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城市代表着我们与自然的分离，代表着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在人类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然作为对立面站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却又不断以顽强和不明显的方式渗入城市之中。在气候危机的当今时代，城市与自然又将如何相处？显然，城市既是问题，也是解决方案。
《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
[英]本·威尔逊 著，朱沅沅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8月版。
粗壮的树根缠绕着砖石，长成一团令人着迷的缠结体，看起来既美丽又可怕。这些强有力的榕树毁坏公路，撕裂混凝土，简直就是城市屠夫。它的种子由风和鸟带到人类建筑狭小的裂隙中。它的根奋力向外、向下生长，把砖石团团包裹起来，以便在混凝土和沥青的缝隙里汲取养分。榕树极其适应在人类创造的干燥又坚硬的城市环境中生存，这里没有它无法跨越的障碍。墙壁和建筑任由它的根一圈一圈地紧紧盘住，就像神话中的猎物被海怪的触须缠住，最终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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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城市树木。香港佐治五世纪念公园东南门入口疯长的榕树，摄于 2019 年。《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插图。
一座城市怎么可能对抗这样的力量呢？柬埔寨著名的吴哥窟遗址就被无助地压在榕树的魔爪下，显示着当它们肆意生长时会发生什么。然而，尽管榕树有破坏城市的潜力，它却是东南亚城市的典型树木。广州就有276200棵榕树，数量惊人。走在香港的科士街，你可以看到榕树磅礴的力量，22棵榕树牢牢地贴在一段墙壁上生长，树冠遮蔽了下面的街道。没有人种植这些树，然而它们依然在令人生畏的钢筋混凝土丛林中繁茂生长。像任何真正的城市人一样，它们能适应恶劣的环境。据香港“树木教授”詹志勇统计，在香港505座人造建筑上，有1275种附生植物，它们都是热带树木，可以克服重重困难在几乎任何表面生长。最常见的是中国榕树，有的高达20米。“它们占不了多少地面空间，”他解释道，“几乎不需要人为干预或照料就能自然生长。……它们呈现了一个特殊的栖息地，那里有丰富的植物群，对原本没有树木的街景来说是显著的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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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野性都市》（2018）剧照
香港以其摩天大楼和人口密集著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也是一座榕树之城，这些树木违抗地心引力，长成自然界的摩天大楼，组成悬空森林，使人类文化与自然相融合。科士街的榕树使人想起一种古老的亚洲城市化形式。像榕树这样的树木，尽管它们体型庞大且具破坏力，但因为它们是神圣的，所以在城市景观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也提供生态服务，给人们带来荫凉。15世纪末，葡萄牙进行殖民扩张，当欧洲人到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南海时，遇到的城市不同于欧洲那些紧凑、缺少树木的大城市。一位法国耶稣会士描述了17世纪苏门答腊的港口城市亚齐：“想象一下，一片由椰子树、竹子、菠萝树、香蕉树组成的森林……建于其中的房屋多得不可思议……草地和树林把不同的区域分隔开，居民散住在整个森林里，数量多得足有一个镇住满人时那么多，你会对亚齐有一个相当准确的印象。……一切都疏于照管而又自然、质朴，甚至有些荒蛮。当船停泊时，你看不到一点儿城市的痕迹和样貌，沿着海岸的大树隐匿了所有房子。”“疏于照管而又自然、质朴，甚至有些荒蛮”：在这里，城市和自然以种种方式相互交织，而我们已经被训练得去忽视或轻视这些交织方式。这种乡村城市可能是热带地区和中美洲的特征，但在几乎所有纬度的城市中，文明的虚饰都薄如纸片。揭开任何一座城市的外壳，你都会发现一个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世界。在写这本书时，我给自己定下了探索城市野生地带的任务，即城市生活中那些早已不在历史学家研究范围内的场所：垃圾堆、垃圾场、废弃工地、空屋顶，铁丝网围栏后和沿铁路线的狭长地带。这些地方往往在传统城市史的记载中被忽略或轻视。在历史上，城市中的野生地带有多样的动植物群，它们为花盆提供养料，为炉火提供燃料，有仍待开发利用的药用成分，也是玩耍和娱乐的去处。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曾经是模糊的，只在相对晚近一些的时期我们才打破了这些传统。城市中凌乱的地方，比如路面的缝隙、建筑工地、被遗忘的沼泽和破破烂烂的荒地，是大自然能自由支配、肆意生长的地方。为写这本书而做研究时，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与其说是城市中异常繁茂的自然形态（尽管这无疑是非凡的），不如说是活力十足的城市生态系统。城市中的自然就如同其中的居民一样，具有毫不停歇、快节奏、四海为家的特点。不可思议的事在城市发生，这我们都知道。但它往往就发生在混凝土缝隙或不起眼的郊区后花园。