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生:我的父亲(人间大爱,泪目)

文摘   2024-08-11 00:02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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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文丨彭明生

父亲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人,形同沧海之一粟,在劳苦的一生中,他只能这么爱我和教我。在他心里,希望我能有出息,过得比他好就够了;对于家庭,能多一点家的感觉,不再那么孤苦伶仃就幸福了。



这篇文章我早就应该写的,可是踌躇再三总有点拿不起笔:一是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实在不是我这点拙劣的文字功夫可以表达其万一,因此父亲的音容笑貌虽常在我心中,却不知要怎样写才好;二是这样一位心地善良的父亲,一生这样地辛劳,这样地艰苦,倘不能真实地反映他的人格,我就会对不住父亲,是以不敢贸然动笔。后来我家庭屡遭变故,儿孙们的多难也接踵而至,心身交瘁,精力与记忆都有所不逮了,也是没有能动笔的原因。

现在我是七十有二的人,离见父亲的时日已迫在眉睫,每当想到父亲曾给予我那么多的关爱和教诲,如不能给父亲写点什么,他日进了坟墓,只怕也会遗憾的,所以不揣浅陋,勉强写下一些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算是对我的父亲的怀念吧。

父亲讳春庭,双峰县青树坪镇人,生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甲寅正月初一日,于一九七八年农历戊午岁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父亲四岁丧母,十二岁丧父,有兄弟四人,父亲第三,但家里穷顿,没有田地,只能各自谋生。因此父亲从十二岁开始,就独自捞鱼虾、拾狗粪到人家换点吃的,有一顿无一顿,形同乞丐一样;不过父亲说这还远不够,更多的时候是以吃树皮野菜为主,或去人家收割完的地里拾点稻穗麦穗和一些蔬菜根茎之类的东西充饥,所以常是好多天难得有一碗米饭吃。到二十岁左右,父亲被国民政府抓去湘黔边境修公路(320国道),因水土不服患疟疾遭遣返,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流浪到桃花坪(现隆回县县城桃洪镇),不料阴错阳差父亲的疟疾居然好了,于是就在那里打工度日。

一九五〇年,父亲在这个新建的县城第一小学谋了一个炊事员的工作,总算有了固定的职业,可是却极辛苦,在后来父亲的谈话中我得知:“炊事员”是对那些在机关厂矿给人烧火做饭菜的人的一种称谓,在世人眼里是没有本事、地位低贱的人,常被称为“烧火佬”或“伙夫”,父亲是在学校供职,虽以炊事为主,因为兼做杂事,全校又只有他一个非教职人员,老师们大多便称他为“校役”或“校仆”。

父亲的职责:每天除了给二十来个教师做三餐饭菜外,还需烧开水,打扫公共卫生,给老师收寄邮件,所以早晨五点不到,父亲就得起床,抹黑到很远的井里去挑水,然后就是生火、做饭、切菜……饭后便打扫卫生、送开水、上街采购油盐柴米……接着又是备办中饭,中饭之后又是晚餐。每天就这样一事接一事地轮番着做,无论寒暑,要到晚上九点或更迟一点,一天的事才算结束。

旁人都说父亲这样做,未免太辛苦了,父亲却回答说:“过去乞讨,现在有碗饭吃,就是福了,还怕累么?”这确是穷人的愿望,故父亲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就在这一年,我有一岁多的样子,母亲因同原来的夫家(我亲生父亲的家)闹矛盾,带着我从双峰县来到桃花坪,在父亲学校下面不远的刘家大院借住。这里有两家住户是两三年前带着妻小从双峰移来的,一王姓,一唐姓,因同乡情谊,对我们母子很是照顾,常介绍一些零工之类的活给母亲干,为了感恩,母亲还将我寄托于王姓名下做干儿子。

父亲同王姓家是双峰原籍的近邻,都是很熟的,星期天便常到王家来聊天--那时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和足够的食物给我吃,我很是营养不良了--见我们母子可怜,每次不是要买点米给母亲,就是给我买一点饼干之类的糖食,这在当时都是极难得的。

