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45周年| 新时期“过渡”状态与“地方性”文学期刊转型 / 苏州大学 冯佳莹 房伟

· 摘要 ·

本文意在发掘新时期地方性文学刊物《青春》的独特价值。地方性文学刊物在过渡状态文艺环境中，以隐晦策略表达文学立场和对文学复兴的渴望，努力突破“一体化”格局；第四次文代会后，《青春》重申纯粹文学性，冲破工农兵文艺框架限制，实现文学独立和多元化发展，促成文学多样性的新局面。

· 关键词 ·

新时期 《南京文艺》 《青春》 地方性 文学期刊

新时期初，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文学期刊，在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驱动下，同声相应，呈现出“外体相似、内则各具特色”的格局，但在传统文学中心话语体系内，地方性文学刊物的主体性、丰富性、复杂性及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作用，往往被边缘化，甚至忽视，即“在一体化文学格局下的分层现象”［1］。为阐明地方性文艺刊物独特价值，本文通过1979年《南京文艺》改版为《青春》的个案，探讨地方性文学期刊与新时期文学的复杂关系。关于新时期的界定，学界对其起点与终点仍未形成统一看法，本文讨论范围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此亦《青春》重要的发展阶段。改版成《青春》则给予以下暗示：一体化格局之下，文学各种形态及其具体文本之间的差异、对立并未完全消失。无论新时期初《南京文艺》所体现出的对于“文艺”与“文学”观念的含混性，还是新时期到来后地方性刊物《青春》的敏锐性。《青春》的转型及其背后的深刻文化意义，作为文学生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应得到更多关注。

《青春》1979年创刊号封面

一、“过渡”时期的《南京文艺》

当代文学史多将几次重要会议作为新时期文学转折的关键点，这种论述往往忽略了历史惯性，以及文学兴衰的轨迹。笔者试图在文学跨时代转型中探寻其演进轨迹，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创刊的《南京文艺》为例，分析这一时期地方性文学刊物呈现的“各种因素纠缠、碰撞、融合”［2］。

《南京文艺》是南京市文联主办的综合性文艺双月刊，创刊于1978年2月。从《南京文艺》的栏目设置与刊发内容上看，“文学”与“文艺”的概念是模糊的，多以快板、鼓词、唱词、秧歌剧、歌剧、相声、地方剧等为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反而成了点缀。此外，其刊名对于南京地方性强调，是“一体化”格局延续，文学期刊的任务也各有轻重：《人民文学》《文艺报》等中心刊物“是发布文艺政策，推进文学运动，举荐优秀作品的‘阵地’。它们与‘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学刊物，构成分明的等级”［3］。因此，地方性文艺刊物在当时的文化政策环境中，通过隐喻的实践策略，巧妙传达特定文学理念与创作风格，为文学创新拓展空间。

首先，《南京文艺》创刊号（1978年第1期）采用独特的双头条编辑策略，向读者传递了本刊的文学价值观与创作倾向。正如黄发有所说：“头条作品是期刊的灵魂所在。编辑在选择头条作品时，站在把握文学的整体走势的高度上来确定选题、组织稿件，纵观全局、突出中心引导舆论是头条作品的基本功能。”［4］《南京文艺》主办方通过首期双头条文章内容，给予读者以积极的思考空间：一方面借助内文头条——王臻中理论文章《坚持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文艺创作》，表达了对文学解冻及思想解放的期待；另一方面，则通过目录头条，即吴晖的小说《春雨及时》，从实践层面给予王臻中理论以有力支持，还通过具体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展示，表达文艺作品如何反映真实生活，促进思想进步。双头条的设置，反映了《南京文艺》作为地方文学期刊在复杂时代背景下的探索。

