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蹶”的探析——一个早期医学名词的考察

经脉病候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经脉》中所有的“此为某厥”中的“厥”字，在出土经脉文献《脉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作“蹶”。此外，“蹶”字还见于与《脉书》同时出土的《引书》。

那么“蹶”究竟为何种病候?

《说文解字·足部》是这样解释的：“蹶，僵也，从足厥声，一曰跳。”仅仅凭借字书的解释是不够全面的，需要从更大的背景中去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是作为疾病意义上使用的“蹶”，一般为名词，并不包括作为其他意义上使用的动词。

1 《吕氏春秋》对“蹶”的记载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蔑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府，处足则为痿、为蹶(《吕氏春秋·尽数》)。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吕氏春秋·本生》)。

《尽数》这段论述相当医学化，很难想象，没有一定医学知识背景，能够有如此专业的论述。考虑到《吕氏春秋》综合了当时各种学说，这段论述与其说是一般思想界的观点，倒不如说是来自当时医学界更为贴切。《吕氏春秋》尽管是非医文献，但《尽数》这段论述却实实在在地与医学文献无异。

据《尽数》可知，“蹶”的病位在足，病因病机是由于形体不动而导致的气郁于足部。

《本生》的这段记载虽然没有明言“蹶”的具体情形，但仔细分析原文，“出则以车，入则以辇”不正是《尽数》中“形不动”的具体说明吗？可见，两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吕氏春秋》的认识影响较大，在与《引书》同时出土的《脉书》中有所反映。

夫留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肢而虚五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夫乘车食肉者，春秋必泻，不泻则脉烂而死(《脉书》)。

此处“留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几乎就是《尽数》的原文，“乘车食肉者”实际上就是对《本生》“出则以车，入则以辇”、“肥肉厚酒”的概括，《脉书》相当于对《尽数》、《本生》的论述进行了综合。

值得注意的是，《脉书》此处还提及了“脉”，认为“乘车食肉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治疗，其后果将会很严重，“脉烂而死”。考虑到前已论述的《脉书》与《尽数》、《本生》的密切关联，那么有疑问的是，形体不动而导致的气郁与“脉烂”有什么关系？换言之，为什么会是“脉”呢?《脉书》中另一段记载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君子肥而失其度，是胃筋骨不胜其任，其气乃多，其血乃淫，气血腐烂，百节皆沉，款廿末，反而走心，不此豫治，且闻哭音(《脉书》)。

不难看出，气血腐烂应该就是脉烂的原因，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假定，即气血运行于血脉之中，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公认的看法。《吕氏春秋·达郁》有“血脉欲其通”的记载，《脉书》中的表达更为清晰：“夫脉者，圣人之所贵也。气者，利下而害上……故气上而不下，则视有过之脉，当环而久之。”通过对脉的治疗，就可以针对体内气的失常状态进行调整。

至此，将《吕氏春秋》和《脉书》中的相关认识进行贯通，可以获致这样的理解：

“蹶”是由于形体疏于活动、气血运行不畅、郁留于足部而产生的。

从“形不动”可知，“蹶”的患病人群应该是平常疏于形体活动、劳作之人，也就是那些贵族阶层。

不过这里不易接受的是，《尽数》中“气郁”导致的那些病症难道都只发生于这些特定人群吗?至少“鼽、窒、盲、聋”等是相当普遍的。相比而言，《本生》的表述相当明确，直接将“出则以车，入则以辇”与“蹶”对应起来，“贵富之所致也”也支持上文对“蹶”患病人群的分析。

此外，《吕氏春秋·重己》还从环境的角度论述了“蹶”。

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热。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吕氏春秋·重己》)

《重己》认为，居处环境如果多阴亦能导致“蹶”。与《尽数》将“蹶”归结为“形不动而气郁”不同的是，《重己》解释的基点在阴阳，并明确指出“此阴阳不适之患也”。关于多阴与“蹶”的联系，将在下文中结合《引书》的相关认识进一步讨论。

表面看来，多阴与气郁并不相干，但仔细分析上述原文，文中“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热”4句为并列关系，都是论述先王所不为、所舍弃的4种不良生活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两句中的“气不达”，很明显其与气郁表达是相同的含义，《吕氏春秋》中甚至还有一篇以“达郁”命名。考虑到4句的并列关系及具体语境中的文意，实际上“室大则多阴”、“多阴则蹶”也暗含着“气不达”即气郁之意。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中对“蹶”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

