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复活”：美国政经剧变背后的深层线索

学术 2024-11-12 09:02 北京

作者：欧树军

来源：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 欧树军 |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导读】说起亨廷顿，最为人所知的也许是他晚年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书以其对后冷战世界秩序的有力判断使亨廷顿成为广为人知的学术明星，也使“文明冲突论”成为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政治精英理解国际格局的理论基础。本文作者将“文明冲突论”置于亨廷顿长达60年的学术脉络中，呈现出其背后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学界，亨廷顿一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美国社会粉饰现实的自由主义信条进行猛烈批判，并且挖掘出美国社会深层的保守主义文化根基。在当前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下，本文对亨廷顿的思想剖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辨识美国政治行为的文化基础。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亨廷顿：一个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者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他总是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以美国社会矫饰的“自由主义”为理论标靶，探讨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同时，在二战后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同样以其清醒的现实主义，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位美国的国家战略。

亨廷顿当之无愧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其思想演变轨迹，切实理解美国20世纪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航向，以及更为广泛的现代政治世界与现代政治困境。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式（John Locke）的自由主义来描述美国的国家理念。在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逐步得到贯彻的国家。这种自由主义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国家的共识。但是，在1957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认为，看上去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多元主义和共识主义都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变体，这种源自英国的美国自由主义“文化霸权”也确实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曾经有过两种保守主义：第一种是“北方联邦主义”，它产生于希望推动美国从邦联转向联邦的北方工业州，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保守主义；第二种是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和阿尔杰（Horatio Alger）等人论述的以种族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保守主义”。这两种保守主义确实都弱不禁风，稍纵即逝。

但是，在亨廷顿看来，这两个保守主义传统却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 “南方保守主义”在法律和政治层面被弱化，但在冷战后出于对外部的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复活了。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旗帜下一致对外。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但也正是在亨廷顿身上，“冷战自由主义”散发出浓郁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气息。1957年，作为一位30岁的年轻学者，亨廷顿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既然长期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那么，这样的美国和美国人是怎样接受自己反对了一百多年的常备军的？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为何需要一支有可能威胁自由、民主、繁荣与和平的强大军队？如果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就意味着接受了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现实主义”意味着美国人在冷战的国家间激烈竞争情势下，必须接受一只强大、团结、高度职业化的军队。而 “保守主义”则意味着军官必须接受文官在正当性、道德伦理、政治智慧和治国能力上都优于自己，必须接受人事任免、财政预算和军纪国法审查等方面的文官控制。

亨廷顿这种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与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小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紧密捕捉住1898年因美西战争中获胜而在美国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成为新汉密尔顿主义的吹鼓手。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而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冷静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亨廷顿早期的思想重心，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为什么需要接受一支强大的保守主义军队。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亨廷顿认为，要理解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为什么接受一支保守主义的军队，不仅需要考察军官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需要考察二者之间的思想关系。文官集团易受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影响，因而，军政关系的稳定就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亨廷顿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在亨廷顿看来，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扭转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亨廷顿的认识中，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其理论对手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

1957年，亨廷顿本想用自己的《军人与国家》申请终身教职，虽然这部著作后来被认为在军政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了与《战争论》和《海权论》同等的学术地位，但在当时，亨廷顿却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个人际遇，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四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深受其影响的，包括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等新教神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自由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等社会主义者、汉斯·摩根索（Arthur M. Schlesinger Jr.) 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以及美国冷战遏制战略创始人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节制主义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等人。尼布尔的思想光谱也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他那出版于1932年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作为小施莱辛格口中“尼布尔的教子”，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受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或“转型社会”。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转型社会必将也必须以种种美好的政治价值目标为自身的发展目标，它们凝聚着现代人对美好政治信念的追求；只要树立了这种目标，转型社会就能从“经济的现代化”直接走向“政治的现代化”，所有美好的事情可以一夜之间到来。而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亨廷顿那里是并列关系；而到了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不惑之年的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提出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变迁理论”。

《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在这本书之前，也有学者讨论过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究竟包含哪些要素、条件与目标。但这些讨论均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为前提预设，都是静态的直线演进，忽略了大规模转型社会的动态特征：当转型社会的政治体系无法面对、回应、吸纳来自大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平等诉求时，它便无法实现现代化。因此，亨廷顿将政治发展的内涵寄托于三个方面：社会制度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社会结构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晚近50多年来，“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处理、文化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受关注。比如，著名政治学者西达·斯考切波近十年来就致力研究美国保守主义在晚近50年来的复兴如何推动美国政治的大转型，如何左右美国决策，其语境下的美国保守主义主要就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19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以及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的巨大挑战。如何理解、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驱使这些学生的是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它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矫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他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

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出过类似问题：难道那些最激进的革命派，不恰好是最典型的保守派吗？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后者成为亨廷顿反复使用的理论靶标。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让美国人接受自由主义的建国理念与政治思想，也让人们相信美国体制代表的自由理念能够且必将实现。但这种共识只是理论上预设的现实，实际上有很多内在危机。政治现实是，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自由主义的共识。因此，亨廷顿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受到了伯克的启发。他认为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这使之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但亨廷顿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革命时代，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在此，亨廷顿回到“都铎政体论”，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需要注意的是，1968年的亨廷顿并未着重阐发美国政治的新教根源。这涉及亨廷顿思想的内在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天命之年的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的亨廷顿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不惑之年的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文化范式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正如美国国会大厦穹顶上的壁画把美国历任总统描绘成先知和圣徒，而华盛顿被放在上帝的位置上。美国的政治和新教信念具备类似的形式和社会基础，政治注重宗教，宗教则为政治添加了激情。简言之，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就此而言，亨廷顿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所接续的，正是美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

▍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19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花甲之年的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冷战之后，自由国际主义言说甚嚣尘上，而亨廷顿则秉承“思想教父”尼布尔的指导，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

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冷战一代的思想家共同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在这个前提之下，尼布尔认为，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是一个愚蠢的幻觉。尼布尔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批判。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

尼布尔的新教现实主义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的好友布热津斯基因此将其称为“民主的马基雅维里”。亨廷顿本人则认为，他大概有一半篇幅的确如此，但另一半仍然是客观的，因为他仍然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一个“理想敌人”的消失，美国思想界也出现了巨大争议。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还是美国人吗？如果没有冷战，身为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和谐世界主张是否符合现实？多元文明论能否解释？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能否解释？国家主义能否解释？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彻底回到尼布尔的新教现实主义，回到冷战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维度，将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政教冲突带回“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分析。

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坚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亨廷顿因此再次为自己赢得“现代马基雅维里”的标签。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与小施莱辛格等人长期相互启发的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

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如今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他的确再次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在于盎格鲁-新教文化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如果能够复兴盎格鲁-新教的核心文化，便能振兴美国的国家认同；白人便能在国内、国际上继续充当美国与世界的统治者、支配者、主导者。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美德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评价“文明冲突论”之下的亨廷顿：他并非当代霍布斯或现代马基雅维里，而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很可能毁灭掉自己的母体。当然，这其中很可能存在很深的误解，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侧重不同、分歧也可能很大，但他们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9]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二战后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他成为切实理解现代美国的思想、性质、航向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理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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