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

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中所带来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负资产，就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 )的盛行，这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State of jungle），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State opportunism），始终伴随着晚清的改革开放全过程。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moral code），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甲午战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 经济上的机会主义***

晚清公权力的无信与滥用，突出地体现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上。为解决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产业和企业，却又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两种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

一级市场的冷遇，在1887年李鸿章发行“中国铁路公司”股票时最为显著。100万两的融资计划只完成了10.85 万两，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之前的轮船招商局等招股后，却在重大事宜上从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参阅雪珥即将出版的新书《天子脚下的特区》上卷）。而晚清的几次灾难性股灾，则与投资者疯狂炒作二级市场极有关系。凡是能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们“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亦麾之不去”，“其实十之八九皆非真欲买股之人也”（《申报》，）“市里奸侩特开售卖股票之风，以致举国狂欢，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而害遂不可胜言矣。”（《字林沪报》）甚至，连官方的对外战争赔款、铁路建设专款等巨额资金，也都大规模违规入市，支撑起官员们的“老鼠仓”（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

涉及数千万投资散户的铁路基建，则是“国家机会主义”的另一个“重灾区”。从1898年在《矿务铁路章程》中旗帜鲜明地鼓励民营资本投资路矿开始，政府并非真正相信弱小的民营资本能够支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铁路投资，而更多的只是一种实业救国、商业救国、官民一体的姿态。随着“利权回收”运动，外资铁路项目被基本收回，由各省自组民营公司接办。为了解决民营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官方最后依然是通过“给政策”的办法扶持，允许民营铁路公司向民众收取“租股”，强行集资摊派。

这种变异的“民资”与“商办”，成为少数人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政权与民众两方都受到巨大的伤害，且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效率低下，最后迫使官方推出“救市”性质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此时，以铁路公司高管们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坐大，“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就借国有之际，要挟中央政府为其违规炒股亏损的300万两巨额亏损埋单，遭拒后裹挟民意发动了“保路运动”，导致全局失控。而在博弈过程中，政府基于维稳的顾虑，采取机会主义手段，立场波动不已，导致官僚机器的反应机制完全失效，进一步刺激了各种势力对利益的攫取欲望（《辛亥计划外革命》）。

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基本成为宣统年间的主流，各种强势群体赶“搭便车”。从设计初衷看堪称“仁政”、“善政”的各项改革措施，经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异化成为“苛政”甚至“暴政”。1909年江西宜春发生近万农民抬着土枪土炮，武装围攻县城的特大群体性事件，起因就是为了兴办新学而多收“学米捐”，面对农民上访时当地政府又轻率动用警力（详见雪珥著作《国运1909》）。

***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在政治上，“国家机会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官方在确定了立宪政改的总目标及步骤之后，缺乏贯彻的信心、决心和恒心，不断摇摆，短期行为严重，释放出大量混乱无序的信号，导致权威资源被不可再生地浪费。

比如，位高权重的肃亲王善耆，不仅公开表示对宪政“速进派”的支持，而且还一手促成了对谋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恐怖分子”汪精卫的死刑赦免，甚至还在自己的幕府中聘有革命党人，并为同盟会捐款，以至章太炎力邀这位“贤王”加入革命党。这虽然可以理解为官方的柔性统战手段，但其释放的信息，则刺激了高层保守派更为强烈和强硬的反弹，及在野派们更大的收益预期。其中，赦免汪精卫死罪，还直接导致了最高法院（“大理院”）的严重抗议，认为这践踏了刚刚确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恰恰是对改革的致命伤害。

同样，在对待康梁和孙文的态度上，1898年之后，在慈禧太后的授权下，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进行了大量秘密操盘，拉孙打康，甚至动员孙文刺杀康梁。而这行动泄露后，遭到不少朝臣的激烈反对和质疑（参阅雪珥搜狐专栏《沉默的赌王》）。这实际上也帮助孙文一派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公开政治操盘空间，加大了官方内部的政见分歧。

除了这些涉及基本原则的事项外，在政策层面上，政府的投机倾向也日趋严重。例如，自庚子事变后开始的新政改革，革除捐纳(出售官职)制度是其中的重点之一。虽然最高层不断宣示和强调干部人事制度的关键作用，但在地方官员普遍的“哭穷”之下，继续保留捐纳的“下不为例”的特例比比皆是，以至媒体报道形容捐纳犹如“微生物滋漫，所在皆是矣”。到了宣统朝，捐纳收入干脆被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之前的堂皇禁令被弃之如敝屣。