2 《引书》对“蹶”的记载

引蹶，危坐，信(伸)左足，右足支尻，右手抚股，左手句(勾)左足之指(趾)而引，极之，左右皆三而已(《引书》)。

人生于清(情)，不智(知)爱其气，故多病而易死。人之所以善蹶，蚤(早)衰于阴，以其不能节其气也。能善节其气而实其阴，则利其身矣。贵人之所以得病者，以其喜怒之不和也。喜则阳气多，怒则阴气多，是以道者喜则急昫(呴)，怒则剧炊(吹)，以和之。吸天地之精气，实其阴，故能毋病。贱人之所以得病者，劳卷(倦)饥渴，白汗夬绝，自入水中，及卧寒䆕之地，不智(知)收衣，故得病焉；有(又)弗智(知)昫(呴)虖(呼)而除去之，是以多病而易死(《引书》)。

《引书》中并没有对“蹶”的具体描述，上面所引第一段原文是针对“蹶”的具体的导引术式。术式中肢体各种活动与足相关，其操作的重点在于足，暗示了“蹶”与足的密切关联，这也与《尽数》、《本生》的论述相符。但这并非意味着《吕氏春秋》对“蹶”的相关认识被《引书》全盘吸收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多于相同之处。

据上引第二段原文，先是说“人之所以善蹶”，然后分别论述了“贵人、贱人”得病的情况。与《吕氏春秋》中所显示的“蹶”的患病人群为贵富之人的特征不同的是，《引书》统论之为“人”，而且后面还相继具体介绍了“贵人、贱人”，可见“人之所以善蹶”中的“人”应为泛指，并非特指“贵人”。

那么，难道《吕氏春秋》的记载有误？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从文本作者及受众的立场来考虑。《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无论是作者还是受众都是属于贵人，而《引书》虽然是在一个不算大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但在古人的那个年代导引这类活动应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真正的医疗活动也不被重视。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便有“壬寅生子，不吉，女子为医”。《引书》之类的文献与《日书》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生活真实情形的文献，大抵相当于当今实用手册一类的东西，其关注的重点自然是普普通通的人。换言之，两者并不矛盾，只是立场与关注点的相异而已。

更令人意外的是，《引书》对“蹶”的解释与《吕氏春秋》竟然大相径庭。《引书》认为“蹶”是由于“蚤(早)衰于阴，以其不能节其气也”而导致的，并据此提出“能善节其气而实其阴，则利其身矣”。这与《吕氏春秋》所认为的“形体不动导致气郁于足部”简直丝毫无涉。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存在这种明显的解释差异的原因何在？

其实如果考虑到《引书》学术流派的归属，便不难理解。《引书》是一部有关导引的出土文献，一般而言，从学术流派划分的角度来看，导引与房中的关系相当密切，均属于养生一类的活动。

《引书》中一些导引术式的名称与马王堆房中书的一些房中术式相同，如“交股、尺汗”等。《引书》与马王堆房中书中均有肢体活动配合行气呼吸的记载。《引书》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春产、夏长、秋收、冬藏，此彭祖之道也”，可见彭祖在有关导引的知识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传世文献中亦有印证。《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马王堆房中书《十问》中亦有彭祖答问于王子巧父的记载，彭祖俨然是一位传授房中术的师者。后世文献《神仙传》卷一之《彭祖传》更是明言彭祖传房中术最为详细。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文献传承，还是实际操作来看，《引书》与马王堆房中书的关联极为密切。文献记载上，两者相互影响，拥有一些共同的资源(包括术语、观念、思想等)；实际操作中，两者经常结合、杂糅在一起。

基于上述分析，将《引书》“蚤(早)衰于阴，以其不能节其气也”、“能善节其气而实其阴，则利其身矣”置于房中思想的背景下理解便顺其自然。

马王堆房中书对“阴”、“气”相当重视，如“食阴之道”、“接阴之道”、“翕气之道”、“治气”等经常提及并重点论述，《引书》中也多次出现“引阴”。可见，两者对“阴”均极为重视。

那么“阴”所指为何？

有学者认为，“阴”指肾。笔者不敢苟同，其实马王堆房中书《十问》中的一句话有助于对“阴”的理解。“人有九缴(窍)十二节，皆设而居，何故而阴与人具(俱)生而先身去”？显然，此处“阴”是一个实指性概念，并非抽象的。如果“阴”指肾的话，那么《十问》“食阴之道，虚而五臧(藏)”如何理解？既然是要求“五臧(藏)虚”，又如何“实其肾(如果阴是指肾)”？再者，《引书》、《十问》中并未提及肾。笔者认为，“阴”应该是指男性外生殖器。

