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泥土or做天才?这才是鲁迅心目中的理想人生

教育   2024-09-25 11:50   北京  



今年的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43周年诞辰。


在鲁迅诞辰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重读《未有天才之前》这篇演讲,不禁让人深思其对青年与社会的深刻洞察与殷切期望。


近百年前,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讲台上,提出了一个具有超越性的观点:在呼唤天才之前,更应重视培养“培养天才的泥土”。


鲁迅强调,社会与民众才是孕育天才的摇篮。


这一观点,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鲁迅总是着眼于每一个普通人,“大家都可以做”;更重视作为社会、历史基础的民众的作用。


这是鲁迅心目中的理想人生:


“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赵延年《梦幻》 1982 木刻连环画


总是着眼于每一个普通人的鲁迅

文 | 钱理群

——《未有天才之前》导读


鲁迅于近一百年前的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演讲里,提出了他对青年的期待: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这颇有些出人意外:北师大附中这类学校本来就是培养未来的“天才”(精英)的,而且年轻人总是心怀雄心大志,“不想当将军的绝不是好兵”嘛。


但鲁迅也自有理由:


一、“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


二、“(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这是能够显示鲁迅的历史观、人才观的:他总是着眼于每一个普通人,“大家都可以做”;更重视作为社会、历史基础的民众的作用。


这是鲁迅心目中的理想人生:


“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更重要的是鲁迅由此提出的“泥土精神”。其大概有三个要点。


其一,“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


“做土”首先应该要做纳新脱旧的现代人,要“扩大”自己的“精神”,有大胸怀,大视野;同时又“不怕做小事业”。


我把它概括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们常常走两个极端,不是高谈阔论不屑做具体事,就是陷入忙忙碌碌的日常事务失去了大目标。鲁迅正是要求理想和实干的结合,把高远的精神追求落实在一件件的具体事情上


鲁迅说,“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他自己就是“数十年来,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早已成了习惯,不觉得什么了”(《书信·致欧阳山、草明》)。


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书影


其二,要“认真做事”。


这是鲁迅一再说到的他最痛心和忧虑的事。“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在鲁迅这里,能否认真做事,关系着整个民族精神,如果不能,将导致民族危机,万万不可小觑。


其三,执着现在。


这又是鲁迅的两大忧虑:


中国人 “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四》)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前者放弃“现在”,后者回避现实“社会问题”。


鲁迅一眼看穿:所谓“怀念‘过去’”、“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六》)


不谈社会问题,则是为了安全,形势所逼,也暴露了自身的怯懦。


但鲁迅仍要大声疾呼: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杂感》)


不管“现在”多么令人不满,现实环境如何恶劣,都绝不逃避,绝不顺从,一定要“执着现在”,直面现实,从改变现在、改造现实做起。这或许是“泥土精神”更为深层的含义。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未有天才之前

文 | 鲁迅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


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


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1800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


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


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赵延年《梦幻》 1982 木刻连环画


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一月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阐述“整理国故”的主张。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这一主张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


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白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


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鲁迅先生(左一)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摄于1936年)

(王琼/FOTOE 供图)


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


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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