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2024年28号 | 数字经济时代的“老有所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政府为有效缓解人口结构转变压力、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所推出的重要举措，而鼓励老年人劳动供给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合理开发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鼓励老年人劳动供给，关键在于厘清影响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因素。根据Heckman的观点，劳动供给分为广度劳动供给（就业或劳动参与）和深度劳动供给（工作时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人类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化发展成果惠及老年人群体，为老年人劳动供给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利用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数据，应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并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从劳动供给广度和深度的视角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发现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就业水平的上升足以补偿工作时间的缩短，进而导致劳动供给明显增加；第二，发现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增强社会融入和改善自我认知等途径促进老年人就业；第三，发现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工资水平上升，工资溢价导致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影响老年人劳动供给的重要机制；第四，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劳动供给分析框架，发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一）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就业

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可以向老年人传播提高家庭劳动效率的知识和技能，减少家庭劳动的时间，使得老年人有更多的剩余时间从事其他生产活动。2)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工作搜寻成本的降低，提高老年人获得工作的概率。对于求职者而言，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招聘信息资源，使得求职者可以及时、便捷地获取职位信息，进而具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3)互联网向老年人传播了延迟退休等积极的国家老龄化应对战略，对老年人的健康和自我认知具有正向的外部性，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参与度，进而促进老年人就业率的提升。4)与不具备使用互联网技能的老年人相比，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会传达一种更契合职业的“信号”，从而具有比较优势，更容易获得职位。5)互联网使用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和职业变革，减少了社会对老年人身份的歧视，促进老年人就业率的提升。6)互联网使用导致的工资溢价，也会促进老年人就业率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促进老年人就业率的提升。

假设2：信息传播效应、改善自我认知、增强社会参与感和融入感以及提高劳动回报率是互联网使用促进老年人就业的主要途径。

（二）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就业影响的异质性

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在思想观念、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以及自我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张锦华和刘静发现，高学历农村女性的知识、技能吸纳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普遍高于低学历女性，在相同互联网使用强度下，高学历女性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高于低学历女性，因而高学历女性的就业率也更高。类似地，低学历老年人学习和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弱于高学历老年人，因而互联网使用对高学历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一般而言，年龄越高的老年人，其身体素质越差，社会参与意愿越低，因而互联网使用对高龄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对于面对不同隔代照料压力的老年人，隔代照料压力较大的老年人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家务劳动，这将进一步挤出他们的劳动参与时间，因而互联网使用对隔代照料压力较大的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此外，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公共资源配置也不均衡，城镇的互联网设施建设相对完善，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因而城镇居住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互联网使用对学历较高、年龄较低、隔代照料压力较小和城镇居住的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三）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工作时间

前文提及，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工资具有“溢价效应”。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工资率提升对老年人的工作时间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般而言，由于老年人负担的经济压力较小，且子女通常会为之提供代际支持，工资溢价导致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互联网使用将导致老年人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减少工作时间。此外，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技能水平得到提升，而更有效率的办公方式将导致完成工作所需时间的减少。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减少。

（四）数字经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作为一项数字经济时代的技能，互联网使用可以带来正的工资回报。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由于能够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较少，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较高，因而未就业老年人的替代效应和就业老年人的收入效应较大，最终导致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大。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提高，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工资溢价将变低，导致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逐渐减弱。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5：

假设5：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调查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50至70岁且未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删去就业信息和互联网使用信息缺失的个体，删去自雇佣和雇主就业的个体，最终样本量为12343个，其中使用互联网的样本数量为1469个，不使用互联网的样本数量为10874个。

表1给出了三个调查年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统计描述。与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群体相比，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群体就业率高12.836%，周工作时间短5.399个小时，而小时工资高3.275元，说明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有更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老年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仅取决于其是否使用互联网，而且取决于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是否有养老金、16岁以下孙辈个数等）和所处的区域经济特征（如人均GDP、城镇登记失业率、老年人口抚养比等）。表2给出了老年人主要个体特征和区域经济特征的统计描述。