显然，在房中家眼中，男阴无疑是最重要的，房中活动的进行依赖于其功能的正常，而实际情形却是，人体一定年龄以后男阴性功能的衰退甚至丧失，正所谓“阴与人具(俱)生而先身去”。因此，在房中家看来，“阴”衰以及体内气的失调是人体一切病变的根源，反过来，只要能及时实阴、节气，便能却病延年。受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引书》对“蹶”做了相关的理论解释。当然这仅是理论层面的解释，在实际治疗“蹶”的导引术式中，肢体动作的重点仍在足，而不是“阴”。仔细分析“引蹶”的术式可知，无论是伸足还是勾足趾而引，动作本身都包含着极力将足部舒展、牵引的意味。考虑到《吕氏春秋》对“蹶”的解释是“气郁处足”，那么“引蹶”的术式实际上就是这种解释的实践化，尽管《引书》对“蹶”另有一番理论说明。

3 同时期非医文献中“蹶”的相关记载

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老子》)。

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庄子·内篇·人间世》)。

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国》)。

老子曰……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文子·守虚》)。

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淮南子》)。

据上述各段引文文意可知，“蹶”是在为了表达人或事物的某种不正常情况，特别是与正常情况相反甚至是对立的语境下被使用的，表达的是一种较为严重、危险的状况。具体到语境时，用于指事物时有“灭亡”之义，指人体时有“偏废、极度衰败”之义。

《淮南子》、《文子》中的论述其实来自《庄子·刻意》，“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可见，在此类语境中“弊”、“蹶”义同。

《扁鹊仓公列传》中载有“形弊”，仓公诊齐章武里曹山跗病时，认为其“死不当治。适其供养，不当医治”，又引用脉法所言，“不平不鼓，形弊”，最后还指出，“形弊者，不当关镵石及饮毒药也。”

据此可知，第一，“形弊”并非仓公所创，而是有所渊源，至少仓公所引“脉法”中已有之；第二，“形弊”的病情极为严重，即使是仓公这样的高手也认为，“死”、“不当关镵石及饮毒药也”，也就是“不当医治”，只能“适其供养”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医文献中将“蹶”的原因归结为“形劳而不休”，这与《吕氏春秋》的“形不动”不同，似乎截然相反。

不能忽视的是，以上非医文献除了《荀子》，其余可归属于道家或含有强烈的道家意味。《荀子》中的“国蹶”是一个描述政治学说的偏正关系的词，其使用应该是基于“蹶”的人体词语语义，是在“蹶”被普遍认知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因此“国蹶”可不予以考虑。

众所周知，道家的思想观念中，“清净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是相当受重视的，其极力反对那种不爱惜身体的行为，诸如“形劳而不休”之类。受此支配，对当时极为常见的疾病“蹶”，用“形劳而不休”进行解释，是相当顺其自然的。

其实，与其说用“形劳而不休”解释“蹶”，倒不如说用“蹶”这样当时极为常见的疾病为批判“形劳而不休”之类的行为作注脚，更为恰当。这与《引书》将“蹶”与“早衰于阴”联系在一起是一样的，其本质均是从各自思想或学派的立场出发进行阐释。

4 “蹶”在《内经》中的反映

《内经》中无“蹶”字，用的都是“厥”。

厥在《内经》中相当常见，所指也相当广泛，本文不拟作一一论述。虽然“蹶”不见于《内经》，但有关“蹶”的认识在《内经》中依然有所反映。

《厥论》是《内经》中专门讨论厥的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盛则足下热也。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盛，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素问·厥论》)。

虽然《厥论》将厥迸一步分为热厥、寒厥，但无论是热厥还是寒厥其病位均在足，这与《吕氏春秋》以及《引书》“引蹶”术式所显示的特点完全一致，这是早期“蹶”的特点在《厥论》中的体现。

不仅于此，《内经》其他篇章中也有这种体现。《素问·五藏生成》云：“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灵枢·刺节真邪》亦云“厥在于足”。与《厥论》相比，这两者的表达相当明确。而且《五藏生成》还论述了厥的病机，即“血凝于足”，与《吕氏春秋》之“气郁处足”相比，两者何其相似，虽然气血有别，但凝与郁都有阻塞不通之义，所表达的核心观念还是一致的。

至于气血之别，需要从《内经》与《吕氏春秋》各自的学术立场来考虑。《吕氏春秋》是对当时各种思想、观念的总汇，类似于哲学著作，而气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核心范畴，气论在先秦思想界也是一个公共资源，《吕氏春秋》用气郁解释“蹶”是很自然的。相比而言，《内经》是医学著作，血虽然是使用相当普遍的人体词语，但作为一种理论解释时显然是基于医学范畴意义上的运用。

换言之，《内经》用血凝而不是气郁解释“蹶”，是医学认识深化的必然。《灵枢·刺节真邪》中的一段论述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视其病，脉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谓以解结者也。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灵枢·刺节真邪》)。”

