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俄到苏联：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中外学者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已有相当研究，但绝大多数成果的重点，均放在了论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如何煽动与勾结外蒙古封建王公分裂中国等方面，而忽略了最终导致外蒙古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的根本原因。

本文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部分中俄文档案史料，对外蒙古独立的基本过程，以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相关讨论。

在讨论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同时，我们首先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搞清：一是清政府对外蒙古的特殊统治形式；二是清政府此间对蒙古地区实施“新政”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清政府对被称之为“藩部”的外蒙古，统治形式非常特殊，即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理藩院管辖；在地方设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管理，并以盟、旗为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基层政权机构，而在职的蒙古王公，事实上就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的各级官员。

应当说，这种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为后来的外蒙古王公贵族寄希望于从中国分离出去，创造了先决条件。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自1901—1911年间实施的“筹饷练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的“新政”政策，无疑对蒙古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虽推动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各项制度的变革，但在客观上撼动了自康熙年间起，蒙古上层社会所拥有的各项行政权力，这无疑令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并决定从中国分离出去。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早在1911年初，外蒙古高层就开始与沙皇俄国政府联系，为其独立寻求沙皇俄国的政治与军事庇护。但此时的俄国政府碍于时机并未成熟，断然拒绝，并称：“在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未签订中蒙协定前，切勿指望我们提供帮助”。

库伦活佛

1911年7月中旬，以库伦活佛为首的蒙古王公在库伦召开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实施新政的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并决定向俄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的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同时，库伦活佛面告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

虽然俄国驻库伦外交代表与当地王公贵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暗地鼓动外蒙古独立，但得知库伦活佛正式决定派遣“社会各界代表团”前往彼得堡，寻求俄国的支持时，还是不无担忧。特别是当对方提出的在中国当局得知事情真相后，“将向蒙人采取镇压措施的情况下，请求以某种借口立即把俄军派往库伦，俄军的到来将会阻止中国人之暴力行动”等请求后，俄驻库伦代表深感事态之严重，速电告俄代理外交大臣：“我请求在收到您的复电前，暂勿派代表团。对于上述事实，我国应立即明确态度。”

在接到库伦代理领事的电报后，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紧急致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称：“鉴于中国政府迄今主要在内蒙致力施行新政，并开始向外蒙推行，外蒙代表——蒙人宗教领袖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担心中国人蓄意侵害蒙人应享有的自治权，故在库伦召开会议，现刚结束。”俄代理外交大臣同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庇护，并请求接纳喀尔喀（外蒙）于俄国保护之下，为此，拟派代表团前来彼得堡。我国领事再三劝告他们，在他收到驻北京公使之指示以前，暂勿派出代表团，但从刚收到的电报中可以看出，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车林齐密特偕五名随员已于7月16日秘密前往彼得堡。”

尼拉托夫除向科科弗采夫通报了上述情况后，作为代理外交大臣认为：不论帝国政府对蒙人运动决定持何态度，“此刻我们尚不具备利用这一运动为我国利益服务之条件，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尼拉托夫同时建议，“我认为最妥当之做法当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试图说服代表团，因为他们提出之请求很重要，需要预先进行磋商，他们暂且可不必来圣彼得堡。”

从上述情况分析来看，沙皇俄国驻北京公使馆、驻库伦领事馆与当地活佛的确有着密切的接触与联系，但蒙人真正向俄国寻求政治、军事庇护时，还是让对方感到时机不成熟。但鉴于库伦呼图克图与喀尔喀四盟王公特别代表团衔命前往彼得堡，请求接纳蒙古在沙皇俄国的保护的情况下，沙皇俄国政府迫于突发的形势，决定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讨论有关蒙古问题，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在讨论如何对待蒙人的上述请求时，特别会议认为：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解决近东与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问题上的影响是极不适宜的。会议指出，蒙古问题危机的出现，并非出乎俄国之所料，因很久以来俄国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俄国驻蒙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但在目前形势下，俄国不易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俄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蒙古实行新政，其农民在俄国边界进行垦殖，用铁路将这条边界附近的居民点与中国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以及中国军队的部署，特别是在靠近俄国边界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让俄国不能不感到忧虑。因此，俄国政府认为，蒙人反对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新政措施，对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支持蒙人的意图，完全符合我国的利益”。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施的新政，确实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改变了其文化生活，屯垦戍边，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但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对蒙古地区统治政治模式的变革，内容上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客观上削弱了蒙古上层社会的世袭特权。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沙皇俄国政府明知参与蒙人的分离运动会导致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但蒙人的举动，符合俄国的利益。