在机会主义的思路指导下，官方的行政行为无原则可循、无规律可摸，令不行、禁不止，难以预测，其驾驭全局的能力遭到致命的削弱，并给各级官僚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操作并进行寻租的空间。

*** 保皇党的机会主义***

保皇党方面，康有为从戊戌政变后前就一直以机会主义者的面貌亮相。其在戊戌变法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其流亡海外之后进行政治包装的产物。协助其流亡出逃的英日外交官员，都曾经向本国发出情报，指出此人言过其实。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康梁将戊戌变法的过程进行了精心的包装，主旨就是通过贬低慈禧、抬高光绪，伪造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伪造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来塑造康有为的“类帝师”形象。梁本人日后也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动听漂亮的“勤王”口号下，康党在海外发展了一个靠口号牟利的利益集团。庚子事变后，康党开始全党经商，从“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到“中国商务公司”，从地产投资到酒楼饭店，办了无数实业，但因为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导致内部腐败横行，亏损严重。康本人更是将这些“党营企业”当做个人提款机，大肆挥霍，从不公布帐目，以致党内同志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更甚者，为确保控制，康党联络黑道，对华侨社区实行高压管制，凡未经过他们认可并分享干股，任何人不得回国投资，否则就是“叛逆”、“入寇”。而内地公司到海外招股，也必须先由他们抽头，“未人党不准招股”，“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叶恩公开信）。

为了杀一儆百，康党甚至派人乱刀砍死了前来美洲为广西振华公司（一家大型银矿）招商的补用道刘士骥，毒死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刘义仁。其实早在1900年，康有为的战友毕永年在报章上披露，康在戊戌年的确策划过“围园（圆明园）杀后（慈禧太后）”的阴谋，康恼怒之下，曾悬赏5000元招募刺客，让毕永年永远闭嘴。

康的暗杀令，激怒了不顾阻挠入股振华的保皇党元老叶恩、欧榘甲等，他们向清政府正式举报，要求追究康梁“谋财害命”的刑责。广西巡抚张鸣歧为此发布通缉令，并移文港英政府，要求协助缉拿。老同志们还在报刊上抨击康有为“丧心忘本，贪侈骄盈……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全美华侨，囊之为康、梁所愚者，今已窥破其行径，久思脱者。”

岭南学堂监督（校长）钟荣光痛斥：“观彼辈所为文，固居然宗孔师孟，为国为民也，乃名实相背若此”。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与康断交，并留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名言。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驱逐。1911年6 月，横滨华商集体上书日本政府，抗议其允许康有为入境。 

机会主义的操盘手法，令保皇党在海内外几乎丧尽人心。

*** 革命党的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对革命党来说，也有着巨大的诱惑。

在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这不仅引起了朝野对革命党蔑视伦常的震惊——恩铭对徐一直提携有加，徐的暗杀名单更是激发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弹：恩铭之外，徐锡麟还计划刺杀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而1905年吴樾用炸弹袭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正是对体制内改革势力的定点清除。 

在辛亥风暴中，死于革命之手的政府高官并不多，其中就有端方、赵尔丰这样相当有人望的改革者或实干者。端方之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湖南名士左全孝说得更是透彻：“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而端方因其相对卓越的才能和远见，早被革命党列入黑名单。端方曾提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这种见解，在革命党听来比政府内的保守派还要刺耳。

为了争取资源，革命的机会主义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多条腿走路：一是与李鸿章谈判，要分割国土，建立“两广共和国”，推李鸿章当“总统”；二是与康梁一派协作，共同投资唐才常的“自立军”暴动；三是与日本军方合作，抓住日本强占厦门的机会，发动惠州暴动；四是为争取英法支持，答应“两广共和国”独立后将置于英国保护下，并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而在这一切都失败后，他依然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革命逸史》）

各地的革命同志，更是不择手段。邹永成为了从婶母那里偷取手饰，作为革命经费，由焦达峰配制蒙汗药，试图麻翻婶母，却因配制技术不过关，蒙汗药没发生效力。（《革命逸史》）

