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2024年27号 | 赋能与拓域：互联网使用对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影响研究

 为响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公众号将围绕其重点举措设置五个专题方向：①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有效供给；②打造高质量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③加快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社会环境；④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⑤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       

本月讨论的专题方向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分享文章的主题为“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已进入急速老龄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92亿，其中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达15.6%。伴随老年网民群体规模的扩大，如何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在信息化社会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现状如何？使用网络又会对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如何提升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水平？本月精选的四篇文章将围绕这些问题通过宏观和微观研究展开讨论。

本月推荐的第三篇文章是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公晓艳与王永梅副教授合作发表在《老龄科学研究》上的《赋能与拓域：互联网使用对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影响研究》。

ABSTRACT

INTRODUCTION

关于社会参与的模式，国内外学者根据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频度、内容，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Vozikaki等（2017）利用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数据，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划分为生产型和社会型。张文娟等（2015）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城市中低龄老年人为分析对象，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活动划分为工作型、休闲娱乐型、社交型和家务型。谢立黎等（2021）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在个人—家庭平衡视角下，将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划分为平衡型、个人中心型、家庭中心型和低参与型。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已经关注到不同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但总体来看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参照已有研究，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对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进行划分。

在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国情下，支持自然老化并维持其原有状态的活动理论（Havighurst，1968）和持续理论（Atchley，1971）逐渐得到认可（杨菊华等，2021）。因此，发挥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共识。但学界对于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仍有争议。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路径可分为延展路径和收缩路径。从延展路径来看，互联网使用可以减轻老年人的社会隔离程度（陈鑫，2020），助力老年人的健康（靳永爱等，2019），提升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李睿等，2022）。从收缩路径来看，由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具有替代性关系（Kraut et al.，1998），互联网使用会占用老年人其他社会交往的时间，减少与家人沟通的时间，造成社会参与程度降低（许肇然等，2017）。除此之外，互联网使用还会降低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从而不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Gilleardetal.，2007）。

长寿时代的到来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成功塑造，为我国积极老龄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陆杰华，2022）。积极老龄观作为科学的老龄社会认知理念，是老龄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更是防止老龄化治理异化的重要前提（杜鹏等，2018）。进入互联网时代，老龄社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够拓宽老年人学习新鲜事物和了解社会进步的渠道。老年群体由于自身资源逐渐减少，在是否进行社会参与和进行何种社会参与的选择上会受到种种限制，互联网使用可以对资源丧失进行补偿（Baltes，1990），促进老年人形成积极的年龄认同（孔子文，2022），减轻其社会隔离程度（陈鑫，2020），从而有利于形成积极老龄观。另一方面，过度使用互联网会加剧老年人的孤独感（杜鹏等，2022），损害其身心健康，不利于积极老龄观的形成。图1为本文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的第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数据。为保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严重的数据，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7283位老年人。

因变量是社会参与模式。根据老年人在经济、政治、公益、文娱等各方面的参与情况来测定。其中，经济活动情况是通过询问“目前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活动的情况”进行测度。政治活动情况是通过询问“近三年您是否参加过本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投票选举”进行测度。公益活动情况是通过询问“请问过去一年中，您参加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小孩/环境卫生保护/调解邻里纠纷/陪同聊天/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如义诊、文化科技推广等）/关心教育下一代（不包括自己的孙子女）的频率”进行测度。文娱活动情况是通过询问“过去一年中，您参加宗教活动/上老年大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听戏/唱歌、弹奏乐器/打麻将、下棋、打牌等/广场舞的情况”进行测度。对于以上日常活动，均将“参加过”赋值为1，将“没有参加过”赋值为0。基于此，本文将采用潜在类别模型提炼出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核心自变量是互联网使用情况。由老年人对“您上网吗？（包括用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上网）”的回答得到，将“使用过”赋值为1，将“没有使用过”赋值为0。中介变量是老年人的积极老龄观。通过询问老年人对以下问题的认同程度进行测度：1）“如有机会，我乐意参加村/居委会的某些工作”；2）“我常常想再为社会做点什么事”；3）“我现在喜欢学习”；4）“我觉得，我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5）“社会变化太快，我很难适应这种变化”；6）“现在，越来越多的观点让我难以接受”；7）“当今越来越多新的社会政策让我难以接受”；8）“现在的社会变化越来越不利于老年人”。对问题1～4正向赋值，对问题5～8反向赋值，加总平均用以衡量老年人积极老龄观的认知水平。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积极老龄观认知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人口特征、健康特征、支持特征和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运用潜在类别分析、 multi-logistic 回归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首先，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探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然后，运用 multi-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之间的关系；最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AIC、BIC统计量随分类数增加而逐渐减少，LMR、BLRT值在P＜0.05水平下显著，且潜类别小于6类时，Entropy均大于0.785，表明潜在类别分析模型的预测性和准确率随着分类数目的增加而提高（王立剑等，2022）。综合判断，最佳潜类别数目为5。表1展示了5种潜类别的占比与对应的外显变量条件概率。占比最高的为传统参与型（75.3%）。除去收看（听）广播电视这一普遍活动，这类老年人在经济、政治活动参与上的概率较高。该类型老年人将社会参与囿于传统的经济、政治参与活动，符合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周爱萍，2014）。占比居第二位的是社交参与型（8.9%）。该类老年人在陪同聊天方面的概率最高。占比居第三位的是文娱参与型（8.8%）。该类老年人在收看(听)广播电视、声乐娱乐、棋牌活动、跳广场舞方面的概率较高。占比居第四位的是公益参与型（4.2%），该类老年人在环境保护、照料老幼、调解纠纷、陪同聊天、专业志愿服务、教育下一代等志愿活动方面的概率较高。占比最低的是公民履责型（2.7%）。该类老年人选择社会巡逻、环境保护的条件概率最高，体现出新时代老年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性。这是以往研究所未发现的新型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表3为multi-logistic回归结果。以传统参与型为参照组，控制人口特征、健康特征、支持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其他四种社会参与模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公民履责型＞文娱参与型＞志愿参与型＞社交参与型。相对于传统参与型，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履责型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最大。首先是公民履责型。该类老年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更乐意积极主动运用互联网高效地履行社会责任。其次为文娱参与型。该类老年人注重丰富精神世界，具有积极主动学习新事物的特点。以往研究表明，休闲娱乐型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好（陈洁瑶等，2021）。由此可见，互联网可以作为社交工具将该群体联系起来，也可作为学习平台达到提升老年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其心理健康的目的。再次为公益参与型。公益参与也体现了老年人较强的奉献精神，但相较于公民履责型老年人，该类型老年人面向的群体和受益群体较小。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公益事业与现实的距离拉近，这也为老年人参与公益事业开辟了新天地。例如，通过支付宝的蚂蚁庄园、志愿汇等，动动手指就可以助力公益事业（武宜娟，2021）。最后为社交参与型。社交参与的主要内容为陪同聊天。互联网的介入使得陪同聊天更为方便，这使得互联网作为社交工具在精神慰藉、减轻社会隔离程度、缓解孤独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陈鑫，2020）。总之，互联网有利于促进该类型老年人的形成。综上可知，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从事多元化的社会参与的可能性更大。互联网使用能帮助老年人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参与活动，促进其运用互联网的社交、娱乐、群体组织、学习平台等功能，达到诸如公益、文娱、社交、履责等目的，得到更多类型的社会参与机会，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前文提到，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采用核匹配和k近邻匹配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以考察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结果表明，各类社会参与模式中两种方法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相差不大且均显著，两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一致，说明结果稳健。