这里的利益诉求并非像一般人以为的是俄国在蒙古地区的经济利益，中国内地向蒙古地区的大量移民，是俄国政府的最大担心。尽管沙皇俄国政府对蒙古王公贵族要求独立的做法持支持态度，但碍于实力有限，顾及当时的中俄关系，俄还是作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即“最符合我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的做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

俄国政府虽作出了上述决定，但仍未忘记安抚前来彼得堡的四盟代表团，对其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许我国在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为防止前来彼得堡的代表们担心将来遭到中方的报复，俄国政府答应向中国方面说情，使中国政府与俄国报刊感觉此代表团出访俄国首都彼得堡，不具有政治性质。为强化自己在库伦的军事力量，俄政府决定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携带机枪，加强库伦总领馆卫队的力量。

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给蒙古地区封建王公及沙皇俄国的图谋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认为，在外蒙古问题上，俄国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俄驻库伦总领馆在致北京公使馆的密报中称：“喀尔喀王公们因中国内部出现动乱而受到鼓舞，遂决定积极达到脱离中国之根本目的。根据此项计划，他们就向蒙古人提供武器问题，通过总领馆私下与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进行了接触，加强了同我们政府的协商。建议切勿错过中国革命这一对喀尔喀独立有利的大好时机。”

当蒙古王公们看到形势发展对自己极其有利，便于同年11月15日，要求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从各旗召蒙古军队回库伦。尽管三多反对，但此时的事态亦非三多所能控制。18日，王公们正式向三多宣布了喀尔喀自治，并要求三多及属下离开库伦。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清政府在库伦的驻兵，只有办事大臣三多的40名卫兵与近300人的步兵与骑兵，而中央政府驻库伦的军队，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离开库伦，因此也直接导致了库伦兵变。

作为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屡次希望与喀尔喀王公举行谈判，但均遭到拒绝。面对已无法收拾之残局，三多在明知库伦乱局有俄国总领馆参与，还是硬着头皮寻求俄国总领馆对滞留在库伦的中国人提供领事保护。此时，三多的卫队同样亦不复存在，其亲信惊慌失措，故三多决定放弃抗议，离开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1911年11月21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一行，在外蒙古王公们提供的12名蒙古骑兵，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馆派出的10名哥萨克兵的保护下，携2名翻译，黯然离开库伦，于27日抵达恰克图的边界。

12月28日，喀尔喀活佛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曾赴俄乞援的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的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并收揽内蒙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至此，外蒙古“独立”“大蒙古国”算是粉墨登场。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呼吁：汉、藏、蒙、满、回同为一家，只因前统治者之压迫，藏蒙才对中国之态度发生变化。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真诚改变这一态度。他期望藏蒙宗教领袖应发挥影响，使人民在精神上恢复同中国之关系等，但无法改变蒙古的现实。

1912年11月3日，沙皇俄国政府与外蒙古地方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恰好应验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此前提出的“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这句话。

尽管沙俄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但面对中国政府的各种交涉，仍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

1913年10月23日，经沙皇俄国政府提出，并由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琪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齐斯签署的关于外蒙古问题声明中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同时在中俄双方的照会明确指出：“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许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

自1914年9月至1915年3月，中俄蒙三方历经40次谈判，终于在1915年6月7日于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并再次明确了中国与外蒙古的法律关系，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

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这也就是史称的“从自治到撤治”的基本过程。但此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在沙皇俄国的控制与庇护之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俄国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继承了沙俄的立场。虽然苏维埃工农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并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其为独立国家，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19年8月，车盟、图盟、汉臣三盟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并称“迭经官府及喇嘛王公等会议多次，众意佥同，已呈奉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核准，据呈大总统收回政权，及时治理，俾外蒙全境日臻兴盛”。