（二）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将老年人就业选择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下标i和j分别表示个体和省份；work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体是否就业（如果就业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internet为解释变量，表示个体是否使用互联网（如果使用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X表示一系列影响个体就业的个体特征和省份特征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是否为男性、受教育年限、是否健康、是否为农业户口、是否为党员、是否已婚、是否有养老金、16岁以下孙辈个数；省份特征包括人均GDP、城镇登记失业率、老年人口抚养比。方程控制了年份效应；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其次，本文将老年人工作时间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worktime表示就业个体的（周）工作时间；Z表示一系列影响个体就业的个体特征和省份特征的控制变量，与就业选择方程一致。方程同样控制了年份效应；ξ～N（0，δ²）表示随机扰动项。

（一）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

本文首先应用就业选择方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第（1）、（2）列。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大约导致老年人就业概率提升2.2%。如果将省份虚拟变量替换为省份层面控制变量，则互联网使用将导致老年人就业概率提升3.0%。

（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工作时间的影响

表3第（3）、（4）列给出了老年人工作时间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导致就业老年人的工作时间显著缩短，平均周工作时间缩短1.385小时左右。如果将省份虚拟变量替换为省份控制变量，则互联网使用将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1.541小时左右。

（三）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一方面导致老年人就业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因此需要综合评价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根据2018年数据中的老年人个体特征，本文重新估计就业选择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并模拟出老年人群体在使用和不使用互联网情境下的就业率和工作时间，通过比较两种情境下劳动供给差异评价互联网使用的效果。

表4给出了是否使用互联网情境下的老年人劳动供给情况。可以发现，尽管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周工作时间缩短0.991个小时，但就业率却上升4.01%，最终导致周劳动供给增加1.58个小时，说明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就业率的上升足以补偿其工作时间的缩短，进而导致老年人劳动供给明显增加。

（四）内生性讨论

前文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不但促进了老年人就业，而且导致就业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这一估计结果有效的前提是互联网使用为外生变量，但互联网使用却可能是内生的。

针对内生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元离散变量的问题，本文应用扩展Probit回归模型表征就业选择方程，应用扩展回归模型（Eregress）表征工作时间方程。为了更有效地识别扩展回归模型，第一阶段的互联网使用决策方程中至少含有一个就业选择方程或工作时间方程中没有的解释变量（工具变量）。依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经验，本文选取滞后一年的省份层面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老年人互联网的可及性越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大，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该变量为省份层面变量，不会对老年人就业决策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表5给出了应用扩展回归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就业概率提升和工作时间减少的结论是稳健的，并且内生性的存在会导致对系数的低估。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为“使用手机上网”；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互联网使用的“自选择”问题。

1.替换解释变量

CHARLS的2015年和2018年问卷调查了个体使用互联网的主要方式，通过观察数据发现，被调查者回答“手机”的比例超过95%，因而本文以手机上网替代互联网使用，重新进行就业选择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可以发现，在替换解释变量之后，使用手机上网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而对老年人工作时间的影响仍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倾向值得分匹配法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决策往往是非随机的。为解决个体使用互联网决策的“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三种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估计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见表7。可以发现，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互联网使用的“自选择”偏误后，互联网使用促进老年人就业、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一）信息传播

互联网使用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宽了老年人获取职位信息的渠道，因而会促进老年人就业概率的提高。依据CHARLS2018问卷中的问题“请问您一般都上网做什么”设置“信息传播”变量，如果回答为“与人交流”或“看新闻”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以该变量代替互联网使用进行就业选择方程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8第（1）列。可以发现，以交流或获取信息为主要目的上网会显著促进老年人就业，说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功能在发挥作用，即互联网使用可以提高“人职匹配”效率，削弱信息壁垒，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就业概率。

（二）社会融入

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信息传播成本，使得延迟退休等积极老龄化政策在老年人群中普及，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和发挥余热的呼声日益高涨，对老年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提升了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意愿，促进了老年人就业。

本文依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设置“社会融入”变量，如果回答为“与朋友交往、串门”“参加社区活动”“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融入和互联网使用均能够促进老年人就业，说明互联网使用一方面直接促进了老年人就业，另一方面通过增强社会融入意愿间接促进了老年人就业。

