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做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本文转自《党的文献》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在大陆期间，他任职最久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很多人往往用“委员长”这个称呼来代表他。
毛泽东曾说过：“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
但从他一生来看，他长于政治权术，军事指挥能力却未见高明。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7月9日问曾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又长期交往、对蒋十分了解的周恩来：“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周恩来回答：“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周恩来叮嘱埃德加・斯诺：这次谈话暂时不要发表，因此没有收录在《西行漫记》中。）
细看国民党各派的内战，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而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
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第一，他能不能对全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通盘进行考虑，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
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重要决策，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或改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次要情况的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
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践检验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条件，他都不具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被动应付，顾此失彼，而且始终自以为是，出了错只怪部下无能或没有执行他的指示。这些都是军事统帅的大忌，他在平时都有表现，而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王世杰
可是，国民党军的作战指挥大权却一直紧紧抓在他一个人手里，都要由他来作决断。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国防部实际上全由蒋先生负责，诸事殊乏分责之人。”
能对蒋介石的作战指挥有近距离观察的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的经过时更具体地说：
“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取灭亡。”
不是亲身经过这个全过程的，很难讲得如此真切具体。
李宗仁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
“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做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李宗仁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国民党军方在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的第九册“总检讨”中，在“野战战略”中检讨说：“斯时国军中高级指挥机构，在考量匪我双方战力时，常以装备为评估战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复或攻占地域为目标，主从颠倒，违背用兵原则”。
该书在“统帅节度”中也作了多处检讨：
“（一）过分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于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
（二）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指导，战机呈显之时间短暂，如等待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时易失战机。战场陷于危机时，若等待上级之决定，亦难以及时挽救。
（三）统帅部所决定之各地区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
这里虽然都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分析也有避重就轻之处，但由于蒋介石对军事指挥一人独揽，这里多次提到的“统帅部”的过失，其实更多地反映出蒋介石作为军事统帅的严重弱点。
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写道：“剿共作战一直是蒋公亲自决策，两任参谋总长陈诚与顾祝同，只是执行蒋公的政策而已。”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对此也有抱怨。郝柏村写道：“蒋公与参谋总长陈诚间之歧见，在本日日记中表露。我以客观立场评析，主因当为蒋公对进剿作战计划批示过多，干预过细，将领不能不服从，陈诚亦然。当战事受挫，参谋总长责无旁贷，难免对蒋公抱怨，这是陈诚的个性。”可见，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战略指导的拙劣，其主要责任只能归之于蒋介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次严格的检验。可以看到，他的作战指导实在缺乏章法，并且严重地脱离实际，先是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谈不上对它的发展趋势有足够的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而又主观武断，甚至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在不利条件下“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多次慨叹“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他已提不出其他办法，但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视为“惟一要务”的“阻止其渡江”又怎么做得到呢?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至此，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可说大局已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