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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不止一次地说：“高水平的教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如果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了，把容易的东西讲难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现。”
华罗庚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全家住在昆明郊区一间牛棚之上的楼棚里。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降临人世。华罗庚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破屋子里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穷困中的华罗庚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个怪人叫沈有鼎，那个人好像有点神经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人的课都跑去听，拎着一个小皮箱，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有一次，闻一多上《诗经》的课，看到沈有鼎坐在第一排睡觉。闻一多说：“等一下，我们等沈先生醒了再讲课。”
沈有鼎人虽聪明，却不修边幅，上课独来独往。他终年身着一件布满污渍的长衫，且匆匆走路，常常自言自语。钱穆说“其为人极可鄙”。沈的另一怪癖就是“唯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唯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
费孝通说自己在联大任教时，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因此费孝通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是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费孝通的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联大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汪曾祺回忆自己大学经历时，自嘲地说，考入大学，成天“泡茶”（泡茶馆）。他经常逃课，有时，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树的树枝之上，对着明月吹笛，一度被视为联大学生中的另类。
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在西南联大时，游国恩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
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休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了三十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