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角度展开写作：只有深入地回望过去、审视当下，并着眼于未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极富魅力的生态系统和它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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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野性都市》（2018）剧照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遭遇了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崩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城市中的自然非常感兴趣。这本书不仅是要唤醒读者认识城市中绿色植被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城市居民和环境之间长期而复杂的关系，这一关系既包括大城市内部，也包括紧邻大城市的周围区域。城市化与自然之间存在深入且固有的联系，城市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只有去发现或再发现这种联系。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讲述了一些人的故事，他们渴望在钢筋混凝土的灰色世界中拥有绿色植被，为此他们与开发商、城市规划师和投资者抗争。总而言之，我想告诫读者，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会产生什么后果。
纽约市拥有比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更多的物种。英国的埃塞克斯郡坎维岛有一座废弃的炼油厂，因其丰富的稀有植物和昆虫而被称为“英格兰雨林”。澳大利亚的城市在每平方千米中庇护的濒危物种多于非城市地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并不是贫瘠或沉闷的，它的生物多样性令人吃惊，通常比附近的乡村还要丰富，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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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的绿色防线。在皇后区的猎人角南湿地，新兴的沼泽地取代了混凝土防线。《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插图。
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在大城市特有的生活条件下，人类与大自然的距离再远不过。”如今我们可能或正开始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沃思触及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城市和乡村曾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区域。如果你渴望田园和野生景象，就得离开城市。在《小杜丽》（1857）中，查尔斯·狄更斯就想象出一座19世纪城市，并描绘了它死气沉沉的样子：“忧郁的街道披着煤灰的忏悔外衣，把那些被发落到这里开窗凝视这外衣的人的灵魂，浸入了极度的沮丧之中。……没有图画，没有珍稀动物，没有奇花异草，没有天然的或人造的古代世界的奇观。……什么也看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什么也呼吸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什么也找不到，去改变那沉重的心，去振奋那沉重的心。……一座紧挨着一座的房屋，绵延数英里，东南西北，朝远处伸展，在这仿佛深井、深坑的房屋里，居民们挤得透不过气来。流过城中心的是一条污秽的下水道，而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在我看来，最后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为什么人们会对城市中的自然持悲观态度。在工业化的19世纪，工业废水与腐败的动物内脏以及未经处理的污水使曾经孕育生命的河流、小溪和池塘充满了死亡气息和恶臭。同样，城市中的动物——成千上万服务于城市交通的马匹，每天被屠宰的成群的牛、羊、家禽和猪，大量在垃圾堆中觅食的狗，传播了致命的人畜共患疾病。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城市传说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关于生活在下水道的短吻鳄。城市里的野生动植物已经变成一种潜在威胁，是一种变异的、反常的、不自然的危险存在，依赖人类排放的污水生存。因此，城市生态系统被认为受了污染且对人类健康有害。生物学家也附和着：真正的自然存在于别处，远离烟雾弥漫的、有毒的大城市，远离患病的动物、肮脏的老鼠和有害的外来植物。甚至到了20世纪，城市仍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植物学家合适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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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野性都市》（2018）剧照
