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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第二届（2024）国际城市规划比较论坛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此次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城市规划》编委会、南京大学主办，《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承办。论坛以“规划转型：危机与新范式”为主题，邀请专家学者就发展背景重大变化下的规划核心和转型及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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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时45分，时长一天、内容丰富的论坛拉开序幕。上午的致辞和主旨报告由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际城市规划》编委王红扬老师主持。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云松教授，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崔功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国际城市规划》主编王凯分别致辞。
陈云松引用习总书记所言，“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强调了规划在推动我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期待通过此次论坛为规划科学的发展出谋划策，探索满足新时代需求的新路径。崔功豪先生指出，规划引领发展，规划带来希望，规划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工具，没有规划，社会不能发展，没有规划，人居环境就不能创造。他特别强调，今天的会议就是坚定城市规划是永恒的，展示城市规划的美好未来，为规划的发展树立信心。在新的阶段，他勉励大家要沉下心来，认真总结，加强学习，迎接美好未来。王凯院长表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5年的快速发展，在气候变化、经济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明显的背景下，以增长为导向的范式面临挑战，目前正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时机，论坛的举办意义重大。
致辞环节后，上午场次的四位重量级主旨报告嘉宾先后登场，为大家带来了学术盛宴。
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吴志强院士的报告“全球城市的多维比较”分享了他在城市规划领域的丰富经验与见解。他首先表达了因疫情影响导致中外交流困难的遗憾，并通过讲述自己在海外学习和回国任教后在城市规划教育与实践的国际合作工作中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强调了个人表达、个人交往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与友谊，才是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核心。从微观到宏观，从柏林、巴黎、汉堡到上海、纽约，从大都市到小村镇，吴院士以多个国际国内案例，探讨了城市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人口变化等挑战中的重要作用。规划可以影响社会结构和居民生活，利用新技术创造更好的环境和生活，在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中更好地配置资源和要素，等等。他以德国农村现代化的例子说明了城乡要素对等流动的重要性，并提出中国乡村振兴需要新的思想、资金、产业和生活方式。通过比较全球城市案例，可以看出城市规划在促进城市安全、合作、数字治理、生态低碳技术和创新战略中的关键影响。同时，吴院士也强调了在城市规划中保持创新和活力的重要性。在报告的最后，吴院士指出城市规划的核心是抓住问题的本质，按照规律来办事。城市规划真正的主题是创造更美好的人居环境。他呼吁城市规划者回归本源，为所有居民平等地创造美好的公共空间和生活。
黄卫院士在报告中回顾了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他提到，江苏省的规划与国家城镇化政策相契合，注重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设，同时积极引导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形成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黄院士强调了城市化的重要性，认为城市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江苏特点的发展战略。江苏省在规划中注重紧凑城市和开放型区域的发展理念，通过优化城镇体系结构，推动了城市间的协调发展；“三圈五轴”的城镇体系结构有效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江苏省在区域供水、交通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所做的专项规划对全省城镇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江苏省的城镇规划实现了城乡空间的全面覆盖，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全覆盖，以及重点专项规划的实施；也推动了行政区划的调整，解决了市县同城问题，有计划地建设了中心镇，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等。最后，黄院士提出了江苏省高质量发展对城市发展的要求，包括实现绿色建设、继续推动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园区发展。他总结说，按照基本规律和常识进行规划是避免危机的关键，而江苏省的规划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黄院士的报告展示了江苏省在城镇体系规划方面的创新和成效，为其他地区的城市规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规划作为当下挑战的答案——对英国规划改革议程的思考》