然而母亲带着我,实在维持不了生活的,因此没有东西可吃时,就背着我去沿街乞讨。但所得也极微薄,眼看我们的日子已很难过下去了,可是母亲又突然患了重病,卧在床上终日米水不沾,我在身旁又是那样啼饥号寒。母亲怕她从此不起,我也不能活了,便央求王家干爹抱我去送人,其时人们都自顾不暇,一直都没有人接收。

因为没有奶吃,又没有食物充饥,母亲说我那时饿得只剩一副骨头架了,连啼哭的力气都没有,不管能不能吃的东西,见了什么就往嘴里塞,母亲没有法,有时只好给我喂点水,有时向邻居乞一点淘米汤……

我们母子的情形,使得双峰老乡们都很同情,因为父亲没有成家,平时对我们也很不错,就极力劝说他收留我们母子。

父亲当时很为难,他虽然有固定的工作,但工薪却很少,每月扣完伙食费,所剩不过三二元钱,很难维持我们母子的生活,后来据父亲对我说:他本来是不愿接收我们的,因为怕负担不起,但看到我瘦骨嶙岣的偎在母亲怀中,眼睛幽幽地望着他,仿佛向他求助一样,使他想起小时候没有父母的日子,不忍心看到我这么小的生命被糟蹋,于是就接收了我们。

现在我常想,假若父亲当时不收留我们,我大概早已不在这人世了,这实在是我生命的又一次重生。

父亲同我母亲结婚后,大家在精神上都有了一定的宽慰,母亲的病不久就好了,并在街上一个大米加工坊找到一份零工,白天我就交由父亲照料。

我不是父亲亲生的,但关爱我却远胜过亲生父亲,而且他心目中,常因为有我而高兴。比如父亲带着我玩,有人问他:“你带儿子玩啦?”父亲总乐意地回答:“嗳,带儿子玩啦!”其实是父亲特意抽空来陪伴我的;如果有人不识趣,说我是父亲的养子,父亲会立刻不高兴,拉下脸来,再也不理说话的人。这都是长辈后来在闲聊中对我说的。

最多的时候,我是被带在父亲的身边。其时我虽有两岁了,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还不能怎么会走路,父亲工作忙腾不出手,只好让我在厨房的地上爬来爬去,有时弄得满脸锅墨,像黑猴似的,父亲很是痛心,在工作稍可允许的情形下,就拿一根长的布绳将我缚在他背上,照例干活;如果能有一丝间歇的空闲,父亲就将我从背上放下来,抱我坐在他双腿上,同我说话,逗我欢笑。有时我摸着父亲嘴上的胡茬,望着他的脸,两人相对着,他那亲切的笑容,那慈祥的眼光,我至今还能大概地记得--这应该是我幼年最难得的温暖。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我怎样的拂逆和不听话,父亲从不打骂我,一如既往地关爱着,仿佛培育刚出土的幼苗一样。后来听母亲说:因为我不是父亲亲生的,他怕待我不好,会给我带来心理创伤,故处处呵护着我。不过我觉得不全是母亲说的意思,主要是父亲大爱的胸怀,将我与他融成了一体,才有这样的骨肉情感。

我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在父亲身边读的,其时父亲已调到隆回一中当炊事员,工作虽然较有规律,比原来却要繁忙得多:照例要早起晚睡,一天之中,可谓毫无休息可言。然而尽管如此,父亲希望我能够良好成长的心愿,却愈发用心,也更多关照。

父亲对我特别忧虑的,主要的似乎有两件事:一是我从小受苦,身体一直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他怕我这样下去,承担不起人生的风雨,所以在生活上是无微不至的。那时父亲的工资每月才二十六元,除了正常的生活开支外,寄一点给回到双峰原籍种田的母亲(母亲因土改回到父亲原籍分田地),所剩便十分有限了,但父亲还是要抽出钱来给我做营养补充。

我记得每天早晨,父亲必定给我煮上一个鸡蛋,这在 现在自然不算一回事,可是那时是饭都吃不饱的,还能有这样的享受,实在是很奢侈的事了,除此之外,父亲还怕我吃的饭不够,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他下班得较早,总要带我到街上的馆子里去,下一碗粉面之类的东西给我吃,可他自己却从没有吃过。有时我过意不去,要父亲也吃一点,其实那时人人都是有食欲的,但父亲却亲切地说:“只要你好好读书,我就高兴了。吃吧,吃吧!”

