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不笑
转自：Economoloch Systudy（ID：Capthe_2016）
The Contract-Lease Financial Model in Late-Qing Dynasty：
A Book Review
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里所说的“税收国家”是指现代国家，基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税收型财政以及法治秩序下的预算制度这三个最重要的基石，并以此为税收国家的现代财政制度进行辩护：“税收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创立。它们也帮助形成了国家”。在论述税收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塑造时，他进一步指出，“税收的种类和水平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然而一旦税收存在，社会的各种权力为了改变社会结构又可以操控税收来得以实现…”（p.108），换言之，没有公共财政的需求就不可能导致现代国家的创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熊彼特认为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关键在于审视它的财政体系如何构建和运作。通俗来说就是，钱袋子里见真章。
熊彼特对税收/财政体系与现代国家相互塑造的论述逻辑链条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关于正义的理论，层次非常深厚且具有多个面向。比如他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再论财政”里进一步指出，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与古典/前现代君主制下的财政体系虽然都依赖于税收财政来维持运作，但有根本不同，区别在于服务对象的不同——前者是面向公共需求的，而后者是面向领主、君主的私法体系。
但实际上专门研究清廷官员私人财务的著作并不算多，像《杜凤治日记研究》这样的文献更显稀缺。近期看的这本《他助与天助》与《杜》书相比，虽然并未大量罗列一手资料的原文，但却用整理分析的方法对晚晴的翁同龢家族、王文韶、荣庆、张佩纶、等清流官员的私人财物状况进行了叙述，并且用“云南报销案”等几个重要案件把上述人物之间的勾兑和金钱往来把叙事进行了整合，倒是比《杜》书读起来更轻松一些。
一
本书上编通过对资料的梳理和其他研究文献的利用，描绘出贯穿晚清官员职业生涯最大的痛点——或者，用塔勒布的话说，叫chock point——私人财务长期、普遍性、持续性的捉襟见肘；以及，萦绕在他们心头的财务危机和长期焦虑如何影响和塑造了官场的行为模式。
具体来说，由于1850年代初期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本就入不敷出的清廷财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境地，咸丰朝为应对这一窘迫状况，先后推出了两种办法：一是大量发行当千、当百、当十铜元，搞货币超发，二是大量“停发、减发官员薪俸”，“武职三品以上，仅给两成”（p.14）。在这一背景下，咸丰总的地方官员们创造出了“厘金”制度，在各处重要的水路、陆路设立卡口对往来商贸和人员收费，这是除了“号召”精英士绅捐输以外最重要的筹资渠道。
关于厘金制度、当十铜元滥发的问题，参见我以前的系列文章：
商贸时代：芜湖旧海关与城市文明（1）
商贸时代：芜湖旧海关与城市文明（2）
清廷官员的私人财务状况自此进入了前文所说的终极焦虑的时代。比如，按照作者的划分，一个在京城当官的官员，其年度支出按数量分为
100两银，困苦状态；300两银，清贫状态；600两银，节俭状态；1000两银，小康状态；而5000及1万两以上者，属于极少数的顶级权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支出大部分并非养家糊口的刚性开支，而是用于向上级、平级进行的社交活动，比如大家熟知的各种碳敬、冰敬、别敬等，还有给家乡来的晚辈地方官的各种小红包（二、三两）等等。
我没有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开支大头竟然是官员的衣着打扮。比如那些高级别的、在军机处、上书房等地行走的见习官员，大家都要佩戴顶戴花翎，尤其是花翎作为一种上等的孔雀羽毛制品，需要官员自费购买。虽然说你不戴也行，但实际上不戴是不行的。可想而知，出售价格必然是极其昂贵的，以至于像王文韶这样的人需要找钱庄借钱购买。
另外一项就是貂裘大衣，这个好理解。自称后金的满族权贵阶层对毛皮的崇拜一直延续着，甚至是皇帝赏赐的常见物品。这种审美发展成官场的着装文化，三品以上的京官进行正式的社交活动时（比如春节等）如果不穿一件貂，通常被视为“不够体面”，甚至是失礼，而不可能获得“朴素无华”的正面评价。要知道，一件貂通常要800两以上，这也是各种新来京官难以承受的。
除此之外还有重要场合（比如科考活动）的“租车”费用——绿呢大轿。比如，恽鼎毓某次为了节省费用，只能租一抬顶级轿子，并临时在恒裕银号借了600两银子作为现场活动备用金。（p.98）
