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四十年，我的感受是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极端

长期的历史研究，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历史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然而一旦对历史做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1977年初秋，我正在福州军区服役，传来了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虽然大家都十分兴奋，认为早该如此，但又半信半疑。当时，人们依然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喜悦之中，“第二次解放”是当时流传得最广的一句话，真实反映了人们的心声；一大批1966年之前的电影被解禁公映，一些冤假错案开始陆续纠正、平反；国家政策开始强调知识、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强调要重视业务而反对空头政治……但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被公开否定，“两个凡是”仍是居主导地位的纲领。高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被废除的制度之一，“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是从批判“否定高校教育改革”开始的吗？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在满怀期待的同时又深有疑虑。

然而，形势比人强，有关部门最后终于正式决定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虽然小道消息传播已久，但这一决定还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用“奔走相告”形容毫不为过。在军营，起码在我所在的部队，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或许，这是因为航空机务大队普遍文化水平较高，而且有许多从北航、南航、西北工大、空军工程学院等学校分配来的大学生吧。

得此消息，我当然也想报考大学，但部队毕竟不同于地方，报考要经过一定的手续，所以我无法参加1977年高考。这时我当兵已满三年，便动了退伍考学的念头。1978年，退伍工作开始，空军机务部队很少有当兵满三年就退伍的，对我提出退伍要求一事，领导和战友都大吃一惊，指导员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退伍。指导员当然是出于好心，但我决心已定，就找了上一级机务大队教导员——一位南航毕业的大学生。他很理解我，当场表示同意我退伍，还顺便问了我几个最基本的数学公式，我说有的没学过，有的已经忘了，他一边写下这些公式，一边笑着说：“那你回去后还真要加把劲呢！”

由于我是从河南叶县作为插队知青当兵的，所以1978年3月复员后，我就回到了离叶县很近的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在成品车间当车工。我们厂是省“大庆式企业”，当时在其他厂，各种规章制度都无人遵守，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了也不怎么干活，只有我们厂严守各种规章制度。在部队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我一天假都没有请。“紧车工慢钳工”，在流水线上的车工几乎没有任何休息的机会。回到家后，已是筋疲力尽，晚饭后还要复习到深夜。午饭后有几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我就躺在机床旁边的长条凳上背书，有几次竟然熟睡过去。车间机器轰鸣，人们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却一点没吵醒我，因为我实在是太困了。师傅肯定知道我的辛苦，也不喊醒我，几次都是车间主任把我推醒，醒后怪不好意思的。有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呛醒，醒来一看原来是毛巾被掉到地上，被蚊香点着了，好在还未燃成大火，但堆满书、纸的小屋已是浓烟滚滚，好不危险！

我小学还没毕业，“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又早早随下放农村的父母下乡，只在农村上了两年社办五七高中，毕业后就正式插队，成为知青了，所以我基本没学过数理化，只能报文科。高考完分数下来，我达到了重点学校分数线。这时父亲却劝我今年别上大学了，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就能考得这样好，不如现在开始好好补习数理化，明年再考，报理工科，上一所理工科大学。他是20世纪40年代学建筑的大学生，不仅相信科学救国，而且认定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真学问、真本事。虽然在他的教育下，我小时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工程师，但当时我知道自己的兴趣、知识储备全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所以我坚持要求当年上大学，而且是文科。当时是先公布分数，后填志愿。但对于选报什么专业，我却十分犯愁。我之前“冒险”（当时许多书都被列为禁书，所以称作“冒险”）阅读了大量哲学、文学著作，因此对哲学和文学创作都非常感兴趣，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文学创作稍稍压倒了哲学。我当时深受高尔基的影响，认为要搞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社会阅历而不是大学课堂，社会、人间就是“我的大学”；再加上我十几岁就下乡，出去修水库、打小工、扒火车……后又在江西、福建当兵，总之，在社会上闯荡惯了，还是想过一种紧贴社会的生活。所以，我报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专业——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考古还是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许多人劝我说考古专业太苦，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在野外，殊不知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当时我的“如意算盘”是只把考古专业作为一个仍能在社会闯荡的媒介，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增加社会阅历。如果学理工科，那我一定会选报地质专业，我并不是喜欢这个专业，而是喜欢在大自然、在社会中跑来跑去，能成就我的“作家梦”。但没想到的是，当时考古专业的分数非常之高，所以把我调剂到历史系历史专业。就这样，我既没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没走上哲学研究之路，而是阴错阳差地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