（三）自我认知

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的自我认知对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9给出了互联网使用对自我认知得分及其前4个分项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有助于老年人自我认知水平的显著提升，有助于老年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提高愉悦感，降低孤独感和低落感，进而有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就业。

（四）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效应

一些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存在工资溢价效应。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工资率提高会对劳动供给产生两种不同方向的影响：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于未就业的老年人而言，替代效应占主导，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会促进老年人就业；对于就业的老年人而言，收入效应占主导，工资率提高会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

为检验上述推论，本文首先重新估计老年人简化式就业选择方程，并计算逆米尔斯比。将个体工资的预测值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就业简化式方程，得到结构式就业选择方程。将个体的预测工资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工作时间方程。

由于近年来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本文对2013年、2015年和2018年样本分别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1。由就业选择方程系数的边际效应可知，互联网使用会显著促进老年人就业概率的提升，但对就业概率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由工作时间方程的系数可知，互联网使用导致就业老年人的工作时间显著缩短，但对工作时间缩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逐渐减弱。

为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逐年减弱的原因，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去中心化处理，并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与互联网使用的交叉项纳入就业选择和工作时间方程，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互联网使用的劳动供给效应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12。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和数字经济发展均有助于老年人就业概率的提升和工作时间的缩短；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但对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与互联网使用的交叉项纳入工资方程，可以发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逐渐降低，因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进而负向调节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

（一）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影响的异质性

为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人群体就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样本按照居住地划分为农村和城镇，按照年龄划分为低龄（60周岁以下）和高龄（60周岁及以上），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和中学及以上，按照是否有16岁以下孙辈划分为是否有隔代照料压力。表13给出了老年人就业选择方程的分组回归结果。

从居住地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城镇老年人就业概率的显著提升，但对农村老年人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互联网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城镇老年人群体。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低龄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老年人就业概率的显著提升，而对高龄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互联网使用对无隔代照料压力的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

（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工作时间影响的异质性

前文的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减少的主要作用机制是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据此，本文将样本按照是否有养老金、是否有隔代照料压力和是否居住在城镇划分为不同的子样本，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人群体工作时间影响的异质性。表14给出了老年人工作时间方程的分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导致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工作时间显著缩短。这主要缘于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参与劳动的概率较低，因而其受互联网工资溢价收入效应的影响相比于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更小，进而导致使用互联网且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周工作时间明显缩短。互联网使用导致没有隔代照料压力的老年人工作时间明显缩短；相反，有隔代照料压力的老年人则受限于家务劳动与工作的冲突，互联网使用未导致其工作时间明显缩短。互联网使用导致城镇老年人的工作时间明显缩短，但对农村老年人工作时间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并且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压力更大，因而互联网使用对其工作时间的影响较小。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互联网使用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提高了老年人搜寻和获取信息的效率，同时也改善了老年人的主观认知，增强了社会融入意愿，进而促进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工资水平明显上升，工资溢价也促进了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低、没有隔代照料压力和在城镇居住的老年人群体。

第二，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显著缩短。这主要缘于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导致就业老年人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进而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也有助于老年人就业质量的提升。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没有养老金、无隔代照料压力和在城镇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尽管互联网使用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但老年人就业率的上升足以补偿工作时间的缩短，进而导致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显著增加。

第三，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将逐渐减弱。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老年人工资水平的提升，进而有助于老年人就业率的上升和工作时间的缩短。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导致互联网使用的工资溢价逐渐降低，进而对老年人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影响逐渐减弱。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有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政府部门应继续大力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消除城乡发展的“数字鸿沟”。这不仅有助于老年人就业数量的增长和就业质量的提升，而且有助于城乡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均衡提升，进而有助于城乡居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次，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联网培训项目，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扩大能够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群体规模。这有助于老年人就业率的提升，进而缓解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带来的财政和社会压力，也能够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一定的劳动力资源保证。

最后，政府部门应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联合相关企业建立老年人人力资源数据库，建设集信息发布和招聘于一体的就业综合服务平台，为老年人群体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老有所为”，将有助于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显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