社交就是官场最大的政治，对于晚清官员来说尤其重要，甚至是最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的权力派系、稳固程度、向上潜力、行政资源的获取等等事关职业生涯和身家性命的根本大计。一旦财务破产且不可持续，官员就将面临“人设的崩塌”。比如，与黄体芳齐名的清流张佩纶，打嘴炮是佼佼者，但马尾海战一役花式败北之后，就基本从晚清的政治史里消失了。而按本书提供的细节，张佩纶因为深受李鸿章的赏识而成为后者的大龄女婿，官场失意后的生活全靠李鸿章每年白给他的1000两银子支撑，算是勉强维持住了一个清贵者的体面，用作者的评价就是，“现在回头来看，张佩纶这个（清贵）门面自始至终都是李鸿章给的。”
但是，这些开支超过绝大部分官员正常的薪俸收入——即使“同光中兴”时开发了“养廉银”也没能彻底让他们摆脱财务危机的阴影，只是有所缓解而已。
本书的下编用了一半的篇幅对曾国藩及其家族的私人财务状况进行了专题考据，此不多言。
二
晚清官员为何普遍性地财务窘迫？为何又普遍性地发明出各种人情往来的由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吗？即使读完本书的前四分之一，你也会不由自由地想到这样的问题。
在上编的最后一章，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称之为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晚清财政环境和政治生态下的异化（作者用的措辞是“外化，p.213）。这种异化在作者看来有三种面向：其一，普遍的垂直、横向的私人馈赠是一种伦理形态，即所谓“礼”；其二，这种礼尚往来的馈赠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社群生态”，简而言之，是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社会救助功能薄弱所致，似乎呼应了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型；其三，私人馈赠本质上是京官非正式的（informal）薪酬形态，是一种以情感（礼仪）为载体的央-地财政转移。
应该说，作者总结的这三条均无可厚非。回到本文开头，它也契合了熊彼特关于前现代国家财政体系的“私法”性质。不过，这一观点似乎仍可继续追问：晚清官员私人财务行为的异化真的全部是外部冲击导致的吗？与刻薄寡恩的朱明王朝相比，晚清官员的“搞钱”套路是独有的吗？有没有可能有某种共通性？
那就简单粗暴地盲猜一下吧。
1、秦制皇权、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员（和普通人）私有产权与皇权的矛盾。科举官员的家庭在历史上并没有受保护的、可传承的私有产权，通过科举入仕获得的权力是皇权的一部分，可以视为皇权的承租人和批发商。因此，这种权力无论如何寻租变现，其交易的最终对手方都只能是皇帝本人，而薪俸赏赐是承租经营的利润。这种交易的定价权始终在皇帝那里，而作为或大或小的批发商，你不能反过来把承租的标的加价卖给皇帝，否则就穿越到现代国家了。这可能是熊彼特说“税务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原因——自由平等的市场化和向不特定人提供同质服务的公共财政需求。
2、基于上述逻辑，前现代农业秦制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税收”，所谓的“税收”是皇权批发的函数。这一格局决定了发包-承租体系的单向性，而不是现代财政的双向性。在单向递进的攫取模式下，官员薪俸（承租利润）与发包人利润处于零和博弈的困境之中，而承租人能否把蛋糕做大至少在激励上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它取决于承租人向下寻租时愿意延迟满足。但这与中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领主-君主之间的财产权利结构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封建领主具备一定（甚至很大）的私有权力，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有自主发债加杠杆的可能，而秦制的“封疆大吏”没有可供交易的领地。
3、因此，即使没有1840/1850的外生冲击，秦制官员作为垄断交易里的弱势方，其财务收入与税收的关系恐怕也不会保持稳定的正相关性。而另一方面，官员的支出责任尽管有时以“救民、养民”为由，仍只是皇权承租变现的经营性策略。比如，按《芜湖海关十年报告》里的记载，地方官员是不承担公共道路、桥梁的建设责任的，修路主要靠乡绅们捐输。
4、晚清官员私人财务普遍的危机和焦虑，可能也与康熙年间开始的“永不加赋”制度有关。这个好理解，既然正式的税收不可能更改，就只好通过创新和规避来实现，毕竟，“税”还是“费”并不真正重要，都是钱。这其中之精彩，《杜》书里多有表述，此不赘言。
5、聂辉华在《不完美世界的博弈》里讲过，清代江浙地区，举人做官赴任时通常因为多年读书的支出而一贫如洗，赴任时请客宴席、雇佣师爷、仆人、轿夫等各种费用无力筹集，因而需要通过师爷等中间人作保向当地的票号钱庄借高利贷赴任，作为这笔借款的风险管理办法，债权方会强制该“新来的”签下契约，委派一名账师（“荐仆”）给这位外放官员，以便实时跟踪汇报该官员执政期间的财政状况。聂教授认为，这种融资策略作为一种契约，虽然看起来很暗黑，但也在客观上对官员的施政行为构成了约束——如果他胡作非为丢官罢职，双方都将面临巨大的损失，而“新来的”最佳策略是通过合理的治理把税基做大来偿还债务。
6、晚清官员发明的各种财政支付性的“礼仪”是不是“礼仪大锅”传统的源头？这个我并没有证据，也没有看过相关的论述，仅仅是联想到欠发达地区彩礼重现象。当然，可能是想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