这情景,我至今还记得。

二是父亲希望我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将来不要像他那样地累和苦,因为父亲没有读过书,而读了书的人地位大抵都高,也不怎么累和苦,所以他惟一的期盼,就是我能好好地读书。但我读书是很不用功的,不是上课不专心,就是经常不做作业,特别让父亲伤心的是,他有时打开我的作业本,里面总是“X”居多,成绩也是二分三分(那时是五分制)。

我常以为我这样不争气,父亲一定会大声呵责的,或者还会鞭笞我,然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只严肃地问我:“你将来愿意做个老师那样的人呢还是做个像父亲这样的炊事员呢?”其时我对苦和累还没有什么概念,但却知道老师比炊事员体面,于是便回答:“愿意做个老师那样的人。”父亲立刻温和了,抚着我的头说:“是呀,是呀!所以你要好好读书嘛!”

这都是父亲在辛酸苦辣中经历的肺腑之言,他想用这鲜明的对比,撬开我愚鲁的心扉,然而我却不知人生之鸿沟,居然与读书也有这么繁密的关系,就一直没有将父亲的话放到心上去,所以我后来境遇的悲惨,都是我对父亲的辜负造成的。孟子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我至今还遗憾着。

前面说过父亲的社会地位是很低贱的,可是却是一位有骨气和自尊的人。学校里的炊事员和勤杂工,不管有无妻小,因房子短缺,都只能住集体宿舍,这是父亲极不愿意的,于是便到学校边缘一间废弃不用而破败的矮房子中居住。这曾经是一座庵堂的杂物间,日久失修,将要倾圯了:墙壁裂开拇指大一条的缝,只有几个砖孔作为窗户;屋内黑洞洞的,白天都不能看清对方的脸面;房顶一下雨便漏水,又不通风,地面是泥泞的,就是干燥季节,也湿气逼人。

父亲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方居住,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怕人多了住在一起,难免不有猜忌,一旦谁丢了什物,总是疑那最穷的人,父亲不愿受人这样的议论;还有便是我在身边,人多了不利于我的学习,更为担心的是怕我不懂规矩,会引起同宿舍的人不高兴,所以这样单独住着,虽然房子难堪,至少有自己一块天地,不要忧虑动则获咎的风险。

其实父亲这种考虑是很对的,我记得就有这样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一日,父亲的一位同事向他告发,说我偷了他的钢笔,因为我到那宿舍里去过。父亲听了很生气,我放学刚回家就拉住我审问,那严厉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吓得我差点要哭了。

我流着眼泪告诉父亲:我是赶猫才到那房里去的,猫跑了我就出来了,根本没有看到什么钢笔。父亲当即搜了我的身和书包,对我的话还是半信半疑,一整天都不高兴,既不说话,也不理我,直到第二天,那失钢笔的人才告诉父亲,说钢笔找到了,是插在他自己里面的衣服上,却没有对我父亲说半个字的道歉。

晚上,父亲觉得错怪了我,心里很不好过,就亲切地拉我到身旁,搂着我说:“孩子,以后不要随便到别人的房间里去---我们是穷人,很容易被人当贼看的。”这时我才渐渐悟到,我们原来是很低等的人。

父亲常在这样的爱抚中教导我,因此也分外深刻地烙在我心里,在我后来的人生中,一直信守着这些原则,就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仍能保持既不受人“恩赐”,也不随意猎取,虽然我家无论何时都是这样地穷,但父亲的道德观却是我所钦佩的。