徐树铮

面对俄国政权出现更迭，俄国红白两军陷入国内战争，已无暇顾及外蒙古问题的历史机遇，1919年11月7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政府总理段祺瑞决定出兵外蒙，派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挟持外蒙古内阁总理巴德玛 · 多尔济，并软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同时，中华民国政府撤销了此前签订的《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并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率部在外蒙古驻防。由此，外蒙古再次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919年11月22日，徐树铮公布中华民国大总统令，接受博克多革根及各王公的请求，将外蒙古并入中国版图。

外蒙古独立的过程，绝非像今天人们想象的，即宣布自治，宣布撤治，被中国政府收回，又从中国分离出去。其情况错综复杂，乃是几种势力，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导致的结果。

其一，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秋，在库伦成立了两个地下革命小组，一个由苏赫巴托领导，另一个由乔巴山领导；两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0年合并，随后成立蒙古人民党。该党的成立，无疑使外蒙古独立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此前是外蒙古封建王公利用中国国内政权更迭，政局混乱，而企图乘机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而现在却是在共产国际、苏联支持下的一场革命。二者虽形式不同，但性质相同，那就是需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其二，中国内政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段祺瑞北京政府被军阀吴佩孚、曹锟等人推翻。而兵驻库伦的段祺瑞亲信徐树铮遭到了上述军阀的通缉，逃离库伦，躲到了日本驻华使馆。而此时的库伦，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局面。

其三，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白匪谢苗诺夫的部下恩琴部串入外蒙地区，对苏维埃俄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军事威胁。

1920年8月29日，苏赫巴托致信苏俄政府，请求：（1）给予蒙古人民党以必要的援助，以促使蒙古自治的恢复；（2）委派苏维埃代表常驻恰克图，作为苏维埃政府与人民党之间的联络人。在蒙古人民党发布的《告蒙古人民书》中明确提出，该党“已与苏联军队建立了密切联系；我们力求解放蒙古，建立人民政权”。

蒙古人民党的成立，事实上为苏俄步沙俄之后尘干涉外蒙古事务，找到了更为合适的理由。

1920年底，苏俄政府向蒙古人民党递交照会称：“假如蒙古自治政府真正愿意与苏维埃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那就应该把从白匪谢米诺夫军队出身的恩琴男爵所领导的白匪伪徒驱逐出去”。苏俄政府在照会中强调：“如果蒙古人民自己不能消灭白匪部队，苏维埃政府将出兵协助把他们肃清。”

或许是自身的政权还未得到稳固，也或许是苏俄政府真有别于沙皇俄国政府，在中苏双边关系问题上还是尊重了中国的主权。

1920年11月2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称：“中国虽在库伦驻有充足军队，业经数日，而谢米诺夫残部军兵，仍自由向蒙古境地前进。为驱除此项残兵，中国蒙边官吏愿意俄国赞同派兵赴蒙一节，已于十一月十日达知在案。不知何故，迄今尚未得中国政府关于上项之答复。”契切林在电报中同时强调：“兹应向中国政府声明，俄罗斯共和国以不侵略他人土地为政治原则，现俄国政府拟不将武装士兵开赴蒙境。倘谢氏党徒仍在蒙边一带出没，需俄国协助时，则俄国政府为中俄两国友谊及利益起见，定以武力协助廓清反对革命之谢氏党徒。”

中国政府对苏俄政府的要求并未予正面答复，但外交部、驻英国公使馆等单位收到的指示是：“俄政府借词越俎，从中有何作用，殊可疑虑；关于派兵赴蒙一节，言词阻止，并将毋庸请援情形，切实告知；外军越界，关系主权，然仍有可以武力协助之言，在我终难承认。”

同时，中国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转告苏俄政府，彼此尊重主权，取消以前的想法，以免发生误会。

中国政府的确预感到苏俄政府计划出兵外蒙古，围剿恩琴残部的复杂性，担心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苏俄政府在此问题上，却不依不饶。次年3月4日，苏俄政府再次通过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电中国外交部，要求出兵外蒙古，并称：“库伦为恩琴所据，对俄华均不利，本政府拟派兵人蒙扑灭此种祸根”；“此次出兵，确系拯救俄华人民，期间不受报酬，无需交换利益，且不生条约关系，事毕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

