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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书者山田庆儿及其《中国医学的起源》
廖育群
文献来源：廖育群. “唱”书者山田庆儿及其《中国医学的起源》 [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4, 45 (03): 562-566.
作者简介：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研究方向为医学史。
恰值山田庆儿先生耄耋上寿之年，见其所著《中国医学的起源》中译本付梓，诚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于学术建设与传播之社会责任心所感动。作为深受先生学术见地影响的我，自然希望有更多后学能藉墨香文采了解其人、其学，由此裨益己身。![]()
《中国医学的起源》
[日]山田庆儿∣著
韩健平 周敏∣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知了”品牌
1. 人生倜傥
1997年秋，山田退休后应邀来北京中医药大学讲学时，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教授，自然会参加该所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主持人介绍嘉宾“山田庆儿教授”时，他起身致礼说：“我是山田，但不是教授”。对于习惯了“一日为官则终身冠带其衔”的人来说，大概很难做到离开岗位后即不再如此彼此称呼与自诩；更难理解教授不过也只是一种职务而已。或许不会有人觉得此事有什么意义，但我却认为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真正拥有学术自信！也可以说是所有以退休老头自称者的人格魅力所在。 21世纪初，宝岛同道李建民主编“养生方技丛书”，收有我等共译的“山田论文集”。有意思的是，当建民兄将拙以“我所认识的山田庆儿先生”为题所撰长序示其博导时，老前辈竟也深为字里行间映射出的人物形象所感动，遂近水楼台地将其先刊发于手中刊物《古今纵横》(第二集，1999)，因此序屡被转载，欲知其详可上网查找，以免于此再殃枣梨。 近期我就“山田印象”，问及曾屡受亲炙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梁嵘教授，她说： 我对山田先生的印象，主要来自于那次他到北京来讲学。山田看书就和儿童玩玩具一样，十分的投入和享受。这和我们教育中的头悬梁，锥刺骨，刻苦大不相同。山田真的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对中国文化抱着一种十分崇敬的心态。因此对邀他来讲中国文化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按他的话就是光荣。在这之前，虽然我是学中医的，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真的没有这种心理状态。在他来的这一个月中，学校要安排一次游玩接待。他说想去看赵州桥。我们在那个桥待了将近一个下午。他远处看，近处看，上去走了两遍。那次我第一次知道参观一个古迹可以这样投入，像科学考察，而且我也感受到了乐趣。
九五年我作研究报告时，第一次用日文写稿。山田给我全都改红了。后来我1999年去的时侯，栗山说你的书写有进步，我才知道，95年我写的东西糟糕到他根本读不懂，是山田先生耐着性子一点点给疏通修改后，才能让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样帮助后学的老师太可贵了。
总之：
山田先生是人格高尚者！我能说的就是这些啦。
记得我初入职场，第一次面见室主任说到今后的著述工作时，他俨然一笑：“有人是哭出来的，有人是写出来的，有人唱出来的。”山田可谓是手舞足蹈的唱书者，而且还不断转身变换乐章。 山田的第一本汉译文集，是辽宁教育社出版的《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山田庆儿论文集》(1996)[1]。从书名、自序到所收内容，不难看出一个理工男初入中国传统文化殿堂时的兴趣点、视角与解读路径。例如，该书所收文章标题： 上述等等，无不透露出他力图高屋建瓴地将另一种思想文化纳入一种可以提纲挈领的解释体系。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言： 自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以来，始终吸引着我的中心性主题有三。一是传统性的自然哲学与科学思想中所展现的思考方法，或称之为概念与思想的框架。二是科学、技术之发展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亦即科学、技术由于在国家、社会中占居一定位置，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获得的特性。三是原本不同的两种人类活动，即作为认识行为之科学与作为制作行为之技术，各自的特性与两者的关系。就中国的历史，以及日本与西欧的历史，来具体地解明这些问题，可以说既是我以往的研究，也是现今依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文集中业已含有一半左右聚焦传统医学的论文。如果说对于素受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养成教育者来说，醉心中国自然哲学与传统科技已属不易，那么,移步古代医药知识的研究就更是狐步转身了。