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蜜月”到决裂：一位资深外交官经历的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2日，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稼祥副外长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

1949年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亲笔信（图源：《回首前行路》）

王稼祥同志被认为是“最牛的新中国大使”。在上述信中，他身兼三职，甚为奇异——既是驻苏联大使，又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管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具体事务，还是中共中央代表，负责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联系。

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为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中苏关系进入10年“亲热”时期。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出席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大庆典。

印象最深的是对斯大林的悼念。1953年3月初，我正在上初三，连续几天从学校广播里听到斯大林的病情公告，其中包括医疗组人员名单以及各种体征数据。5日，斯大林辞世。9日，全国举行追悼会。那天下午3点钟，镇上的大喇叭响起了哀悼声，赶去会场的同学们在半路上原地立定默哀三分钟。

毛泽东在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此时北京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同学们有幸站在北京饭店前面，欢迎苏联国家元首。毛主席陪伏罗希洛夫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大家看得真真切切。

好景不长。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主席将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一些重要设备和提供贷款。

从1960年到1969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渐渐变冷，两国军队在边境上三次兵戎相见。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培训期间，正赶上中苏“真假马列大论战”。毛泽东同志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文章发表时，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车早晨6点半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出，由著名播音员夏青或齐成朗读，一读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他们读得铿锵有力，“反修”味道特别浓。同学们坐在大教室里一起收听，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同学们还感觉不到中苏关系有大的异样。

1963年9月，我到外交部翻译处实习，但算参加工作。从那时起，中苏高层来往几乎中断，省部和司局两级交往也很少。其他部委当时已不配备俄语翻译，需要时便向翻译处俄语组借口译人员，但这种机会也不多，每年两三起而已。领导为了培养我，便给我“开小灶”，出差当口译的任务几乎全由我承担。

1964年2月至8月，我作为翻译组的成员，参加了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这次谈判名为“边界谈判”，实则是政治谈判，而且各讲各的，往往是你批我驳的，逆向而行，把那场政治大论战搬到桌面。我方团长有一次念发言稿，从上午10点读到下午2点，批判的火力很猛。

当年初夏，毛泽东同志预感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气数”将尽。10月14日，正如毛主席所料，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有人诙谐地说，此公是让毛主席给“批”下去的。此前，“批修”文章已发表了九篇，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定位”，叫“九评”。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双边来往彻底中断。

从“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在两国之间只保留着“二馆”（双方在对方的大使馆，而且在两三年时间内，双方实际上把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三线”（北京-莫斯科之间每周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保留两国政府间的高频电话专线，即“热线”）和“一小点儿贸易”（每年只有200多万瑞士法郎）。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

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登门”一说。

从1969年到1978年，这将近10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淡化了与苏方的“真假马列”之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预防、消除“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上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春夏，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两国军队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

铁列克提阵地前沿

事后，我“造反派”多次包围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每次长达两三天，苏馆人员不敢迈出使馆大门一步。“示威者”在几辆广播车带领下，不断高喊惩办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口号，“绞死勃列日涅夫” “油炸柯西金”之声此起彼伏，并举着写有同样内容的标语牌游行，有人还当众烧毁这两名苏联领导人的稻草人模拟像。

相应的游行也在莫斯科发生了两次。每次都有两三百人从使馆门前走过，稀稀拉拉地举着反华标语牌。许多人只是当作个任务来完成，边走边聊，有的人甚至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远远没有在北京那么狂热。

我和同事们在使馆楼上看热闹，发现有个情况特别有意思：在使馆临街房子前面，苏联警方用一大排大巴士严密地挡着，以免示威者向使馆房子扔石头、墨水瓶、臭鸡蛋，损坏、弄脏使馆的窗户玻璃和墙面。从此可以看出，人家是被动还招的。