城市的混乱已成了致命问题。那些清理城市使它清洁卫生的举措导致对自然过程的破坏。河流和小溪被掩埋，并入下水道系统。沼泽和湿地被填实，铺平。在《小杜丽》中，读者看到狄更斯笔下现代城市中自然衰亡的凄凉描写后，没几页，就会遇到一幢老屋，关于它那“杂乱无章的屋顶”和“荒芜滋蔓”的院子。啊哈，终于在单调的城市里有了绿色植物。但，可叹的是，这并非自然应有的样子。工业城市曾由植物装点，大部分的自发生长植物曾是食物来源，但到了19世纪，人们已无法容忍它们。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城市中的大面积野草，尽管那里的人们曾经任其生长，但后来它们却引发了社会焦虑。究其原因，乔治·R.斯图尔特（George R.Stewart）创作的《地球忍受》（Earth Abides，1949）提供了一个线索。这部后启示录经典小说描述道：瘟疫刚夺走大部分人口的生命，之后不久，“青草和杂草在混凝土的每个小裂缝里露出绿色”。大自然重新改造人类环境的种种迹象已成为社会崩溃和荒废的证据。珀西·比希·雪莱将19世纪初的罗马圆形大剧场描写成无异于多岩石的地中海山丘，那里长满了野橄榄、桃金娘和无花果树：“当你漫步在灌木丛的迷宫中，它遮蔽着你，在这百花齐放的季节里，野草在你的脚下盛开。”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圆形大剧场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那里有420种植物，其中许多是外来的。但它们很快就被拔除净尽，因为罗马的古建筑要被修复成纪念碑和旅游景点。自然在城市环境中取得的胜利在罗马最为明显，这被视为自然挫败文明的证据，既生动又可怕。19世纪后期，失落的玛雅城市蒂卡尔和柬埔寨寺庙吴哥窟的遗迹都被热带雨林吞噬，这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是所有城市最终命运的生动展现。失落的丛林之城，像罗马圆形大剧场一样日渐衰败的古迹，都有力地警告人们任由自然野蛮生长的危险。不被监管的植被、缠结在一起的建筑和自然，代表着疏忽，并最终象征着文明的衰败。雪莱把未来的伦敦想象成“无人居住的沼泽中那无形又无名的废墟”，只有“芦苇丛和柳树小岛”上的麻鸭发出低沉响亮的叫声，打破了寂静。雪莱笔下描绘的未来伦敦湿漉漉的景象也是它曾经的样子：沼泽在人类来到这里之前就有，后来被排干了。它可能发生在柏林或拉各斯，纽约或上海，巴黎或曼谷。实际上，成百上千的城市都建于湿地上。终于有一天，软泥会重申它的地位，将一切吞噬。这种比喻常见于小说和电影中：一旦灾难来临，城市逐渐回到自然状态，到处长满树木和野草，破坏砖石建筑和钢结构的摩天大楼，到处都有野生动物。这一景象提醒我们自身并不安全，以及大自然有可怕而势不可挡的力量。城市的植物群遭到严厉除草法令的损害，后来，大量化学除草剂和大批手持除草机的工人也参与了除草行动。城市植被与污染并列成为社会焦虑的根源，这将在第3章进行详细介绍。因为它们（像许多城市居民一样）难以控制、毫无约束，而且适应性很强，就像坚韧的野草一样遭人厌恶。当这些植物失去食用和药用价值时，就变得无人喜爱、不受欢迎，也因此显得不堪入目。当水从其他地方被输送到城市，其中的河流也会遭到和植物同样的命运。然后，当煤和天然气替代树木成为主要燃料，城市的森林也会如此。城市农田曾经在城市中非常多产又引人注目，而一旦食物从遥远的土地上被低价空运过来，农田也会遭此厄运。难怪想象中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当城市不再依赖其直接腹地的生态系统，环境与城市健康之间的联系就更难辨识了。硬工程和技术取代了自然过程。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我们现在只是在努力接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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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野性都市》（2018）剧照
这并不是说自然在城市中不存在。相反，工业化时代标志着现代城市公园的诞生。但这种公园与一种新的自然观密切相关，我称之为“城市化的自然”（urbane nature），而不是“城市中的自然”（urban nature）。城市公园是那些自然被清理干净并简化的地方。在那里，野生动植物的自发性和混乱性被制止，人类对统治的渴望最为明显。如果自然要在大城市中生存，它得严格遵守人类的条件。草坪可以代表这一过程——那些修剪整齐、施过化肥又浸着农药而往往毫无生气的草地。我们对美的标准和接受，或至少是那些城市掌权者对美的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社区中较贫穷的公民和被殖民者。杂草和自然生长的植被，难闻的农场和蓬乱的草地，野生动物和原生态的河流，所有这些在城市范围内出现时，就预示着废弃。如果没有耗费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美化城市，那些不受欢迎的和被鄙视的自然形态将依然存在。它们的后代存留下来，好像隐匿的逃亡者，在那些被我们隔开和忽略的地方找到了栖息地。野生动物悄悄潜入城市，大量繁殖，并适应了与人类共存。在没有太多关注的情况下，城市生态系统持续以惊人的方式演变。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生态系统和荒野的凌乱之美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面对气候危机，城市的处境岌岌可危。尽管人们在工程上创造了奇迹，但对城市的设计根本无法应对更高的气温、不可预测的风暴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工程技术不足以拯救城市居民；相反，焦点已经转移到所谓“绿色基础设施”上。城市迫切需要重新自然化的河流、修复的湿地、恢复的潮汐湿地，以及城市森林的阴凉树冠，来抵御气候危机。如果你想象未来的城市，不要太在意智能技术、飞行汽车和摩天大楼，而要多想想层层叠叠的叶饰、平屋顶上的农场、粗糙的城市草地，以及茂密的森林。城市正在迅速变化，它们历来如此。21世纪的趋势是它们要变得更加环保，这是一种自我防卫形式，而非别的。城市和荒野间的界线将变得更加模糊。