因为一般说来，理工男出身的科学史研究者，往往会以研究对象为“精密科学”而翘首傲视其他学科，尤其看不起中医——巫术! 这一学术转身，与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包含简帛医籍的文物不无关系。作为薮内清的继承人，山田在几十年坚持不辍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读书班中开始领导“中国新出土文献”的系统研习。不仅是马王堆出土文献，还包括武威汉简、流沙坠简等业已淡出人们视野的早期出土文献。 山田学术转身的研究成果，盖以1979年刊发的《黄帝内经的成立》为标志。此前，自1961年的《创立期的伦敦皇家学会》至1978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朱子的自然学》，山田在其近二十年笔墨生涯中尚未青睐医学。这篇医史研究处女作的精彩之处，在于对被他尊为老师的中国医史界前辈有关《黄帝内经》成书时代之定论的棒喝之语： 中国研究人员推论，如果《黄帝内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帛书之医学书的撰写年代则在春秋战国之时，或有可能追溯到比那更早的时侯。但是，我认为这种推论的方法是错误的。不管我们最终引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不应该站在《黄帝内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这个还没有被确认的假定之上去推论帛书医学书的成书年代。相反，应该从有关后者业已搞清的事实，推论前者的成书过程及其年代。我们可以采用现在大致可以确定的事实：帛书的四篇医学论文是先秦的著作，它们是《黄帝内经》中至少是三篇论文的原始型。而且从帛书之论文与《黄帝内经》之论文的内容有较大差距来看，前者演变为后者肯定需要相当的岁月。这期间医学知识、技术和理论必定有飞跃性的发展。以这些知识、技术和理论为基础，必然是经过几代的作者们对文章进行加工，最后才结晶为《黄帝内经》论文。([1],页243—244) 在两个关联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上，不能以“未确定者”证“已确定者”；只能反之：据马王堆汉墓的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可以确认其内容既与《黄帝内经》直接关联，但又原始很多——这些可以确定的要素，来推论流传至今的中医第一经典成书于何时！虽然没有明言具体时间，但视其为汉代之作的看法已经跃然纸上。 由于国人文科风的医史作业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浸透理科男血液骨髓的逻辑思维，因而该文很快便引起国内医史研究者的注意并被译成汉文，为医史后学打开了一扇注入新鲜空气的窗户。再者，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和研究生才刚刚入学；传统的厚古薄今圣贤史观，刻意追求“古已有之”“世界第一”的成就叠加，已经成为精神上的理所当然，甚或是写作原则；如此风尚流衍，岂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学一代？因而该著作1979年问世后旋即成为叩击国人耳目的一支噶矢，震撼心灵；因而从更深的层面讲，毋宁说是对价值观的冲击——对教材，对大佬，对权威，对定论！ 医史文脉，由来尚矣。唐甘伯宗《名医传》、明李濂《医史》、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不一而足。1919年陈邦贤(1889—1976)撰成《中国医学史》，构建起中国医学通史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中叶后第一批治中国医学史者，多出其门下。可以说迄今还是正统医史叙事、教学的模板。概言之，即认定《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一如其名皆形成于先秦，故可谓体系完成；此后可枚举者多属历代名医、名作的添加。另一方面，则是近些年来随着形形色色不具医学知识背景的文人墨客对医疗相关话题的兴趣日渐浓厚，从而令所谓的医疗社会史、文化史蔚然成风。他们剑走偏锋：于疾病，写出了称病—诈病—装病的历史；于治疗，化身人间施粥救命的神仙故事，成为以粥治病的博士论文的开篇；于药物，当归成了似乎唯女性才用的媚药。换言之，前者通常被称之为内史；相应地，后者自然是外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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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刊本
那么，山田的这部著作属于哪个范畴呢?似乎都不是。俗话说：不同之眼，看到的是不同的图像。以下就简略说说我对此书定位与特点的看法。 首先，凡是自成一家的研究者，在金秋时节都会考虑如何将毕生心血所化之诸多专题研究成果加以梳理。这部《中国医学的起源》分为两个部分：“起源”与“古典”。揣摩作者之意，前者旨在分析中医是怎么发生的；后者以古典为载体，点评相关知识的体系化进程。或因作者以此为敲定自己医史研究“决定版”内容框架的宗旨，所以舍弃了最能体现作者天分灵气与研究功力的“夜鸣之鸟”等生花妙笔。该文详细解析了马王堆出土医籍所载一个巫术治病方之每一操作步骤的意义所在。使得观原文，一头雾水；读释文，豁然开朗。然而不管怎么说，尽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法术与科学间并无泾渭分明的鸿沟，但作为成熟的中医学知识主流体系，毕竟在试错后淘汰了这些疗法。