其次，《南京文艺》通过主流话语批判陈旧的文学观念，助力文艺界返璞归真。据荣天玙回忆，1978年文艺环境仍然紧张，“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不能回到文艺工作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紊乱和不满”［5］。《南京文艺》创刊号扉页刊登《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第二期扉页油画《向毛主席汇报》，都是对文艺方针的确认。《南京文艺1978年第2期刊载理论文章，刘金的《在“反无冲突论”的背后》，通过“肯定”与“否定”的一正一反的对比，阐明自身文艺观点。文章重新挖掘了被批判的小说《除夕之夜》价值，肯定其对于美好人情与人性描写。同期刊登顾宜林的《评浩然中篇小说〈百花川〉》，则批判了当初被肯定的小说，揭示应发展什么样的文学。

再次，《南京文艺》对文学形式进行了有限度的探索。《南京文艺》1978年第2期《文艺杂谈》栏目刊载文章，探讨文学创作具体问题时，已触及文学形式问题，如丘振声的《让人物自己行动吧》探讨人物塑造，认为人物应“有自己的性格特征，并且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去思维，去行动。这个时候，作家应该尊重自己人物的独立性格，遵循他在特定环境中应该那样想，那样做，去描写他的行为，去展示他的内心世界”［6］，反对“把人物变成自己的传声筒”［7］。凌大的《茅台酒为什么名列前茅》以茅台酒包装为引子，谈论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问题：“‘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样文艺，才能更好发挥其应有的战斗作用。”［8］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触及文学形式与技巧问题，也为文学转折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革命”留下了初步探索脚印。

最后，古典文艺理论的阐发，是这一时期《南京文艺》颇具特色的理论风格，如郁贤皓的《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古典诗词艺术辩证法札记》，文章就诗词的婉约派与豪放派展开论述，探讨两种看似对立风格，能否统一的问题，实际指向文学创作中多种风格能否共存的问题，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展现了开放包容文化特质：继承千年文化传统，积极吸纳欧美文化影响，形成深厚朴实的文化基调。传统文脉的挖掘，既保护了珍贵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也为处于变革时期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独特表达方式。

《青春》2024年11月刊

二、艰难的转型：从《南京文艺》到《青春》

“对媒介内容的把关与制作方式，取决于他的社会环境，而不仅仅取决于工作群体和媒介机构的其他方面所构成的环境。”［9］社会环境的巨变，催生了新媒介内容。文学期刊作为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大众传媒，敏锐感知时代气候，与时代主潮同频共振。这一时期地方性文学期刊致力于突破“一体化”格局，促进思想解放，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新探索。

1978年，方之调回南京市文联，着手《南京文艺》的改版工作。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李季曾说：“作协、文联名义上是恢复工作了，但牌子还挂不出来。找不到上级领导单位”［10］。困难重重处境下，方之试图通过培养青年作家，冲破思想禁锢：“形势这么好，现在不干，更待何时。文学领域这个空白必须补上，培养文学新人是当务之急。”［11］此前，方之发表小说《内奸》，以敏锐洞察社会问题的作品，彰显他对文学的理解——文学要面向现实，有利于改变现实，揭露不合理现象，并促其改变。1957年，方之因与高晓声、陆文夫等人筹备组织“探求者”文学社被批为“右派”，多年磨难并未消磨其知识分子担当：“文学家的责任在于探求，探求是允许的，探求是无罪的。”［12］创办青年文学刊物，是方之在生命的最后状态，为传递文学薪火所做出的努力［13］，体现出知识分子开创新局的勇气，渴望用地方期刊繁荣中国文学事业的决心。

（精彩继续）

· 注释·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90页。

［2］王尧，房伟：《敞开和激活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王尧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4］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5］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页。

［6］丘振声：《让人物自己行动吧》，《南京文艺》，1978年第2期。

［7］丘振声：《让人物自己行动吧》，《南京文艺》，1978年第2期。

［8］凌大：《茅台酒为什么名列前茅》，《南京文艺》，1978年第2期。

［9］［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5 页。

［10］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11］斯群：《青春》的第一个开拓者——《为纪念方之同志逝世五周年而作》，《青春》，1984年第11期。

［12］方之：《我的创作体会——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话》，《青春》，1980年第3期。

［13］巴金曾说：“二十二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至今还在“探求”，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他有什么样的责任……却没有想到他把他最后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青人。他要创办一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引自巴金：《悼方之同志，方之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