城市有许多绿地，但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有更多机会把绿化引入每个角落和缝隙。城市地区有大量未使用和未充分利用的空间。想想那些光秃秃的平屋顶，那些建筑物之间和道路两旁闲置的空地，所有用于行车和停车的巨大面积。此外，郊外后花园的面积巨大，约占城市面积的1/4。忘掉公园吧，只要我们容许自然自由地发展，它就能潜入几乎所有的人造环境。我们能提供给自然的空间是广阔的。21世纪的挑战是城市第一次成为亲生命的（biophilic）城市，而且城市要积极鼓励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系统的功能。为什么我们应当这样做呢？城市的野化使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并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坦率地说，这将有助于我们生存，因为它使城市成为我们愿意居住的地方。鼓励自然植被最大限度地生长让城市变得美丽。城市环境毕竟是我们的主要栖息地，我们一直本能地受到自然的吸引。最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容易接近的绿地可以显著改善身心健康。它可以减轻压力，同时还能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然而，这并非任何种类的“自然”。城市绿地给心理和身体带来的益处与物种丰富度有密切关系。半野化的城市区域中发现的生物种类远比公园等简化景观中的更适合我们。使蜜蜂和蝴蝶、游隼和狐狸受益的环境，也使我们更健康，更快乐。我们应该让现代大城市更像现代早期的亚齐一样是被忽视的、自然的、质朴和荒蛮的，因为生物多样性在杂乱中变得繁盛，而我们也与它共同兴盛。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动植物栖息地正因集约化农业和气候变化而遭到破坏。然而，如果管理得当，城市就能给这些动植物和昆虫提供庇护。城市有高达1/5的表面积是闲置的建筑用地，另外1/4是私家花园，多达1/10的面积由路边和环岛的草地组成，城市区域有许多可以管理的绿地来提升生物复杂性。如果包括公园、墓地、高尔夫球场、河流、社区园圃、平屋顶和被忽视的边缘土地网络，你会发现各种栖息地如马赛克般错综复杂地拼在一起。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相互交织。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关系取决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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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野性都市》（2018）剧照
一直以来，我们作为城市的一员，都在以不同方式让它变得更翠绿，从而更宜居。人们常常拒绝传统城市，寻求其他东西，包括发明花园城市，或大规模郊区化，以寻找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我阐述的这段历史证明了人渴望与自然共处的强烈意愿。今天，在全球许多地方，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环保。但是，在大多数情况（并非所有情况）下，这种趋势在富裕的后工业化大城市中最为明显。对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特别是对大约10亿住在贫民窟、棚户区和其他非正规住区的居民来说，任何一种自然都是稀缺品。情况历来如此。城市中最环保、最宜人的空间总是留给富人。让大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享受到城市中的自然，是一个事关社会正义的问题。我的希望在于，如果城市本身被视为有趣的、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我们可能会重新审视城市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尽管城市有潜在或隐藏的生物多样性，我们也正在有所改变，但城市仍然极具破坏力，对碳排放、污染、资源开采浪费和物种灭绝负有最大的责任。以纽约为例，它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污染物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非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当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要建设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大幅减少的可持续城市。良好的起点肯定是理解并欣赏我们已经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它就在我们的门口和脚下，有时是看不见的。
本文选自《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为该书的前言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本文转自：城乡规划杂志社；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