故于本书中，只是在对最早的方书进行分析时有所言及，并以“这已超越了现在的主题”迅速结束了话题。 其二，作为落幕前的乐章，舞者似乎明显地褪去了年轻时对哲学的热爱，更多地是从史学的立场出发，力图依靠严谨的史学法眼对古往今来的文献记载——加以考察。纵观全书，不仅文献考证成为主流，而且对今人论说也多有引用——多多少少给人一种融入“规矩”的感觉。然而若是就研究方法而言，“考据的功力”可以说是日本江户时代以来最值得称道的学术特征。不仅有考证派，且考证之法亦寓存于其他诸学派之中。若追究区别，考证派颇似中国的古文经学——强调文本之真，及本义所在；而其他学派虽然也引经据典，但难免像今文经学——借阐发古人微言大义，宜扬自己的观点主张。山田作为京都科学史阵营的掌门人，考证的功夫自不在话下。值得一提的还有读书班的集体研读方式，读书室四壁到顶的书架满布经史子集及各种工具书。但遇不明不确之处，便要一抠到底。读书班随山田转职移至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后，条件更为便利——充裕的经费购入了各种文库的缩微胶片，网络检索阅读便利，图书馆还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借阅其他馆藏图书……考证，自然更加易行。这种逐字逐句的研读，与浏览、通读的区别何在?只有亲为者方能体会。打个比方：通读学术著作，尤其是外文文献，实际上都是在浏览能读懂的部分；不识的单词，甚至句子，只要不妨碍理解大意，就跳过去了。但如果是翻译，即便是将古文白译，那也难免走走停停——不得不借助各种工具书，反复琢磨推敲，弄明白一字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此便会有许多与走马观花不可同日而语的收获。 其三，前不久曾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史究竟是具有沟通文理、普及科学、构建科学文化的新人文学科？还是已然成为少数专家学者的一门专业？我的答案是：做得好，两者均是；做得不好，什么都不是。二者的关系绝非浅、深、精、粗之别。要想臻于雅俗共赏之胜境，须得说者自己融会贯通、知其肯繁，并能予以深入浅出的表达。从本书前言、后记，不难看出这正是作者所欲达到的目的。中医，国人皆能侃侃而谈，多少都有亲身体验；既是文人学者研究的对象，又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知识体系、一种存在，当然值得众多关注者多接触些他山之石——不过石有优劣，当择其良者；见不在求同，引玉岂不更美？当然，此等佳作绝非通俗、消遣读物；如果是传统医学的研究者，入手后可先于通读浏览时做些记号，以备日后研究到某一具体问题时查阅——只有到了这时，才能体会到前贤的旁征博引、取舍剖析为读者提供了多少便捷与启迪，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歧途弯路。如果是媒体人、笔墨耕耘的文化传播者，更能避免惑于似是而反失其真的轻率或以讹传讹——提高自我，及社会存在的价值。 如此，本书插架，或将伴人终身。有位老编辑说：毕生所求，在经手之书能在架上站住！山田所著，皆永久站立在我的书架上；尽管老朽已退出学术江湖，但点拨后学时还是要用的。1. 山田庆儿.《黄帝内经》的成立[A].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山田庆儿文集[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追溯中医起源，描绘中医发展脉络
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14年中医史研究精诚之作
本书探讨了早期自然哲学、宗教民俗、神仙信仰及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在形塑中国传统医学主要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描绘了一幅中国医学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崭新而丰满的历史图景。书中对《黄帝内经》等中医古典著作形成过程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新颖的解释，史料引用严谨而全面。山田庆儿（1932— ）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日本著名科学史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社会史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其学术成就为我们从不同方面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视角。主要著作有《混沌之海：中国式思维的构造》《朱子的自然哲学》《授时历之道：中国中世的科学与国家》《夜鸣之鸟：医学、咒术与传说》《中国医学的思想风土》《中国医学的起源》等。以《黑色言语的空间》荣获第15 届大佛次郎奖。韩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业领域为中国古代医学史与先秦思想史。主要著作有《马王堆古脉书研究》《洗冤集录》等，译著有《精神病学史》等。
周敏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日医学交流史、中医学术史研究。
稿件、图片 | 刘珈沂
编辑 | 卢颖
初审 | 冯雨云
复审 | 罗煜涛
终审 | 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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