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6日凌晨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万斯组合赢下白宫之战。副总统候选人、来自“铁锈地带”的万斯成为这场选战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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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路透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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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出身俄亥俄州一个贫困家庭，曾于2016年年出版了自传体纪实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书中呈现了当今美国社会的许多严重问题——单亲家庭、药物滥用、中小市镇凋敝、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2016年，也是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年份。正是“万斯们”将特朗普——这样一位与传统美国精英气质格格不入的富豪——推上了总统的大位，而这也反映出美国社会深深的裂痕。
美国社会何以“分化”至此？撕裂的美国社会还有弥合的可能吗？
我们从新书《分化》中摘录了社会学家对美国社区衰败的论述并归纳了“美国书单”，以飨读者。
*文章节选自《分化：1960-2010年美国白人生活实录》（三联书店 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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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阶层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畅销著作《独自打保龄》中，首次提出了美国社区持续衰落的论据。帕特南接受了“社会资本”这个社会科学家们对睦邻友好与公民参与的称谓，并且从各方收集了数据资料，在书中为六种类型的活动各设一章，这六种活动类型是志愿活动与慈善活动、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职场联系和非正式社会联系。在本章中，我略去了宗教参与，它在第十一章已经论及。下面是有关其他问题各项指标的抽样以及这些指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变化程度：
· 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比例：从1960 年到1996 年下降了22%。
· 出席公开的镇务或校务会议的比例：从1973年到1994年下降了35%。
· 担任某些俱乐部或组织高级职员的比例：从1973年到1994年下降了42%。
· 为某一政党工作的比例：从1973年到1994年下降了42%。
· 在当地某些组织的委员会中任职的比例：从1973年到1994年下降了39%。
· 有18岁以下子女且为PTA成员的父母的比例：从1960年到1997年下降了61%。
· 32个具有支部分会基础的全国性社团的平均会费：从1960年到1997年下降了几乎50%。
· 人们每年在家中款待朋友的次数：从1975年到1997年减少了45%。
· “全家人通常一起吃晚饭？”回答“否”的已婚美国人比例：从1977年到1999年上升了69%。
· 将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的捐款作为个人收入的比例：从1963年到1998年下降了55%。
· 每1000名20岁及以上男性中加入男子保龄球联盟的人数：从1963年到1998年（打保龄球者的数量持续增长之时）减少了73%。
还有更多这类的例子，但以上这些实例足以说明问题。无论采用何种判定方法，帕特南有了同样的发现：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一致表明美国的社会资本已经遭受严重侵蚀。
勉强算好消息的，是新上等阶层的市民生活像在托克维尔时代一样在许多地方盛行。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就是一个被戴维·布鲁克斯称为“拿铁小镇”的某种小城市的例子。这些小城是有钱人和高学历者的飞地，有些位于类似圣菲（Santa Fe）或者阿斯彭（Aspen）这样的风景名胜区，有些位于诸如安阿伯（Ann Arbor）、伯克利或者查珀尔希尔这样的大学城。关于伯灵顿，布鲁克斯写道：伯灵顿以拥有一个异常热闹的公共广场而自豪。那里举办各类风筝节、瑜伽节和美食节，那里有各种艺术委员会、校企协作组织、环保团体、保护组织、社区资助的农业组织、反发展团体和专门的积极分子团体……这个公共广场是吸引人们到拿铁小镇的特色之一。很明显，这些地方的人们宁愿在公共区域花更多的时间，而不愿意把少量时间花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和方圆一英里的院子里。在拿铁小镇，市议会的出席率很高，而且有大量居民愿意参与当地政治事务。传统的邻里交互方式各不相同。在遍布重建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新上等阶层住宅区中，邻里之间常常以传统方式进行互动，而被自己所有的几英亩土地隔开的家庭之间则不然。