南京大学教授、Town Planning Review 原主编大卫·肖（David Shaw）教授在演讲中深入剖析了规划作为解决当代挑战的重要性。他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灾难等严峻挑战，规划必须成为核心解决方案。他强调，规划不仅是空间使用的决策过程，更是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艺术。他详细回顾了英国规划系统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尽管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但住房危机、资源匮乏等问题依然存在。他特别指出，规划服务资源的减少和系统中人员技能的不足，是制约规划效能的关键因素。他批评了将规划视为问题根源的观点，主张规划应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展望未来，大卫·肖教授呼吁规划者应积极展示规划的价值，加强与政治决策者的沟通，推动规划系统的持续改进。他强调，在创建韧性、包容性城市的过程中，规划应发挥核心作用，引领社会走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吸收、消化、创造——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王凯院长的学术报告回顾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他结合《国际城市规划》杂志45年的发展，分享了自己42年的学习与工作经验。王院长提到，中国城市规划在初期主要学习西方理论，尤其是苏联模式，但近年来中国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指出，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950年代主要学习苏联的规划体系；改革开放后开始吸收不同特色的国际规划理论，并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规划界开始关注全球化、城市群、都市圈等概念，并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规划方法。王院长强调，中国城市规划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规划界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汲取全世界的先进知识和方法。同时，中国规划界也在探索和创造自己的规划体系，如国土空间规划，并在城市更新、生态安全、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还提到，中国规划界开始重视文化自信，强调城市规划应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例如雄安新区的规划就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理念和生态理念。最后，王院长呼吁中国规划界应继续开放交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同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和实践。
接下来的“圆桌讨论”环节，崔功豪先生与6位主旨报告人围绕“危机与新范式”的话题进行了补充与讨论。崔功豪先生首先表示：大家要认识到，当前我们行业所面临的危机主要不是规划本身造成的，而是存在许多客观原因，以及由于各方对规划作用的认识不足所导致的。回顾历史，从1960年“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到恢复规划建设，可以看出这与国家的整体发展形势有关。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规划行业自身的一些问题，规划水平、思想认识等能否契合时代的需求，引领时代的发展？最后，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只是事物发展必经的低潮，而规划是永恒的，是引领社会健康发展、构建美好人居家园的必要手段，不可或缺。对于规划人员来讲，此时更要沉下心来总结过去、积累经验，加强学习、展望未来，提升自身的方法和视野，为创建现代化中国的城市规划共同努力。大卫·肖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工程学院王才强教授分别结合英国和新加坡的规划历程给出了一些建议。大卫·肖教授讲到：无论“规划”如何命名，都要采取某种形式的策略或者一定的组织形式，为人们创造一个想要在其中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这个初衷是不变的。英国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规划危机，建设随即停止，但当经济复苏重新开始建设时又突然发现规划人才短缺、规划过程缓慢，以致规划方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落实。面对危机，我们更应该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告诉他们规划的价值所在。王才强教授指出：新加坡非常重视长远规划，政府强势且稳定，所以很幸运可以在政府部门的统筹和协调下持续地将规划落地实施，而国土小也是便于实施规划的一个因素。面临近些年科技创新和高速发展，新加坡更加注重寻求规划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并与高校合作进行规划的深入研究，以科学决策应对挑战。其他几位教授相继发言，鼓舞人心又发人深省。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建筑工程学院区域与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沈国强教授结合在国内外教学工作的经历和对城市规划的理解，强调了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和永恒性，他指出城市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城市化发展从未停止，规划又是人的天性，因此，只要城市和人的天性存在，城市规划会永远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裕民教授说，当前规划院业务、规划师工作机会和教育招生面临一些挑战，她特别提倡规划界、学界直面问题、少些抱怨，进行深入讨论和对话，同时推动规划成为通识教育，反思规划方式，以应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王凯院长认为，规划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预判，只要城市化进程在继续，规划工作就始终有其价值，但同时，规划师应该反思和学习新技能，以适应新的挑战和需求。此外，他强调规划行业不是赚大钱的行业，而是服务社会的职业，规划师所获得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其实是社会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补偿，大家要以兴趣为导向，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王红扬教授则指出，规划是人类能动的第一件事，所有部门都要做规划，所有人都应该学，因此仍有很多市场可以去开拓。但是，规划之“难”在于它解决的问题一直在变，因此是一种方法论科学，而不是具体的技术，我们不仅要关注细节，更要有战略性，抓住“有限”和“确定性”，以应对快速变化、无穷因素和多方冲突。最后王老师还建议大家研究理论与哲学，理解最基本的道理，能够从具体问题到“术”再到“道”。最后，圆桌讨论在崔先生提出的问题“大家做的规划，能解决问题吗？”中落幕，余音绕梁，发人深省。