在分性别样本中，使用互联网的女性老年人较男性老年人更可能属于公益参与型，而使用互联网的男性老年人较女性老年人更有可能属于公民履责型。

在分城乡样本中，互联网使用对于促进城乡老年人参与公益活动、履行公民职责的作用显现。但是使用互联网的城镇老年人属于公民履责型的概率显著高于使用互联网的农村老年人。另外，使用互联网的农村老年人属于文娱参与型和社交参与型的概率显著高于使用互联网的城镇老年人。

在分学历样本中（以初中学历为界限，初中及以上为高学历，初中以下为低学历），使用互联网的高学历老年人属于公益参与型的概率显著高于使用互联网的低学历老年人，而使用互联网的低学历老年人属于文娱参与型、社交参与型、公民履责型的概率显著高于使用互联网的高学历老年人。

在分年龄样本中，使用互联网的低龄（60 ～ 69 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较多且互联网使用对其影响显著。相比之下，使用互联网的中高龄（7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有所减少。

为探讨互联网使用对五种类型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影响机制，本文还运用自助法对积极老龄观这一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通过检验（置信区间不包含0）的组别路径。其结果如表6所示。

全样本中，互联网使用可通过改善老年人的积极老龄观促进其志愿参与、文娱参与和公民履责参与。分样本中，互联网使用可通过改善女性老年人的积极老龄观促进其志愿参与，通过改善全性别、全年龄组老年人的积极老龄观促进其文娱参与，通过改善城镇、高学历、中低龄老年人的积极老龄观促进其公民履责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通过检验的样本中，公民履责型这一路径的积极老龄观中介效应占比相对较高。这表明，该类型老年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是由于积极老龄观的成功塑造。相比之下，在农村、低学历、高龄样本中，积极老龄观的中介效应并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使用—积极老龄观—社交参与型这一路径的中介效应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该类型老年人选择使用互联网来社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精神孤独（杜鹏，2022；Cottenetal.，2013），而与其是否具有积极老龄观无关。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为发挥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作用以实现老有所为，缓解老龄化压力，应该重视重点老年群体，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积极改善人们的积极老龄观，建立数字包容型社会。第一，有效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增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能力和意愿。例如：完善社区网络设施，增加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触机会；弘扬孝亲敬老传统，鼓励子女帮助老年人学会互联网的使用方法；积极组织社区老年互助活动，大力发展老年大学等，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识。第二，从不同角度发力，重视对重点群体的积极老龄观塑造。推动农村地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例如，可为农村老年人建立相关社会组织，提供相关场地，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引导。鼓励高学历老年人积极奉献社会。例如：可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老年教育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社会适应能力，持续发挥高质量老年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重视中低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稳步推进延迟退休政策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打破年满60岁即为老年人的观念桎梏，引导企业和社会团体支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受数据变量的限制，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总结无法穷尽，且未能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时间变化轨迹。未来可以进一步补充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注重从时间演变角度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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