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特朗普继续当选美国总统，可能会对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对我们做制造业出口的将造成很大的冲击。”在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深圳校区的电梯里，有一位穿着打扮较为商业的女士向身边几位朋友说道。
“我在美国的朋友认为他当选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位女士的其中一位朋友回应称。
这段对话发生在10月13日的下午2时，再过半小时，在这里会举办湾区大讲堂讲座，主题为美国大选和中美博弈。
这也是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深圳校区湾区大讲堂讲座第一期，联合中信出版集团特邀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曾长期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李成教授，带来关于美国大选形势分析和未来国际关系走向研判。
在港大经管学院深圳校区，李成带来关于美国大选形势分析
基辛格博士是李成的恩师。在讲座中，李成还分享了基辛格博士对未来中美关系两个重要判断：
一是中美两国势均力敌，“实力难分高低，这在当代地缘政治中前所未有”
二是中美要意识到任何一方“不可能在不造成人类毁灭风险的情况下分出输赢”
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大选的进程结果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和全球经济格局？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撕裂，与美国衰落的中产相对的是，中国中产过去几十年间迅速兴起。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产坍缩的困境？在讲座结束后，李成教授还接受了香港经济导报的专访。
记者：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冲刺阶段，哈里斯或特朗普当选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李成：如果哈里斯当选，对中国而言，正面因素包括可预测的延续拜登的政策，对华部分脱钩而非全面脱钩等。负面因素则是，还是会存在联盟主导的对华遏制。
而特朗普当选，对中国而言，正面因素有：特朗普或许会积极改变，以商业为导向、强调交易性，或许会看重元首的个人关系。负面因素则是，与中国的关系变得难以预测，毕竟共和党内有更强的反华反共基础。
记者：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甚至没有之一，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美两个大国。但中美之间为何总是“博弈”？
李成：我想更多的是由一些结构性矛盾导致的。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权利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以及利益需求的差异产生矛盾，也就说中国国力迅速上升以后，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所产生对冲突。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立（“制度之争”）的强化作用，及其反共反华（包括华人）趋势。从美国国内来看，美国国内两党非常撕裂，且存在贫富差距以及种族矛盾等等。
记者：在讲座中，您提到，中美两国现阶段应该现在去思考的是怎么扩大中产阶级。从中国来说，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有所放缓，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中产阶层都有一个信心不足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现状？
李成：这个问题需要比较的去回答。我知道这两年受到疫情等影响，中国经济下行，有些行业日子不好过。房地产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在中国，有两套房产的居民不在少数。这是有数据支撑的，201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城市居民做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96%的城镇家庭拥有房产，其中31%有两套房产，11%有三套或三套以上。与40年前相比，中国2019年的GDP增长了60倍，人均收入高了25倍。
而在美国，有两套房子的中产，几乎是很少的，只有富人才有两三套房子。从储蓄来说，中国的中产很多是有储蓄的，但美国的中产储蓄是很少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对方妖魔化，美国不承认中国的中产在这么些年的变化，承认了就无法对抗了。而且美国会觉得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和“中产阶级”是格格不入。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4亿多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真可谓异军突起，规模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中产和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都在30%左右。
记者：您刚刚说到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然后哈里斯的一个竞选口号就是“机会经济”，壮大美国的中产阶层，您怎么看哈里斯的这个宣言呢？
李成：其实不仅是哈里斯，特朗普也提出“让美国再伟大”，他所挑选的共和党副总统万斯，他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天选接班人。再说到拜登，“拜登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让中产得到实惠，回归中产阶级昔日的“风光”。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提供的数据，1980年至2014年期间，各收入阶层的中国公民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而美国只有顶层那20%的人收入显著增加，其他所有收入阶层则没有改善，但是我想强调，全面对华脱钩会延迟而不是加速美国中产阶级的重兴，原因很简单：在全球化经济中，美国实现对华全面脱钩的能力有限。相反，美国应该优先在国内缩小收入差距并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将扩大中产阶级作为关键目标。在经济方面，决策者应推动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还要加强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互联网、在线支付和快递服务这些原本发源于美国的业务。另外，应通过联邦政府开支和大公司投资，运用更多资金来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推进基础研究、更快实现科技突破的商业化、改革公共卫生体系，并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
记者：在中美博弈大环境下，香港的定位是超级联络人，香港在中美博弈下的新机遇在哪里？
李成：我在香港讲过多次，香港曾经有过的很多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但我觉得在一些方面香港还是有它的特色的。在北京的领导人总是讲，“如果香港有一天成为中国的深圳、中国的上海，那这是不成功的”。这个信号很明确，那就是香港还具备“一国两制”的体制优势。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深圳没有这么多外国人，深圳的大学里也没有这么多外教、留学生，香港对许多西方国家是免签证的等等。
但是坦白来说，现在香港的服务业，还有金融都没有从前景气，这些是香港必须要彻底的改变的。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可以通过大学教育、引进人才和尖端技术逐渐改变。现在香港的人口在700万左右，我觉得香港人口可以到1000万人。（注：根据国务院于2014年下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我期待未来的香港更开放、更有活跃度。
“回香港近一年来，尤其在与内地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流中，我有了很多新的感知和体验。鄙见以为，当前中国很多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尤其是近年来迅速变化中的美国内政外交的认识，有许多欠缺之处。虽然世界和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非常不足，但这并不能减少中国因不够了解世界所造成的不利因素。一方面，国内有些知识分子，也包括香港的一些分析人士，不够了解中国自己的短板；另一方面，也需克服一些人对西方的过度崇拜所造成的对国内一些问题的过度悲观。”李成在其《中产上海》的序言中写到。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陈佩珍 本刊首席记者
编辑：芦梦婷
审读：刘妍伶
监制：舒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