叶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共同支撑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规划方式迫切需要转型，以应对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需求，特别是解决住房和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当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面临住房贫困和教育困境，严重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稳定。叶教授强调，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市民化的过程，而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应通过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市民化进程。然而，规划实践中的城中村改造往往具有排斥性，未能有效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叶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指出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增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规划应从服务于经济增长转向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公正的规划制度。最后，叶教授提出规划方式转型的深层原因，包括部门化管理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局限；指明应促进规划科学革命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即促进规划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融合建构规划新范式，并以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为起点促进规划范式转型。
《社区重塑与规划革新——应对挑战的亚洲城市规划新范式探索》
王教授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亚洲城市面临的挑战，包括高密度及其带来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不宜人的城市尺度与空间，以及空间规划管控不足等，提出未来城市与社区规划的新范式，介绍了新加坡城市发展的背景与规划演进，特别是其独特的社区规划模式，如HDB新城镇规划模式的演变。之后，王教授通过两个案例——1分钟的街道型社区Dover和5分钟交织城镇PLAB——深入探讨了新的社区规划理念，展示了新加坡应对老龄化、共享经济、气候变化等新时代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并提出了通过多功能建筑、灵活空间设计、绿色交通系统等方式提升城市宜居性的策略。王才强教授强调，规划过程中的多方协调与细致评估，以及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规划效果非常重要。
《诺奖 – 大师 – 科技创新视角下城市规划的机遇》
沈老师基于他多年在中美两国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围绕规划研究、规划教育和规划实践中的问题，对规划转型和新范式这一话题展开探讨。沈教授认为，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且城市规划界提出/发明了多种多样的城市规划设计概念/工具，但是当前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规划界过于注重实际效用而忽视了对城市本质的思考和认识，没有科学发现；二是规划研究大量借用甚至盲目借用其他学科的模型和工具，缺乏规划学科本身工具和理论的创新。他结合国际规划界极具影响力的8本书籍和4位大师，以及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提出的与城市规划有密切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发现予以说明。沈教授认为城市规划研究应从现象出发，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到机制，并建立属于自己的概念和模型。对于规划研究与规划实践的关系，沈教授强调，城市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在城市规划领域是实践引导理论，因此他认为规划师应具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规划面向未来的引领作用，而不仅是总结过去。在教育方面，沈教授提出了对城市规划教育的反思，提到了国内外在城市规划教育方面的差异，并强调了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独特性和优势，希望高校致力于培养“既会说，又会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划实践者和研究者。
王红扬教授作为本届论坛的合作承办方代表和主题提出者之一，向大家阐释了“规划转型：危机与新范式”这一主题的由来。他指出，当前的危机是某种深层逻辑和结构的危机，也反映在规划以及人们的一般思维范式中，进而既导致规划思维本身出现危机，也导致规划无法有效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并最终带来社会发展的普遍危机。要解决危机，必须深入理解这种深层逻辑和结构。王教授以“文明的极限、熵增定律与中国式现代化规划创新”为题，基于对文明史和规划史的观察，提出“文明的极限”和“规划的全球危机”两个命题，指出某种普遍的“发展的极限”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中，这才是当前发展和规划面临的真正危机。他进而引入了熵增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广为接受的熵增定律（对应为熵减法则），实质上合法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发展模式——一切服务于竞争和占有更多“能量”，一旦不再有“能量”输入，发展就到了极限，直至开始恶性“内卷”。王教授基于熵理论演进中隐含的线索，提出熵增定律的正确内涵应是：局部行为的局部性，导致整体熵增（即，整体上相互抵销、耗散的能量持续增加）。结合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第二定律的准确含义应是：能量守恒，能量结构的优化（保持并不断优化整体协同）即熵减，能量结构的劣化（整体趋向耗散）即熵增。生命基于思维，有能力认知进而保持和优化整体协同，这是生命得以实现熵减的本质。而现实的发展，则需要从简单地追求某些局部及其增长，转向意识到结构性发展、全面发展，以及归根到底，真正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的重要性。
本届论坛采用8个主旨报告+7位青年学者快闪并穿插圆桌讨论和嘉宾点评的特别形式，给予青年学者展示近期研究成果的机会。7分钟时间里，他们从多个维度表达了关于城乡发展的独特洞见。《TOD在新技术环境下的研究展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曹哲静助理教授的报告首先介绍了TOD理论的发展，包括TOD概念起源、实践探索、应用研究。其次讨论了新技术环境对TOD研究的拓展：一是大数据可以促进TOD理论的实践与应用，例如提升TOD形态的精细化评估和增强对TOD负面效应的预测感知；二是共享定制出行、无人驾驶等新型出行服务可以促进TOD理论的扩展，如对公交网络、TOD形态模式、站域功能的扩展。最后她分享了在新技术环境下做的若干TOD研究探索，针对东京、新加坡、布里斯班、上海等城市，一方面利用多源数据更加精细化刻画TOD站点的交通和土地利用属性，另一方面探索了新型出行服务与轨道交通网络融合的规划策略。