但即使这样，睦邻友好的情形也可以存在，各学校中的家长会常常成为富裕的家长们与当地人发展友好关系的手段。新上等阶层的社会资本不局限于近郊住宅区和小城市。在华盛顿特区，类似克利夫兰公园（Cleveland Park）这样的住宅区因公民行动主义而在当地闻名。在《大归类》中，比尔·毕晓普描述了特拉维斯高地奥斯汀住宅区中强烈的住宅区自豪感和行动主义。甚至在曼哈顿、旧金山、芝加哥和波士顿都市化程度最高的超级邮政区中，你都会找到那些积极参与到各自标榜的社区生活中的住宅区。此外，还有新上等阶层因职业和富有而喜爱的各种社区生活形式。尽管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很可能不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甚至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但他们加入的俱乐部和参加的慈善机构却是相同的。对于新上等阶层来说，住宅区的地理位置与归属于社会资本的系列活动之间的关联程度已经变得越来越低了。是新上等阶层，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贝尔蒙特躲过了社会资本的彻底侵蚀吗？很难找到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令人失望。我们从《独自打保龄》中得知，社会资本的衰退始于60年代，1964年是衰退的典型年份，而且衰退迅速。有关社会资本最早的数据来自1974年的GSS调查，这些数据可能按类别被分解了。GSS调查持续收集这类数据，直到1994年才（非常令人失望地）停止了对那些问题的提问，唯一的例外就是2004年的调查。因此我们无从得知贝尔蒙特在1974年以前已经恶化的程度，而且我们仅有一项单独的调查来评估1994年以来的各种变化。考虑到这些局限，看起来贝尔蒙特似乎一直表现得相当不错。详细内容见附录六。简短描述如下。考虑社会资本衰退的两个指标：社会脱离，是指人们不再隶属于运动俱乐部、业余爱好俱乐部、兄弟会组织、民族团体（例如“意大利之子”）或退伍军人团体等；而公民脱离则指的是人们不再隶属于服务性团体、青年组织（例如做一名童子军团长）、学校服务团体或当地的政治组织。如果一个人不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那么他就可以被界定为社会脱离或者公民脱离。从1974年到2004年间，贝尔蒙特的社会脱离指标实际上是稳定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几次调查时的35% 到21世纪初那次调查时的36%。贝尔蒙特公民脱离指标则显示出了U形反转。在20 世纪70年代GSS的调查中，38% 的贝尔蒙特人没有参加任何民间团体，这一比例在80年代上升到了50%，在90年代上升到了59%。接下来，在2004年那次单独调查中，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5%，甚至低于70年代的水平。这是反常现象，还是贝尔蒙特的公民参与复兴的标志呢？我跟你一样说不清楚。结合GSS的调查结果与有关中上阶层社区生活的定性观测资料，我们有理由认为贝尔蒙特尤其是新上等阶层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未发生与美国其他地方相同的衰退情形。对沉迷于互联网的人来说有更多的好消息。帕特南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5年撰写《独自打保龄》一书时，正值互联网兴盛的初期。从那以后，互联网为人类的交流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方式。这些新方式中有许多具有社会资本的所有特征，而且学术界也一直在发表相应的文献，用以调查互联网是通过与传统社交互动竞争的方式损害了社会资本，还是借助新的资源增加了传统的社会资本。答案是可以预料到的，“视情形而定”。有时候，通过互联网可以形成一个社区（例如在大城市中，有年幼子女的母亲们出于相互帮助和分享当地资源信息的目的建立自己的网站）。有时候，互联网可以为十分传统的邻里互助方式提供便利：某个陷入危机的家庭需要帮助的时候，朋友们可以通力协作给予援助（例如为一位正在经历化疗的母亲配制一份数周的晚餐食谱），lotsahelpinghands.com网站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有时候，线上友谊可以引发对传统资源的使用（例如，当某位青少年意识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位网友听起来要自杀时，他联系了那个男孩的学校，组织了一场干预行动）。所有例子都来自我直系亲属的经历。还有互联网培育的几十种其他类型的互动方式，它们符合任何合理的社会资本的定义。费什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社会资本的新形式呢？皮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持续进行的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的项目（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发现，与收入低于30000美元的家庭相比，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的家庭更可能多地（通常可能接近两倍）获取在线新闻、在线银行服务、在线医疗信息查询、在线购物、在线支付以及开展产品的在线调查等方面的信息。