1921年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致中国外交部电报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

面对中国政府对苏俄军队出兵外蒙古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苏俄政府终于向中方发出了最后通牒。1921年7月18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指责中国政府漠视远东共和国公民的利益，违反多次保证的对远东共和国表示友好及同情的立场。优林在照会中详细列举了恩琴在外蒙古对中国的利害关系后，正式声明：“远东共和国政府为军事及政略上之理由起见，不得不出击，以歼灭此地等盗党。”

当然，优林在最后还是表示，在完成此项军事行动后，其远东共和国军队将撤出外蒙古。但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苏俄政府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并未兑现以往的承诺。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10月28日，苏联红军出兵外蒙古，并在年底基本完成了剿匪工作。虽中国政府对苏军进入外蒙古地区屡次向苏方提出抗议，并通过各种渠道与苏俄政府进行交涉，但无任何结果。

不仅如此，蒙古革命政府代表团于1921年秋赴莫斯科，就双方的未来关系确定基本原则，并在11月5日，签订了完全损害中国主权的《苏蒙友好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俄国劳农政府承认蒙古民主政府为唯一合法之蒙古政府；蒙古民主政府承认俄国劳农政府为俄国唯一合法之主权者”，同时还具体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蒙古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但其政治体制还为君主立宪，即博克多格根为其所谓的元首，1924年5月20日博克多格根去世，导致外蒙古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1924年6月13日，蒙古革命政府宣布外蒙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共和

 国最高权力机构为大呼拉尔。同时，大呼拉尔借鉴苏联的宪法，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此后，苏维埃俄国对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支持更加积极。一方面，苏俄政府明知外蒙古主权乃属中国，但借助“革命”之势，客观上承认其合法的存在，并与其保持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此前，即1924年5月30日，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中却又明确表示：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苏俄政府的上述做法，实质上是打着“革命”的幌子，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长期受内政与外交的困扰，特别是自1931年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后，民国政府根本无力处理外蒙古的任何事情。外蒙古事实上已逐渐从中国脱离了出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卫星国。

外蒙古在蒙古人民的“革命”下，在苏联的具体支持下，事实上已经脱离中国，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没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外蒙古的法律地位问题。这也是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担心与关注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虽然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并未得到中国的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随时还有可能回到中国的怀抱中去。于是，斯大林借二战即将结束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打算彻底与中国解决外蒙古问题。

1945年2月11日，由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的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并要求美、英两国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斯大林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同意参加盟国在远东地区的对日作战，提出外蒙古、旅大、千岛群岛等问题，要求美、英两国满足其条件；另一方面计划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与中国商谈相关问题。实际上对于苏联而言，不管有没有《雅尔塔协定》，苏联都会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更深的意图在于为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雪耻，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苏联，实现斯大林的远东战略。

宋子文

1945年6月30日，当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拜见斯大林时，对方就已经暗示宋氏，协议肯定是要达成的，但能否出兵东北，签订条约，首先要看中国方面能否满足苏联的要求。为此，斯大林提醒宋子文，谈判的过程应当是艰苦的，要宋子文对此坚定信心，而且不要有丝毫疑虑。

在7月2日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首先为谈判的前提划定了范围，那就是中方对《雅尔塔协定》内容了解的程度和渠道来源。在其确信中方确实了解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后，斯大林同意进行谈判，而所谈及的内容首先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宋子文以蒋介石认为外蒙古问题不是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为由，表示暂不予讨论，但斯大林坚持要求首先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

斯大林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但两国仍是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在外蒙古必须享有自卫的法律权利。外蒙古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而是要求独立。对中国而言，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中苏双方均有害。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与中国结为同盟的目的是加强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以两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美英的力量可以永远战胜日本，其之所以提出对旅顺、大连、库页岛南部以及外蒙古的要求，目的同样是加强对日本的战略地位。

在7月7日的会谈中，宋子文首先代表蒋介石表示，需要时间研究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对外蒙古法律地位的理解是承认外蒙独立，蒙古人自己要求成为独立的国家。宋子文表示，“蒙古人希望组建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中国没有计划让其独立”。