《城市更新时代的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基于神经科学的方法》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冯建喜副教授针对当前健康城市研究的不足，基于脑电、皮电、血氧等神经科学实验的方法，揭示了环境作用于个体的因果“黑箱”。通过多组对照实验，发现城市空间对个体情绪的影响有阈值效应、组合效应、设计效应和虚拟效应，探索空间作用于健康的“剂量效应”，可为精准的环境干预提供支撑。冯老师尝试探索健康城市研究的新范式，有助于实现规划学科从观察（经验）研究走向实验研究，推动空间干预决策由依靠主观个体经验向客观证据转变，由统计学路径到实验路径转变。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子明副研究员认为，“城市烟火气”的研究对象不能简单等同于“地摊经济”、老旧街道再开发与城市更新，或是与假日经济相关的配套服务和设施的规划，而应从经济制度和情感维度加强对其人文性和非正规性的发掘，从其原真性出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并在全球视野下理解城市烟火气的角色。子明老师在武汉具有代表性的街道和集市调研中发现了不同利益主体对烟火气的认知差距，基于此，她在此次报告中一一回答了为什么城市需要烟火气，如何营造烟火气。之后，她从财税关系调整、经济政策与治理模式转型、社区发展需要等多元角度展示了城市理论研究的前景，政策实践的挑战与城市规划的新机遇。
《高校城市韧性教育项目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邵亦文分析了国际多所高校开设的城市韧性相关教育项目的特征，并针对我国高校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建议。邵老师认为，高校系统化的城市韧性教育对于培养实践人才，推动相关研究和提升韧性话题社会关注度至关重要，也是对本次论坛城市危机与规划转型讨论的回应。根据邵老师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常见的教育形式包括课程、证书项目、培养方向和学位项目等类型，呈现出完善的课程组织体系、跨学科培养模式和地方嵌入性等显著特点。他建议我国高校在开设此类教育时，以城市发展范式扩展对城市韧性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因地制宜地调整现有规划类培养体系，开设多样化的城市韧性教育方案；以院际校际合作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并加强实践教学，探索韧性全球本土化应用的可能性。
安徽建筑大学夏永久教授结合自己在美国访学和在安徽省黄山市基层挂职锻炼的经历，作了题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价值的再认识”的学术报告。夏教授从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呈现的问题以及国内外应对措施比较出发，结合黄山市三个成功的乡建案例，从情感、生态、文化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所在。他认为，作为农耕文明国家，乡村承载了国人的乡土情结，一段儿时的记忆。此外，乡村还为人类提供了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转化功能，更是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内涵的重要载体。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衔春研究员探讨了区域治理框架下土地发展权的空间重构问题。他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分析了区域治理如何丰富土地发展权的内涵及流动机制。研究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经历了土地发展权从汕尾垄断到深汕共享，再到深圳垄断的空间重构过程。合理核算土地出让金收益与招商引资政绩，是实现区域治理结构的基础。区域治理框架有助于落后城市寻找合作伙伴，获取发展资金，提升招商引资能力，从而实现土地发展权的跨界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式Ordinary City——县里头普通人的家常事儿》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申明锐副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进入退潮期的当下，Ordinary City理论为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城市分类的观点，即强调全球城市、中心城市以外的众多平常城市也应当被看到并相互学习。这对中国语境下提出普通城市概念、重视中小城市和县域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式Ordinary City指向面广量大的县域，包含以人为本、韧性包容的“人民城市”的内涵，在地方经济、城乡融合和满足多元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光鲜瞩目的大城市不同，县域折射出政府、市场及社会体系互动的常态，其存在和发展是为了服务于人民的需求，而非盲目追求所谓的全球竞争力或高调的发展项目。这意味着，理解县域的动态、研究普通城市，对于全面把握中国的城镇化的进程至关重要。7个鲜活精彩的“快闪”报告后，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首席规划总监、江苏省设计大师袁锦富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王兴平教授对青年学者的快闪报告进行了点评。
袁锦富老师结合论坛的主题“危机”展开了深入探讨。袁老师强调，规划之所以“无用”，是因为不适应，传统的增量型和扩张性规划已经不适应当今以存量为主的城市发展需求，导致规划在实际应用中显得无效和不合理。他认为，规划应被视为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的相对最优选择，而非绝对真理。应该重新审视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实施导向的方法，许多规划方案未能真正解决城市的迫切需求，这反映出规划在适应性上的不足。接下来，袁老师对7位学者的报告进行了一一点评，对青年学者们研究的新话题、新方法表示赞赏，并且针对每一个研究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最后袁老师对规划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希望。他强调，规划到底有没有用，还在于我们每个从事专业工作的同志，认清形势，看清方向，基于热爱不断积累和总结学习，规划就有未来。王兴平教授首先赞赏了7位学者的科研态度和细致工作，认为他们代表了规划学科的希望。他提到，7位学者、7个话题均充分展示了城市规划这个学科既让人感到困惑、又充满希望的“多元化”特征，城市的学科边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拓展，同时也需要新的规划、新的方法去解决。尽管学科内容广泛，但都紧密关联城市发展，7位学者带来的新方法和扎实的科研作风让自己深受启发。紧接着王教授指出，当前规划学科正在面临转型和一系列的困境，青年学者应承担起探索新路的责任，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变化。他特别讲述了自己和同代人的经历，表达了对规划行业未来发展的期待，鼓励青年学者成为行业的开路者，为规划学科的再次辉煌贡献力量。![]()
来源：国际城市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