1978年是国家命运巨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戏剧性变化的一年：前三个月我是军人，中间六个月我是工人，最后三个月我是大学生。

1981年夏，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回到当年下乡插队的河南叶县的一个村庄。距我上次回来，只有三年时间，但农村在这三年的变化之大却使我深受震动，使我对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巨变有了直接的感受。上一次是1978年秋，上大学前夕，我曾回到这个离开三年多的村庄——我是1974年底参军离开农村的。这三年多里，农村没有任何变化。而1974年底参军离开农村时，距我1971年初来农村则是四年时间，这四年几乎天天生活在农村，也没有任何变化。简言之，从1971年到1978年，我插队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我插队的农村，一年到头都是吃杂粮，以玉米面和红薯面为主，还吃不饱，尤其是麦收前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人家还要靠野菜、树皮充饥，一年只有过年时可以吃几天白面饺子和馒头，更别提肉了，也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农民总是对我们感叹：“不知到啥时候，俺才能跟你们城里人一样，每天都吃白面蒸馍！”

的确，啥时候才能让广大农民吃上白面、吃饱饭呢？很长时间里，我真认为这遥遥无期。从1971年我来到这里到1978年第一次返乡，依然如此。然而，1981年夏，我回到这里，却发现这里的农民全都吃上白面蒸馍了！一户两户能吃上白面蒸馍当然不算什么，只三年的时间竟然让这样多的农民全都吃上白面蒸馍，确实不敢想象。而且，以前全村只有一家砖瓦房，1981年则起码有一半是砖瓦房，再不济，也是瓦镶边，有的人家还买了电视！只有对农村有感性体验和深刻了解，才知道这种变化的意义。或许，计划经济体制能集中力量干几件大事，却无法让几亿农民吃饱、吃白面。如今，国家并没有更多的财政投入，生产工具也没有大的变化，但体制一变，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在不长时间内就发生了巨大改变。后来读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时，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最佳典型吗？

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的深层问题也更深刻地表现、暴露出来，但种种问题，正是改革不足造成的，也只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正是在农村的经历，使我对“吃商品粮的”和“吃农业粮的”这两种身份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有亲身感受，所以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消除不平等的城乡二元化。人民公社解散后，基层政权的建设、农村的管理问题、一些乡镇干部的腐败问题开始出现，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这就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

总之，改革初期农村的巨变，使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有生产者有生产的自主性，而不是成为被动的计划执行者，经济才会有活力。恕我重复刚才说过的一句话：“有此经历的许多‘这一代’，思想早就解放了。”因此，1978—1980年间，在大学校园里的壁报、讲坛中，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大都主张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当时，这些主张还被当作错误言论严厉批判呢。确实，是“这一代”最先最早提出市场经济的，只是没有发表论文而已。必须承认，当时“这一代”学养非常有限，根本不知道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等，只是根据自己刚刚学到的一点点学理，更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的切身体验，就大胆提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

1981年，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原是大二结束时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学年论文，没想到得到了任课老师李时岳先生的激赏，推荐我参加吉林省史学会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中，只有我是大学生，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会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专业志向——此前，我是一心想研究世界史并准备考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对这个题目的研究和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我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考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当时满怀激情地讨论的许多问题，如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人的个性的解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至存在主义，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界已经讨论过了。其水平甚至高于我们，我不禁感叹中国“历史的轮回”，感叹这些在现实中仍然敏感的问题。另外，可能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时期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开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之先河”这一观点的。这篇文章的文风，也反映出自己长期读马克思、黑格尔那种欧化、排比句的影响，当然，文锋笔意中带有一种一去不返的青春的激情。