迫于无奈，宋子文表示：苏联在外蒙古有自己的驻军，中国可以同意苏联军队入驻外蒙古，但不能承认其独立。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并表示：“苏联方面也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如果中国将坚持既定之观点，那么谈判将不会有任何结果。”

为避免中苏谈判陷入僵局，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之态度，以及中国政府急于要解决东北问题，宋子文在7月9日的会谈中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主要如下：（1）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2）希望苏联能按照从前签订的协定，与中方一道平定新疆叛乱，使两国贸易与交通得以恢复。（3）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

斯大林听完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后，对宋子文以蒋介石电报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方式颇为满意。尽管中苏双方在外蒙古独立、其主权和宗主权问题上的理解和看法有很大分歧，但这丝毫没影响谈判的继续。宋子文提出将东北问题与外蒙古问题分开处理，但斯大林坚持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东北由中国人组成，而外 蒙古没有中国人。斯大林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意味着对其的自1921年以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中国）的主权事实上已

经丧失了二十四年。”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作出承诺：关于满洲问题，他愿意作出任何中方希望得到的声明，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也没有支持的意向。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国内还有另一个政府，自称为政府，应当由中国自己去解决。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只援助中央政府的要求，斯大林表示自己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斯大林强调，自己愿意同中国真诚相处，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应有关系。8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

研读中苏谈判两轮，共计由斯大林参加的9次会谈记录，就不难发现，每次会谈的内容均涉及外蒙古问题。由此可见，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心中的重要分量。

乔巴山

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也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4天后，即1945年7月4日，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即前往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晤。斯大林与乔巴山讨论了中苏谈判以及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日本宣战等问题，还向乔巴山宣读了中苏就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草案。对此，乔巴山不无兴奋地表示：“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与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与友好合作的。”

 7月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设午宴宴请蒙古领导人，在举杯祝。酒时说：“一段时期以来，蒙古人内部就与日本，还是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很多蒙古人，包括德王在内支持与日本友好。但我这杯酒要敬那些理解并正确决定蒙古应当与苏联保持友好的领导人们。这些人现在领导着蒙古的独立，而那些主张与满洲人、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的人却在他们的脚下。为蒙古领导人，为独立干杯！”

斯大林的一席祝酒词道破了天机，谁主张与苏联友好，谁就能获得独立，谁就是正确与英明的。但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真是为了外蒙古的民族独立吗？答案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两个多月，两轮，即9次重要会谈，终于签订了明显有损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在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后，将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中方确认将根据外蒙古全民公决之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同年10月20日，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此乃形式大于内容，但毕竟为双方在解决外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找到了一个可下的台阶。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外蒙古由此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正式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一）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成因非常复杂

自1911年起的早期的自治与撤治，乃其活佛、封建王公，因不满清末新政，担心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力及地位而导致的。他们趁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国内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际，在沙皇俄国的庇护下寻求自身的利益。沙皇俄国在外蒙古自治问题的态度上，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由原来的反对，到后来的坚决支持，这与沙皇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紧密相连。沙皇俄国后来力主外蒙自治，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中国的汉人充斥外蒙地区，对俄蒙边界，包括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构成军事，以及人口安全的威胁。但碍于当时沙皇俄国政府的实力，他也只能在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的条件下，支持外蒙古的自治，以及分裂活动。

（二）1920年间，蒙古人民党的成立，是外蒙古走向分离中国的重要一步

正是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外蒙古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因素，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1924年间蒙古共和国宣告成立，外蒙古独立已经成为事实。

（三）斯大林在1945年中苏谈判期间再次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

外蒙古虽然客观上独立多年，但一直未得到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不仅对外蒙古，特别是对苏联非常不利，也不排除在特殊的情势下，外蒙古再重新回到中国。因此，斯大林决定利用苏联计划出兵中国东北，结束中日战争的难得机遇，与有求于苏联的中国政府讨价还价，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以去除长期未能得到根治的“心病”。

在捍卫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无论是沙皇，还是斯大林，其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惜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彻底地支持外蒙古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反思苏联所奉行的“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革命利益”，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仍反对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

无论当代俄罗斯社会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但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并获得独立的问题上，斯大林对苏联“功不可没”。但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段难以忘却、辛酸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