“文革”中的“反对苏修”集会（图源：《回首前行路》）

“文革”开始后那两三年，中苏两国经常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几乎每次在会上，中苏领导人讲话时都狠批对方，我方称之为“反华”，苏方则称之为“反苏”。讲话中，一遇到这个“反”字，两国使节就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有一次，某西方通讯社发消息说，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攻击中国时，中国大使刘新权退场前，向大会主席团鞠了个躬。当时，我国外交部由“造反派”掌权，其头头发电报把刘大使狠批一通，并要他立即发回深刻检查。

刘大使一看到电报，气得脸色发青，把我找去，气鼓鼓地吼道：“老子参加过万里长征，是从枪林弹雨中爬过来的，连死都不怕，竟然向‘苏修’低什么头，鞠什么躬，简直是胡说八道！”又说：“你当场给我当的翻译，请为我作证，立即辟谣！”

原来，刘新权大使离场前，故意在原地挺立了两三秒钟，以便让在场和看电视转播的苏联群众看清楚，他是堂堂正正地退场以示抗议的。

中共苏共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本是同根生”，都“姓马”，两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一直“鸡犬之声相闻”，后来却长期相互为敌，“老死不相往来”，“相煎”得很“急”。

我把个中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中苏两党对马列经典的不同解读、两国根本利益的冲突、个别西方大国要给中苏关系打进楔子的图谋。这些因素纠集在一起，使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变得脆弱起来，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后，便产生巨大“裂变”，一发不可收拾。

1960年12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毛主席，说要转达赫鲁晓夫对他的生日祝贺。毛主席当日正好满67岁，但这次生日并不逢五逢十，况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已过了11次生日，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什么贺寿的举动。赫鲁晓夫这次突发奇想，自有其特殊缘由，对此毛主席本人最清楚不过了。

为了讲清此事的前因，还得把时针拨回到1958年夏天，毛主席当时下令军队炮击金门。对这一牵动远东局势的不凡之举，赫鲁晓夫这个盟国首脑并不知情，于是乎便恼由心生。毛主席则称，此乃中国内政，事前无需让“外人”知晓。

而在此前后，还发生了“长波电台” “联合舰队”、苏方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持“中立”态度等重大事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相互心存芥蒂，但各自出于种种需要，并不希望把关系搞僵。

1960年11月5日-12月9日，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1960年底，就在毛主席这次生日前不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正式往访苏联，劝赫鲁晓夫以中苏团结为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赫氏对此表示赞同。此访给外界造成一个中苏团结一致的印象。赫氏此番又来了个贺寿之举，显露出向毛主席进一步示好的意向。

而在此时，中国的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大跃进”造成的恶果远未消除，外部环境也不怎么好，毛主席自然也就乐意接过赫鲁晓夫伸出的这一“橄榄枝”。

毛主席如约在中南海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他郑重地转达了赫鲁晓夫的生日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并献上了一个大型花篮。这一“国礼”非同寻常，在它里面所隐藏着的政治用意显而易见。

在会见中，毛主席高兴地对苏联大使说，在他生日的时候，能收到如此“高贵”的祝贺，是他本人的一大荣耀。他请大使向赫鲁晓夫转达谢意，并也祝赫鲁晓夫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毛主席同苏联大使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除了国内形势、国际共运内部的问题外，重点谈了他“退居二线”一事，而且谈得很深，反复地讲，真可谓推心置腹，连苏联大使听了也都感到很意外。

比如，毛主席说，他希望仅仅做一名政治局的“普通委员”，就等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还说此事他还没有同党内任何人说过，连在座的杨尚昆同志也不例外。毛主席对苏大使开玩笑说：“你是得知我这个‘阴谋’的第一人。”

上面既已讲了事情的前因，下面接着说一下结果。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强调要与苏联搞好团结，停止与苏方论战。苏共中央也作出了相应的表示。

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主席，提出要借给中方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蔗糖。这一大批“沉重的干货”，对当时粮糖奇缺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可惜的是，此信在译成中文时，竟然出现了一个大错，致使毛主席、周总理无法准确理解赫鲁晓夫的原意，我方因而只接受了50万吨食糖援助。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好景不长，当年底，中苏争论“硝烟”再起。过后不久，意识形态争论就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导致中苏关系最终恶化，而且这一超反常状态，持续了将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