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能否“购买”选举结果

学术   2024-11-02 09:01   北京  


作者:Chris Edwards,Ryan Bourne 翻译:王雅萱 | 校对:钟丹 | 审阅:hgyu

转自:思想库报告(ID:thinksifl)

来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政策研究报告Exploring Wealth Inequality


现在,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贫富不平等已经对社会民主产生不利影响,但人们是否有理由担忧未来会出现这种状况?以米拉诺维奇(Milanović)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会使整个社会沦为“富豪统治”,政治将完全被资本和财富所掌控。

一直以来,资本与政治的关系都甚为紧密,尽管政治家们最终需要的是选票而不是钞票,而亿万富豪们所持的选票并不多。举个例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甚至到了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但也正是同一时期,这些国家迫于公众压力,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投票和选举的权利。

包括富人阶级在内,人们投票选举会考虑到许多因素,不仅仅有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还基于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家的个人特质、所支持党派立场及他们做出的一系列选举承诺等多方面的考量。有时一些特殊情况也会影响政治选择,但往往是来自于选民数量众多、有组织性的群体,比如行业或联盟等。

尚未有证据显示,贫富差距扩大使政治选举的结果忽视了普通民众的权益。然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思(Martin Gilens)在其著作中称,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便日益深化,贫富差距增加导致富人们的竞选捐款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举足轻重。

季伦思的研究认为,比起收入水平来,决定政策响应的更重要因素是政党的政治控制程度。实际上,当美国一个政党拥有强大的多数席位、而政治僵局又很低时,出台的政策与富人阶层的偏好也只存在微弱的相关关系,与最不富裕的人无关,更多时候,是满足了他们中激进分子的偏好。除非大选临近或政府控制力减弱的时候,政客们才会倾向于积极回应公众意愿。

一些自由左派担心,富人们会在政治选举活动中用钱收买选票,但大量事实说明这个观点并不成立。在国会成员中进行最后一轮投票选举时,候选人此时已不再需要募集竞选捐款了,但经济学家史蒂芬·布罗纳斯(Stephen Bronars)和约翰·洛特(John  Lott)发现,以往记录中从未发现过最后一轮存在改票的情况。这充分说明了捐款人都是为他们所支持和赞同的参选者捐款,而不是为了用钱来收买和改变票数。

综合近年的研究调查,经济学家托马斯•施特拉特曼(Thomas Stratmann)发现,竞选捐款对立法投票行为的影响不大。同样,斯蒂芬·安索拉比雷(Stephen Ansolabehere)、约翰·德菲盖雷多(John M. de Figueiredo)和詹姆士·斯奈德(James M. Snyder Jr.)研究调查了40项关于竞选捐款是否影响了国会投票的统计研究,他们发现,“捐款对投票行为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下,数据显示竞选捐款对选举并无显著影响,也并未释放任何消极的信号”。对此,三位学者进行深入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与多数文献结果相类似。像这样的回归趋势表明,竞选捐款对选票产生实质影响的证据相当少,立法者的投票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信念以及选民和所属党派的偏好。捐款只占了美国国会投票行为变化的一个微小部分,国会议员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连任,因而他们将全部精力投注于参选选区、当地选民以及提名他们的政党身上。”

自由左派们仍担心,富人更倾向于削减社会项目的开支,如果富人们获得更多政治权力,国家福利将遭到削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不平等程度小幅上升,但联邦社会支出却大幅增加,并未缩减,联邦和各州社会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9.6%上升到2018年的14.3%。 

不同国家的数据都显示,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份额与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之间没有相关性。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并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进行证实。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支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一项宽泛衡量标准,包括了“现金福利、商品和服务的直接供给,以及出于社会目的的税收减免。”  

                         

除此之外,金钱是否有“购买”选举结果之嫌?由于富人掌握大量资产,那似乎意味着他们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操控选举。诚然,金钱是参与竞选活动的重要资源,但它根本不可能确保结果万无一失。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总统,但他的在竞选过程中筹集的捐款和花销都只有对手希拉里的一半左右。在2008年共和党初选中,富豪罗姆尼(Mitt  Romney)花的钱是麦凯恩(John McCain)的两倍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罗姆尼自掏腰包,但最终还是麦凯恩赢了。

