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不笑
转自：Economoloch Systudy（ID：Capthe_2016）
Book Review│Rulers, Religion and Riches: Middle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in Religious Perspective
经济学一直都有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地区，其社会发展得非常繁荣富足，而另一些则很贫困或者说没能最终摆脱贫困？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经济生活，都与这个历史问题密切相关。保安业称之为“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多年来，许多学界大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讨论，试图用自己的思考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些智识，其中就包括彭慕兰著名的“大分流”理论。（这可能也是工业革命成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的原因。）
《统治者、宗教与财富：为何西欧走向繁荣而中东没有》（Rulers, Religion, and Riches: Why the West Got Rich and the Middle East Did Not，by Jared Rubin，2017）是另一本探讨这一谜题不错的新书。作者将重点放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不同路径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理出17-19世纪西北欧率先转向近现代发展模式的逻辑，从而还原出这两种不同的演化路径带来的经济结果。
众所周知，公元7世纪先知默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之后，恰逢中东此前多神教社会走向混乱和衰败，而新创立的伊斯兰教以其尊重知识、强调包容等相对基督教更温和更能抚慰人心的竞争力在中东迅速传播。此后的几个世纪——尤其是公元8-11世纪——以倭马亚、阿拔斯等为代表，中东在财富、技术、人力资本和文化影响力等最重要的指标上，几乎全面领先于基督教西欧。即使是在欧洲人从阿拉伯帝国重新发现古希腊典籍拿回去，也没能超越后来的桀骜的奥斯曼帝国。但时间来到17世纪，二者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在此前费拉不堪的东罗、神罗废墟上，基督教西欧逐步走向持续的发展繁荣，而中东则在奥斯曼谢幕之后一蹶不振。
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已有很多，要么认为这是两种宗教内在特质的差异，要么说是宗教改革的伟力，还有工业革命常见的世俗制度、科学革命等等。这本书的论述从宗教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思考。
该书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如果我们说这种命运的逆转里有宗教的力量，那么，伊斯兰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力量呢？
作者首先否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教条（ tenets）上的差异的作用。作者把政治看成是一个“寻求继续掌权的统治者阶层与社会中能够支持他、让他掌权的人”之间持续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后者要么有能力为他们认可的统治者提供合法化来源（比如宗教精英），要么有能力提供暴力（比如军队）。而世俗政权的法律、政策等制度符号的塑造，端的看博弈双方的谈判结果。
由于历史原因——主要是伊斯兰教创建之前的中东社会——伊斯兰教从创立之初就特别愿意一统乱局，为此它明确支持给予统治者提供合法性功能。伊斯兰教在早期发展出来的那些帝国都强调“圣训”（伊斯兰教的核心文件），教导人们应追随一个是“好穆斯林（a good Muslim）”的统治者，反之则坚决废之。这是它与世俗权力融为一体的核心原因。相反，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的治下被广泛传播，而此时的罗马已经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拥有完善的官僚机构、社会秩序和合法性的来源方式。这使得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早期的三个世纪里，没有机会/能力为罗马统治者提供合法化，罗马基本上也不需要额外的加持。因此这一时期，基督教教义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问题上表现很消极。
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说中世纪的教皇曾长期、深入地参与了世俗政治，乃至几乎达至正教合一的粘合程度，但关键问题其实不在于这种粘合本身，而在于粘合的有效性。由于这个原因，中东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对宗教-合法性的实施效果远远超过他们的基督教同行。
这一差异当然会有不同的经济后果：对此前混乱衰落的苏美尔文明继承者而言，宗教合法性能够统一思想、提高效率，对早期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此之前，整个中东地区四分五裂，战乱频仍，是伊斯兰固有的统一意识形态为各种帝国统治者提供了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有助于建立贸易和社会网络，实行更一致的货币、语言和度量衡，从而降低长途交流所必须的信任成本。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伊拉克、叙利亚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政权比他们的基督教同行要富足得多。
同时，这一积极的现实经验进一步强化了宗教当局的认识，即，他们会更排斥法律、政策的可变性，追求既有制度的静态最优，寻求变化会被视为异端。从组织内部来看，穆斯林宗教当局（其实与世俗官僚集团一样）有动力阻止新一轮的博弈和修改，特别是，当这种修改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时。关于这一部分，作者重新阐述了印刷术在中东帝国的历史进行了例证。有趣的是，作者认为，由于印刷术的传播在中东受阻，西欧宗教改革反而取得了成功。（这一论证见于他引用率最高的著学术论文《印刷术与清教》，Printing and Protestants: An Empirical Testof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the Reformation①）
再来看西欧。作者认为，天主教的宗教权力在面对封建领主-国王这一体系时，没能像伊斯兰教那样将效果最大化，欧洲封建领主和国王的合法性来源只有部分需要教主的认可，但这种认可/追认有时并非不可或缺。维京人进入欧陆以后，西北欧地区海洋贸易超主权配置产权的自发安排进一步削弱了基督教对世俗社会统治合法性的单一提供者的可能性（我觉得主要是汉萨同盟和威尼斯、热亚那为代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精英在世俗政权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近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在荷兰、大英得以逐步形成。所以，作者认为，基督教西欧与中东帝国分化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将宗教从政治中剔除，而在于博弈牌局里的经济精英能否取代教会成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当然，作者也承认，经济精英（议会）成员也有私欲，其博弈出来的法律、政策对增长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对他们偏好的行业实施垄断等。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即使如此，他们出于100%的自利动机，其必须至少遵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原则，比如保护产权、投资公共产品、为法律保留可变性等（至少在金融方面）。
作者的这个逻辑有助于解释为啥现代经济制度诞生于荷兰和大英这两个新教国家。事实上，英国和荷兰崛起的时候，西欧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依然落后。例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尽管它们曾一度拥有长达几个世纪的领先优势，在宗教改革之后，却远远落后于他们的新教邻国。同时，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更不会在中东涌现——尽管它们至少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
最后，作者指出了自己观点的现实意义。如今，宗教仍然是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比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其中，土耳其是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因为从凯末尔创业成功依赖，其统治合法性一度朝着去宗教演进，只是进来十数年才又返回去，比如埃尔多安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尽管土耳其自1923年以来一直是一个世俗共和国，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其砖制合法性越来越依赖宗教因素。作者判断，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将继续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问题，即使它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皿煮，想要再次摆脱也将是颇为有难度的复杂操作。其中的原因在于，目前全球都在呼吁环保、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随着石油收入的下降，其统治者在这种有限皿煮的规则下购买支持的能力将会下降，这很可能导致他们更加依赖低经济成本的宗教因素来为合法性赋能。这意味着，那些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比如制造业、旅游业、金融、高等教育等）领域领导者将会被进一步排斥在谈判桌之外。
Note
① Jared Rubin现为 Chapman University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经济发展史、中东经济史。他最著名的论文为《新教与印刷术》（Printing and Protestant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the Reformation），2014年发表于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以后有机会再介绍这篇文章。
② Rulers, Religion, and Riches: Why the West Got Rich and the Middle East Did Not，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 目前中文可能没有引进. 这本书篇幅不长，有可能的话，以后推出一些翻译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