几乎同时，1981年末，世界现代史课程结束，考试形式就是每人写篇论文。我写了《十月革命的启示》一文。这篇文章，反映了8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论、瓦尔加遗言、布哈林、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等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理解的）角度对苏联模式批判等对我的影响。这些理论，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最早的理论依据。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理论家和青年学生，都从这些理论获取了批判旧体制的思想资源。毕竟，它们早几十年就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这篇文章仅以几千字来“宏论”甚至质疑改变人类命运的十月革命，也只有年轻时才有此勇气。如今，早无做此种宏大叙事的勇气了。几年后，我一字未改将此文送《史学理论》编辑部，不久，就一字未改发表了。

李时岳先生

1982年，我本科毕业，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师从李时岳先生。李先生是研究洋务运动的专家，当时我的兴趣在思想史，所以在研究生三年级时写了论文《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家试析》。以往观点认为，洋务派是反动的，从冯桂芬到郑观应等一干人则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他们与洋务派并无本质区别，实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家。换言之，洋务派就是改良主义者，因此是有进步性的。这篇文章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办的核心刊物《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今天的硕士研究生，能在此刊物上发文章的都不多，当时更加不易。后来，这对我找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当时的研究生已开始自己找工作了（当时还不时兴说“求职”），如果自己找不到工作，国家才会分配工作。当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系工作时，主编钱宏、丁守和（当时是双主编，钱分管1840—1919年的文章，丁负责1919—1949年的文章）大表欢迎。

从1985年到1989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当编辑，一边编稿，一边读书。前几年写作不多，但“文化热”还是感染了我，从1988年下半年起，我又开始写作。在1989年上半年发表了几篇文章，如《传统文化的“虚文”与“实利”》和《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五四时期对传统伦理批判的再认识》等，也是“文化热”的一种反映，同时也反映了我当时对改革的思考——从个人依附性的单位制的传统社会到个人独立的现代的契约社会。改革的本质是从伦理型社会到契约型社会的转换，或许我也是较早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之一。1989年末，我

翻译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我进入大学才开始学英语，但对英语兴趣甚浓，每天花相当多时间学习，所以进步很快，不久就是文科中的尖子了，曾代表吉林大学文科参加吉林省大学英语竞赛。工作后，近代史所馆藏的大量英文专业书籍使我如入宝库，当时读英文书的时间远超中文书，这也是这一阶段写作较少的原因之一。由此书出版开始，参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工作，稍后与人合译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胡适

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是我的又一研究领域。通过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张溪若、张申府、张君劢等的研究，我探讨了理性和自由主义在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与困境，包括它们引起的个人焦虑与无奈感。我翻译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在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反映了我的研究兴趣。

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突然来到。在这种似乎席卷一切的大潮来临之初，知识分子颇有些错愕。我的随笔《文人还会被尊敬么？》在1993年《读书》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观点多少有些暧昧，一方面力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尊重知识、知识分子，像伏尔泰对牛顿在英国之地位的艳羡；另一方面，又想说明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知识分子很难像过去的士那样高居四民之首，对此实不必怨天尤人，只需以平常心看待便是。但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换的冲击往往更加强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严重、更明显。对此，当然不能随波逐流，作为知识分子，更应抱有一分警觉。这一话题紧扣社会脉络，以至之后几期《读书》仍在谈此文此题。而且，台湾的《联合报》副刊也全文转载了此文。

1995年，在我的写作史中是比较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影响力大增，虽然它们此时在史学领域的影响力还微乎其微，但是，由文论家从西方引进的这种“学术前沿”很少谈文学、文论，而是大谈历史。《读书》1995年第4期刊载的《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是国内较早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提出批评的文章。请注意，是对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提出批评，而并未对整个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做出批评。希望中国的“后学家”真正学得福柯等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仅仅照搬其现成的结论和词句，而对中国传统也做一番知识考古、做一番解构，对中国语境中的“主流”“中心”“大一统”“传统”做一番深刻的解析、解构、消解。相反，中国的“后学家”偏偏抛其精髓，不期而然地加入主流对支流的冲击、主调对杂音的掩盖、中心对边缘的扩张、整体对片段的吞噬以及强势对弱势的挤压中去。所以，现在仅仅是复述福柯等人的理论和结论意义已经十分有限，如何将这些理论中国化，才是艰巨的任务。