2012年国会大选是金钱无法控制选举走向的一个典型案例。那年,公众纷纷转向了民主党,共和党(GOP)游说团队花费了大笔资金,结果却仍然不理想。共和党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的“美国十字路口”(American Crossroads)组织总共花费1.04亿美元,但其支持的候选人几乎全部落败。共和党阵营的其他游说团队,如全国步枪协会和美国商会,也表现不佳。

关于金钱在2012年国会大选中所扮演的角色,《华盛顿邮报》这样报道:

“在大批亿万富翁和私营企业的助推之下,规模较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和非营利组织的支出甚至超10亿美元,引发了全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告轰炸狂潮。在反对派中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阵营却未能实现它的两大目标:将奥巴马总统推下总统席位,并使参议院重新回到共和党的控制之下。
……即使是在曾经完全受制于共和党的众议院,共和党财团也在个人竞争中被屡屡击溃……在24场竞争最为激烈的众议院竞赛中,尽管民主党候选人及其盟友在最后几个月已筋疲力竭,但最后仍旧取得了胜利。
……在罗姆尼的竞选活动中,富豪捐款者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名者选举的前夜,一大批豪华私人飞机降落在波士顿机场,一度造成了交通拥堵。 
但是,保守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秘密的非营利组织在总统竞选中,仅每日的花销就高达一千万美元,仍无法让他们在每场主要竞争中都占上风。 
……事实上,如果把投资选举类比投资股票市场,那么很多亿万富翁都输得精光。由共和党政治高手卡尔·罗夫参与创立的“美国十字路口”组织和在总统角逐中专注于支持罗姆尼的“重建我们的未来”组织,两个超级行动委员会总共花费超过4.5亿美元,但收效甚微。这些组织依靠那些六位数、七位数的支票来运转,能源主管、对冲基金经理等富豪捐款者纷纷砸钱,目的是想拉奥巴马和国会民主党下台。”

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使资金筹集与选举结果相关,也并不是因果关系。大额的竞选资金虽不能买到选举结果,但通常发生的情况是,选举能力强的候选人更容易筹集资金。往往那些自掏腰包的有钱的候选人在选举中的表现相对较差。

一些自由左派认为,当今的贫富不平等的程度本身就足以证明,富人窃取了民主进步的果实。他们不明白为何决策者没有通过向富裕阶层征收更多税的政策,或出台更多福利项目。他们推测,一定是富人们扭曲了公众舆论的导向。

然而民意调查表明,许多选民不同意实施新的再分配政策,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很高的重视。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民众认为所谓“贫富差距”是美国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过,即使是关注贫富差距的人也不同意再分配。格雷厄姆·赖特(Graham Wright)追溯1966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增加时,反倒不会跟风去支持重新分配的政策。也许选民不信任政府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责怪政府制造了不平等现象。民意测验还显示,公众很不喜欢所谓平衡性政策,例如对富人征收房产税。许多人似乎认为,“公平”一词对与自己的收入或财富水平无关。

总之,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财富不平等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富人阶级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而且就算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观点与大众产生分歧时,个别意志并不会支配立法成果。富人可以为竞选活动和团队捐款,但金钱在政治领域的角色非常复杂。过往种种证据表明,在国会选举中用钱“买”选票并非易事。

在如今的大选活动中,尽管有人提出“遏制资本进入政治”的言论,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会由衷钦佩那些诚实的高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会对国家民主进程造成破坏。2019年加图研究所的一项民调显示,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有62%不相信“亿万富翁对民主构成威胁”,而69%的人同意亿万富翁“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来赚钱”。

 民意测验还发现,在与富人有关的诸多问题上,不同党派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自由左派倾向于认为与政治的关联和运气是富人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努力工作更重要。我们在这项研究中提到了一些改革建议,例如削减裙带关系补贴和扫除中产阶级财富积累的障碍,将有助于减少自由左派的担忧,同时不至于打消富人们创造价值的热情,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社科同文馆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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