一九五八年开始,农村经济面临崩溃,母亲一个人在农村待不下去了,就从乡下迁来同我们一起生活,并很快在学校找到一份杂役的工作,虽然每月工资不过十一二元,但一家人能生活到一起,也是苦中有甜,这是我们极欣慰极幸福的。父亲不但精神焕发了许多,也有了家的温暖,对我的抚爱也就更专更深,常指着我对母亲说:“这小子顽劣,我真担心管不了他。现在好了,我们可以一起管他。”

担心管不好我,这确是父亲忧虑的,不过此时,他是充满着天伦之乐的情感,希望我们不要再有分离,是在高兴中说的。

谁知这样一点小小的幸福,对我们竟然又只是昙花一现。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产生了全民性的普遍饥荒,凡五八年来城镇的人员都得迁回农村原籍去,母亲也在遣返中。我是早于这期间来城镇的,按政策可以不被遣返,但校方领导说“子随母走”,所以不能留下。

家庭的分崩离析,出于政策的,父亲自然没有办法,然而不是政策之内的,却要强加上去,那情景,父亲几乎要气疯了。何况那时农村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城镇户口的口粮虽已压得很低,至少还在生命线上,比之农村的几乎是“无”要强多了。母亲的被遣返,父亲留不住,我有留下的理由,父亲不得不尽力争取,可是父亲一个底层庶民,道理虽然说得过去,却违不过长官意志,本来从不弯腰求人的,也到了要下跪的地步,但还是无济于事。

我记得这次对父亲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一下子头发白了许多,人也清瘦了,整天不说一句话,无数次奔波之后,几乎筋疲力尽了,便无奈地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生来就命苦。父亲帮不了你……”他说着,声音便哽咽了。

我望着父亲潮湿的眼睛,只知他是伤心的,却不知他话里的悲哀。父亲气愤之余,又对母亲说:“我同你们一起回去好了,要苦就一起苦!”

母亲也流泪了,劝父亲说:“我们回去都生死难卜,你留在这里至少还有一口饭吃,何必一家人都搭上呢?--如果我们能活下来,今后的日子也不能没有你啊!”

父亲考虑再三,终于留下来了。

打这以后,父亲一个人在他乡,再没有享受过家庭团聚的日子。母亲没来时,父亲至少有我在他身边,虽然我的顽劣常惹他生气,我的起居常要他操心,但他不寂寞、不孤单;母亲来了,日子过得并不好,却能互相安慰,彼此关怀,这是父亲所渴望的,因为苦中出身的人,追求的也只能是这些而已。

现在,不但这一点家庭温暖被剥夺了,而且已堕入到有家而无家的境况……父亲本来是十分坚强的,送我们上车离别那一刻,也脆弱了,他拉着我的手,仅说了一句:“回家你一定要听母亲的话啊……”后面的话父亲便说不出了。现在回想起来,根据那时农村饥荒的情景,这一别能否再有相逢的日子,父亲同母亲都没有把握,因此才格外地有这生离死别的伤感。

我们回家以后,父亲常惦记着我们的苦况,每月总要节省三五斤(市斤)粮票给我们,那已是很难了,因为他每月口粮也不过二十来斤,实在是勒紧腰带省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在那样的的岁月使我们母子尚能存活,却是生命攸关的事,所以我们每在危机关头,都有父亲的援手。

我们这次分离,父亲将所有的怨愤都集中到了学校的官方,于是他不但恨这所学校,恨这学校操人权柄的人,甚至恨所有的一切,便向县劳动当局请求调离工作,后经一位同情父亲的官员周全,就将他调往了县人民医院。