此段运用形象的比喻，将人体的血脉凝结喻作自然界地冻水冰，并据此提出具体的治法。治疗厥时，首先用熨即火法以通调血脉，然后在此基础上才用刺法。究其原因，针刺只能调气，对于脉中凝结之血难以取效，必须用火调方能奏效，故曰：“弗之火调，弗能取之。”与《吕氏春秋》强调“形动”、《引书》引伸肢体运动一样，“火调”的目的也在于使血脉通畅。在此不难发现，上述气血之别更为明显。一般思想界中一统天下的气在此变更为医学范畴，随着疾病认识的深入，仅凭气范畴难以一一作出解释，在医学领域的认知中，气血功能产生了分化。

《内经》作为当时的一部论文集，其各篇成书时间不一，汇集了当时的各种医学观点。以上所引《内经》相关篇章的论述实际上与早期对“蹶”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

5 经脉病候中的“蹶”

与《引书》同时出土的《脉书》中某些经脉病候中也有“蹶”，其体例形式一致，出现于“是动病候”之后，“是某某脉主治”之前，表述为“此为某蹶”。《灵枢·经脉》与此相同，只是将“蹶”改为“厥”。一般而言，学术界倾向于将“此为某蹶”解释为是对此前“是动”病候的总结。有学者提出，即使出土文献中也有多重文献构成，“此为某蹶”的体例形式是出土经脉文献成书过程中古代整理者所加的注语。

这些观点与本文探讨的重点“蹶”关联不大，相反笔者认为，对“某蹶”的理解离不开对“蹶”的深入认识。与《荀子》“国蹶”一样，“某蹶”的产生显然也是基于“蹶”的普遍使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被用于政治学说中，其语境已脱离医学范畴，后者则未变。《脉书》与《引书》同时出土，按照《汉志·方技略》的分法，前者大致属“医经”，后者可归入“房中、神仙”之流(上文已分析了《引书》与房中的密切关联)。

马王堆出土经脉文献《阴阳十一脉灸经》与《脉书》经脉文献基本一致，可能属于不同的抄本，其中亦有“此为某蹶”的体例。值得注意的是，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房中书。这两种不同类型方技文献同时出土的情况表明，至少墓主人对两者都感兴趣，或者在墓主人看来，两者关系密切。基于两者关系密切的判断，笔者认为，上文对《引书》“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某蹶”。

“蹶”的病位原本在足部，但出土经脉文献中载有“某蹶”的脉既有手脉也有足脉，可见“蹶”的运用范围扩大了。运用范围的扩展是表象，本质在于疾病解释模式的相同而导致相关概念的借用。脉中气血运行是共同的病机，如果说“某蹶”是古代整理者的注语，那么在其观念中，“某蹶”之前的“是动”病候是由于气血运行不畅甚或阻塞引起的。

6 蹶、厥、瘚的辨识

《说文》中“瘚”被解释为“气逆”，《释名》：“厥，厥逆，逆气从下起上行入心胁也。”《引书》中除有“引蹶”外，还有“厥”、“引瘚”的导引术式。

夜日卧厥，学(觉)心腹及匈(胸)中有痛者，无(抚)之以手而精炊(吹)之，三十而已(《引书》)。

据其症状，这显然是《释名》“厥”义的反映。

此外，《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仓公的一些医案，反映了当时较为真实的医学情形，尽管《史记》属非医文献，但这些医案却是不折不扣的医学文献，一直是研究早期医学的重要史料。

扁鹊医案中有“暴蹶”、“尸蹶”，仓公医案中有“风蹶”、“热蹶”、“蹶”。由此可见，“蹶”的确是当时临床常见疾病。与前文分析的“蹶”的特点比照，似乎只有“热蹶”有所关联，其症状记载很简单为“足热而懑”，这应该就是《素问·厥论》之“热厥”，其共有的特点是病位在足。其余的“蹶”基本表达了“上逆”之义，因“蹶”、厥相通，实际上，此处的“蹶”只是借字而已，并非是其本义的使用，因而不再本研究范围之内。实际上，《内经》中绝大多数的厥都是基于“厥逆”义的使用。

7 结语

以上简要勾勒了作为医学名词的“蹶”在早期医学中的运用情形。从中可知，就疾病解释而言，从《吕氏春秋》的“气郁”到后来的“血凝”，有关“蹶”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就病位而言，从《吕氏春秋》、《引书》的“足”到《脉书》、《内经》中的“臂足”，范围逐渐扩展。就治疗而言，从《吕氏春秋》的“形动”，到《引书》的导引术式，再到《内经》的“熨调(火调)”，治疗手段从简单到复杂，从笼统到精细。

本研究的预设是，力图通过医学文献与非医文献中“蹶”的结合研究，寻求对医学意义上“蹶”的深入理解。研究表明，“蹶”在医学文献与非医文献中的意义并未有明显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