贝克曼的摘录笔记内容，而且上述引文再次出现。马克思先是在“清扫领地”标题下摘引了布坎南和斯密关于15世纪以来英国圈地运动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容：“封建制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衰落……旧的所有权状况由于现代风俗的发展而日益被破坏了。地主不顾世袭的租佃者，现在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变得无用的人手（useless hands）都要被赶走……”[62]随后，马克思更凝练地将斯密的“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概括为“资本的人格化（Personnification）”[63]。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客观的资本关系。紧接着，马克思概述了《贝克曼笔记》的主体内容：“通过机器减少劳动。工人对此进行的斗争……织带机。由于改良磨面方法而贏得的小麦。在英格兰为反对锯木机而进行的斗争。德国的发明。”[64]乍看起来，这些内容似乎毫无联系。而且，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援引关于机器与工人斗争的其他理论资源（如李嘉图、尤尔），而唯独引用了贝克曼呢？结合上下文的整体语境，我们可以体认到马克思的深刻用意和贝克曼的独特价值。具体而言，马克思可能洞察到斯密的“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这一命题所蕴含的深刻历史内涵和复杂历史进程：它们分别代表了“资本的人格化”的双重维度，共同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生成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非宗教神学中的原罪之类的先验设定，而是现实发生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65]。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时空和程度上逐步展开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详尽科学的阐释。

《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的封面

首先，“资本耕种土地”这一“资本的人格化”进程反映的正是上述提到的近代早期英国农业资本家和封建贵族通过工商业资本高价购买土地、驱逐世袭佃农等“清扫领地”的方式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所有权相分离，促使农村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66]总之，“资本耕种土地”所代表的原始积累过程为工业资本特别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奠定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基本条件。

其次，“资本使用劳动”这一“资本的人格化”进程所反映的是工业资本使大量直接劳动者被迫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过程，其中机器发明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创立、保持和不断扩大再生产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因此，资本不仅要不断瓦解农村封建制度对农村居民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束缚和保护，而且要不断打破城市行会制度对学徒、帮工和新游离出来的“自由”劳动者及其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的维护和控制。[67]于是，新兴的工场手工业首先同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手工业行会发生激烈斗争。[68]工业资本扫清城市行会组织的阻碍的有力武器，便是将先进的机器发明应用于工业生产。因此，最初反对工场手工业本身的力量主要“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69]因为工场手工业只是潜在地而非现实地代替工人，反而“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70]然而，工场手工业是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为广阔背景的，而且工场内部分工这种狭隘技术方式严重阻碍了资本的绝对自由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这必然促使资本借助机器对工人的排斥和统治，确立雇佣劳动对资本的绝对依赖和从属，从而在物质技术基础层面上真正确立起符合自身特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机器大工业。如果借用“清扫领地”的说法，这一过程可称作“清扫作坊和工场”。此外，资本还通过商业战争、殖民掠夺、奴隶贸易、血腥立法等暴力手段加速了这一进程。

就此而言，贝克曼关于近代早期机器发明的工业应用及其双重社会后果的叙述，正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这一广阔复杂过程的一个缩影，因而为马克思理解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和理论资源。马克思通过贝克曼认识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既构成了资本扫清传统生产方式和封建制度的障碍、克服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内部局限、实现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和剥削的关键因素，也成为彻底激化三大社会阶级矛盾斗争的重要动因。然而，贝克曼只是从经验层面上看到机器导致工资下降和阶级斗争，而无法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对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科学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71]一方面，工人与机器的斗争只是资本关系下劳资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贝克曼只是看到工人与物性机器斗争的地方，马克思洞察到物性机器背后的特定历史性社会关系本质。与其说是工人反对机器，不如说是工人反对资本关系的经济物相化产物。[72]另一方面，机器与工人的敌对关系并非机器固有的天然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发展到一定形式的结果。由此，马克思指出，导致机器扼杀工人的根本原因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非机器本身：“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73]因此，“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gesellschaftliche Exploitationsform）”[74]。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彻底克服和超越了贝克曼的技术拜物教、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原罪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贝克曼的关注和利用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将《贝克曼笔记》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其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剥削关系构成其一以贯之的主题线索，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工资下降、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机器与工人之间斗争的实质与未来革命策略构成围绕这一主题线索所聚焦的具体问题关切。相较于李嘉图、尤尔等人对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叙述，贝克曼关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机器发明史及其资本主义应用所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的叙述，为马克思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与此同时，马克思从唯物史观高度对机器发明的特定社会关系本质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科学阐释，彻底超越了贝克曼等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理论视域和意识形态幻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和人类解放的未来前景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作者简介：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现代哲学》2024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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