父亲调动工作,虽解了一时之恨,却进入到一个更累的环境:那时医院的职工食堂,仅两个炊事员,要承担七十来个医务人员和家属的饭菜,父亲仍然搞烹饪,从早到晚都忙碌不停,而且就餐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之类,比学生要难伺候得多,不是说菜单调了,就是说没有油荤,或者不是怨数量不足,就是怨口味不佳。其实那时油盐柴米都是定量供应的,市场物资也极缺乏,知识分子那种片面心理虽然可以理解,但无米之炊也是人人难为的,父亲不怕累,却怕闲言,所以他在新的单位,心情也是很压抑的。

父亲长期被烟熏火燎,受油盐酸辣等气体的侵袭,再加上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起早贪黑的工作时间,很早就患有多种疾病,如风湿、哮喘、肺气肿、心律衰竭……这虽然是底层劳动者惯有的情形,却很少有父亲如此之甚者,按人之常情,已到了非认真治疗不可了,但父亲一则工作忙碌抽不开身,二则不愿请假时见领导那不豫的脸色,因此常坚持着,即使万不得已,也只稍作医治,又照常工作。

那时父亲每年仅有十二天探亲假可以回家,我每次见到他:他身体 一年比一年衰老和羸弱,头发白了,眼睛凹陷下去,脸上颧骨突显着,因为气喘和咳嗽,常彻夜不眠,这是我同母亲很担心的。但父亲似乎并不以为然,气喘和咳嗽略微平缓,便笑着对我们说:“这是老毛病,死不了的--没啥,没啥。”父亲对自己,总是这样不介意。

一九七四年父亲六十岁退休了,由我顶替了他炊事员的职,他就回到了家乡同母亲一起生活。这对我来说,虽然干的仍是父亲那种起早贪黑的事,比当农民还是好许多,至少不要日晒雨淋,或灾患之忧,而且长此以往有一碗固定的饭吃,这是我至今都要感激父亲的。但我却失去了人子之责,不能在他身旁陪伴,以弥补我们父子长期分居的遗憾,也是我至今都很愧疚的。好在家里有母亲照顾,有他的故土乡情,这最末的一点家庭温暖,多少还是给予了父亲一点人生的安慰,所以他虽然已病魔缠身,精神却好多了。

然而父亲一生受生活的逼迫和精神的压抑,各种疾病更是乘虚而入,回家不到四个年头,因心肺病加重,不得不又回到原来工作的人民医院治疗,但已病入膏肓,几天就在病房中去世了。父亲弥留之际我在他身旁边,母亲搂着他的身子坐在病床上,流着眼泪。这是很自然的事,夫妻天各一方这么多年,本来希望老了能够多厮守一会,亦是情理中该有的,但现实总是这样残酷,这么快就要永别,不但母亲悲哀不舍,父亲当更为痛苦吧。

我望着父亲,他的眼睛也凝凝地定在我身上,像要对我说点什么的样子,可是他连蠕动嘴唇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急切地唤着“爸爸”,不知他听到没有,一会,便合上了双眼——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现在,父亲离开人世已四十多年了,我也年过古稀七十有二了,父亲慈祥的身影从未离开过我:一是常让我想起倘不是父亲的大爱,我同母亲在这人世不知将如何,实在不敢想象,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今天的日子还要更悲惨吧。二是父亲对我的教诲,虽然我只是幼年和童年阶段性地在他身旁呆过,其余每年难得有一面相见,那些话却至今还记得,他说:穷要有骨气,做人要有尊严,苦不要紧,只要心安就好。这些话在现在是没有什么用了,但父亲的人格,于此可以想见,并一直影响着我。

父亲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人,形同沧海之一粟,在劳苦的一生中,他只能这么爱我和教我。在他心里,希望我能有出息,过得比他好就够了;对于家庭,能多一点家的感觉,不再那么孤苦伶仃就幸福了。这都是人的起码需求,可是这一切,不是我的不争气,就是我们的拖累……父亲竟这样毫无希望地走了。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父亲对我则恩如泰山,然而生未带给他一丝安慰,死亦未曾给他什么光彩,这份愧疚,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所以在我西去之前,将以此文聊表一点我的心意——

父亲,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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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风
大处明世事,小处说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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