也是这一年，从西方引进的，后来被人们称为“新左派”的理论开始出现。开始，人们并未将其称为“新左派”，而是因其机械照搬西方左派理论，对“鞍钢宪法”、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阐释过度，而称之为“洋泾浜学风”。《二十一世纪》杂志专门在1995年12月号组织了一组讨论文章，《“洋泾浜学风”举凡》即为其中一篇。后来，人们才将这种“洋泾浜”称为“新左派”。两年后，《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一文，也是强调运用外来理论要注意中国语境，否则，其作用与在西方可能正好相反。

《“白”与“黑”：伊朗两种“革命”的教训》分析了使伊朗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巴列维“白色革命”最终因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政权垮台的教训。此文发表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直到现在，还有报纸、杂志转载或约我再写此题。

《警惕“真理”》在某种程度是对当时人文精神论战的一种回应。顺便说一下，这篇文章中所引周作人的一段话在发表时被《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删去，来信说引周作人“易为人乘”，最后一段则被完全删去。沈公常在我文章最后部分或加几个字或删几个字，为我“降温降调”。几年后与钱满素谈及此点时，她大笑说沈公也常在她的文章最后部分或加几个字或删几个字，但那是为她“升温升调”

长期的历史研究，使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历史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然而一旦对历史做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在历史研究中，文本固然重要，但历史研究一定不能唯文本，一定要探索文本背后的历史。所以，我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文来表达这个观点。以后，我也经常强调此点。

民族主义是对人类命运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曾经得到一些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支持，因此，我在2000年发表《警惕法西斯》一文，意在提醒人们警惕民族主义。

9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我的关注点之一，历史事实表明，民间社会或曰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是政治的基础。当民间社会发达时，可将政治变动引起的剧烈社会震荡减至最低。诸如工会及各种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从这一角度出发，我写了一些时评，对一些社会事件做出分析。2010年，强调工会作用已成舆论热点。在农村插队当了几年农民的经历，使我对城乡二元化、农民地位的低下有了切实体会。因此，二元化的形成和消除、如何使国民均等享受社会福利，包括农民工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我的强烈关注，我写了不少有关时评。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于2004年，但其实是1995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同类文章的增订版，增加了一些史实。它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这两个原产于西方发达世界的理论引进到中国可能会产生的矛盾做分析，而对此矛盾，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者多未有明确意识。对此矛盾的分析，也只是想说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因此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程度不等的限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便完全没有普遍性，只能应用、限定于它所产生的特定社会。但如何把产生于某个社会的有关理论应用到情境非常不同的另一社会，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一种社会知识被化约、抽象之后便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了危险性（被应用到另一个社会时）。因此，对这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尤其是应用）一定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外来理论与本土社会如何才能“接脉”。与此文类似，《“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也是阐明此点。

1989年后，近代激进主义的危害引起了学界反思，而辛亥革命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这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是，历史学的训练使我对此主观历史不表赞同。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一，是将历史事件的起源与意义混为一谈，以价值判断取代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分析。因此，多年来我一直撰写有关文章，表达我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30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基本观点。

例如，有人强以近代中国的历史为佐证，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过激，其实有违史实大矣。康、梁想通过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过激？而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方案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到了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人们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当时的英国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和妥协精神。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极端；我们固然要呼吁被统治者告别激进，但更应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这才是避免激进主义的根本办法。

前面曾经说过，我青年时代的兴趣是文学和哲学，学习历史其实是“情非所愿”。但后来，我越来越庆幸自己学习了历史专业，因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