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项目中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从这些网络的数量与通过这些网络所开展活动的广泛程度的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与使用社交网站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考虑到这些情形，在使用互联网来增加社会资本方面，费什敦很可能远远落后于贝尔蒙特。一般来说，坏消息总是与费什敦人有关，尤其是新下等阶层白人。到1974年有了GSS数据时，费什敦中社会脱离与公民脱离的比例已经远高于贝尔蒙特。在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中，费什敦社会脱离人口的比例为63%，而贝尔蒙特为35%。至于公民脱离的比例，费什敦为69%，贝尔蒙特为38%。这些数据在1960年是怎么样的？我一直没能找到答案。我们所知道的是，帕特南收集了全国范围的数据，该数据表明社会资本在60年代出现急剧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衰退至少像打击其他社区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费什敦，而且似乎非常沉重。到21世纪，费什敦的情形已经更加恶化。在2004年的调查中，费什敦社会脱离的人口比例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63% 上升到了75%，而公民脱离的人口比例也从70年代的69% 上升到了82%。从GSS资料中获得的这些趋势原本是可以被预测的，只要通过查看费什敦严重下降的婚姻与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就可以做到。婚姻的作用——确切地说，是有子女的婚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父母不仅通过学校设法为孩子改善环境，而且在方方面面都做出努力，例如为公园增添一副新秋千，催促市议会在孩子们经常玩耍的交叉路口设立四向停车标志等，由此很大一部分与普通社区联系密切的社交网络得以形成。已婚父亲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好劳力，未婚父亲则不然。费什敦的社会资本理所当然地衰退了。同时，想为孩子们提供适宜环境的单身母亲通常一直在承担着双重的责任，既要努力成为养家糊口的人，还得是一个关怀体贴子女的家长，没有几个单身母亲有更多的时间或精力参加社区的各类活动。费什敦的社会资本理所当然地衰退了。虔诚度降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在第十一章中，我们通过罗伯特·帕特南的阐述了解到，各种社会资本大约有一半源于宗教背景，而且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加入教会的人还在极大程度上参与了各种世俗的社会资本。费什敦的社会资本理所当然地衰退了。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是某个指标的典型例子，这种例子对任何个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对于大规模样本来说却有着许多含义。投票是最基本的民主参与行为，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总统选举是最常见的选举，也是最重要的选举。总的来说，如果人们连这种最简单的公民参与形式都不愿意花费精力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了。在总统选举中投票也提供了社会资本少有的判断尺度中的一种，GSS给我们的一条连续的趋势线就可用于此目的，该趋势线以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和休伯特·汉弗莱竞选总统为起点。图14.1显示了贝尔蒙特与费什敦壮年期白人的投票率。图14.1 1968— 2008 年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资料来源：GSS。样本限于30 — 49 岁白人。使用局部估计回归法（LOESS）的平滑数据故事的主要情节就是，即使在1968年，费什敦的投票率已经远低于贝尔蒙特的投票率——70%对96%——并且一直如此。但各种趋势的对比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贝尔蒙特的投票率从未低于86%，并且在21世纪初回升至90%以上。费什敦的投票率从1968年的70%下降至1988年的51%。除了在1992年选举时有过一次剧增以外，一直到2008 年贝拉克·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 费什敦的投票率一直处于20 世纪50 年代低下的水平上，甚至更糟。我们还知道，费什敦1968 年时的投票率低于其在50 年代的水平，而那时低于高中学历的白人比例（费什敦50 年代的近似值）至少为75%。尽管我无法做到更准确，但从1960 年至2008 年，看起来似乎费什敦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比例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而这一时期的贝尔蒙特仍然保持着极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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