四川革命党提出的“离间官民”，生动地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在同盟会看来，对策动保路运动的立宪派们“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是很愚蠢的，“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成都会议后，同盟会先后召集四川哥老会各个香堂的 “大爷”，举行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哥老会的同袍义气。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不少都督，原先在新军的军阶军衔多不高，却往往有着深厚的“会党”背景。对于会党，孙文曾说:“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孙中山选集》）革命者也感慨:“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革命胜利之后，这些会党大多遭到新政权的围剿，最为典型的就是革命摇篮广东，“打黑”几乎成为从李鸿章到民国的主旋律。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黑道成分，毛泽东曾经大不以为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早期文稿》）张太雷也说：“辛亥革命时的军队，完全乌合之众，都是些随声附和的土匪及旧式军队。这样军队，非特不能以之完成革命，就是与袁世凯的军队相低敌亦还差的远。”（《张太雷文集》）

一场奉行机会主义的革命，注定了其高举的意识形态大旗只是幌子而已。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评价说：“参加革命的识时务者，今日多已踞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党迅速腐化的同时，争权夺利也令同志成为仇敌。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派矛盾激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武没得到位子，愤而攻击孙文、黄兴，并联合黎元洪成立“民社”，“他们各有私图，而且高唱‘应建都武昌’，以排斥南京政府；高唱‘革命成功，革命党消’，以瓦解革命的向心力；高唱‘中国建设非袁莫属’，以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

而“首义三武”（张振武、孙武、蒋诩武）中，也分成三派，鼎足而立，不断发生血腥内讧。张振武一面批判新政府“尔虞我诈、胡越同舟、飞短流长……等国家如弁髦，视手足若仇雠”，另一方面，自己也在积极扩充势力，宣称“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不止”，将军队变成了私家卫队，甚至随意处决高级官员。吊诡的是，日后他在被袁世凯捕杀时，还痛骂袁“不经审判就夺人性命”。

湖南都督焦达峰，胜利后最大的乐事就是由裁缝为他订做都督服，把都督大印吊在裤腰带上（郭孝成《湖南光复纪事》），而副都督陈作新命人用绣龙的黄缎做了套军服，招摇过市，“谭人凤见之，顿足大骂道：‘死期殆不远矣！’”（子虚子《湘事记》）。

上海的同盟会和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后几乎立即开战。同盟会的陈其美自称上海都督，光复会的李燮和就自称吴淞都督。当光复会的陶成章将司令部设到上海后，争夺人马饷银，陈其美干脆派蒋介石将其刺杀。这成为蒋介石在党内鹊起的重要资本。

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搞到兄弟靠不住、组织靠不住，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景观。孙文也承认：“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致邓泽如统一事权与统一筹款》）

黄兴多年前就担心，良莠不齐的同志们会“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刘道一传》抄件)果然不幸而言中。民国前期各地的军阀混战，除了袁世凯的北洋系之外，大多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同志们在互相清理门户。

而即使在革命党的高层，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导致理念与行为的严重分裂。在究竟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时，孙文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灵活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在革命党内部会议上，痛斥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认为内阁制下大总统成了“神圣赘疣”，他是“绝不肯徇诸人之意见”，去当这样的“赘疣”（《胡汉民自传》）。胡汉民在自传中说：“钝初（宋教仁）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黄兴）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在孙的强势坚持下，党内只好统一意见，实行总统制。并不服气的宋教仁在之后的不同场合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还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如此坚定地奉行总统制的革命党，在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就彻底大转弯，坚定地推行内阁制，以确保袁只能当个“赘疣”。

革命党内的争权夺利，宗派斗争，不仅是其意识形态空洞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机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鲁迅对这一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美国学者Meribeth Cameron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其实质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之一。在人们所说的共和主义和议会的背后，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革命一样，仍是人口过剩、天灾、官员的横征暴敛和王朝的衰败。”（《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问题在于，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却因为高举着“共和主义和议会”的大旗，反而令这面大旗成了“狼来了”的虚假呼喊，这奠定了民国期间口号与行为相背、旗帜与方向的沃土。

对这种“共和”极度失望的鲁迅，在《集外集•杂语》中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在《呐喊自序》中，他说：“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这位敏感的思想者，捕捉到了革命风暴中的投机主流。在各种动听的“主义”背后，其实只有一个“主义”成为各方奉行并实践却都心照不宣的：不择手段、不讲规则的机会主义。

革命元勋蔡济民曾作诗一首，至今值得整个民族反思：

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

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

（原作于2011年，修改于2016年。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