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

史跟论的关系，是课堂教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在刚解放的那几年，有些教师沿袭着解放前的旧习，一件史事，要搬好些书本，说这个书是怎样记载、那个书又怎样记载，末尾也说了哪个书的记载对了；但这件事在历史发展中有什么意义，对不起，说不出来。学生们知道了这件事那件事，但就是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这可叫做有史无论。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史事罗列，虽也说出了一些史实，但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

后来经过了理论学习，有些教师能在课堂上讲理论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有人认为，历史体系可以简单地按照几个大线条去组织安排，可以不必依据丰富的资料的研究，可以不阐明历史的复杂现象。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各种制度讲得少了。学生们知道了不少的历史概念，但对具体的历史却有些捉摸不住了。如果这还不好说全是有论无史，至少也可以说是，或有论无史，或史少论多。这种“论”有不少是从经典著作中搬出来的，但讲这种“论”的办法却恰好是违背了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有的教师没有把论点跟论据的关系弄清楚，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理论、有史料就行了。有人教学，先说出一条大道理，接着就“举例以明之”。有人是把这种先后的次序颠倒过来，先列举一些例子，后面来一个“由此可见”如何如何。我们曾把这种办法叫做“穿靴戴帽”。这种办法实质上也是违背了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精神的。

史跟论的关系之正确的处理，是史跟论的统一。

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讲授历史。丢开了基本理论，如阶级分析的理论、社会发展的理论、（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理论等，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历史，也就无法讲授历史。但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它本身不能代替历史，也不能用做描绘历史问题的套语和标签。

又一方面是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出正确的结论。所谓丰富的材料，并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典型代表性，是它能反映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它决不是被随意挑选出来的材料的堆砌。从分析材料所引出的结论，才能反映历史的内在联系、历史问题的本质、各个历史事件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两个方面的互相统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提出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修订2版，第三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史跟论的统一，在教学效果上，使学生既可以得到基本的历史知识，又可以通过历史知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还可以使他们学习到具体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如果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它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史跟论的统一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但只要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就可以大大地推动我们前进，从而改进历史教学的面貌。历史上有些问题是一时不能得到结论的。对于一时不能做出结论的问题，我们应明白地向学生交代，介绍各种不同的说法，或指出存在困难的具体情况，不要勉强做出结论。这样做，既是一个教师应该采取的忠实于科学的态度，也是对学生的一种教育，使他们知道对待科学工作的正确态度，也知道一些治学的艰苦。

具体到课堂讲授中，是否有一定的格式去体现史跟论的统一呢？我看，这大可不拘一格。只要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教材的具体情况，可以有史有论，可以寓论于史，可以特别叙述或说明史事，也可以是专做理论分析，在不同的课时内是尽可以有不同的讲授方法的。

我国过去的优秀史学家，曾经创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史论统一的形式。比如司马迁著《史记》，他在《项羽本纪》里，对于项羽“何兴之暴”和“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只是写他们叔侄二人领导的反秦力量在渡江后是怎样迅速地高涨，写钜鹿之战的声威逼人，写垓下突围出走时还自负未尝败北、要以28骑当兵数千骑。司马迁未着一字评，却无处不给人以项羽的一个完整的具体形象。如果你在《项羽本纪》的本文里还一下子不能看出是在写什么，你也可以看一看“太史公曰”那一段（他在这里指出了一个“何兴之暴也”，一个“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一个“难矣”，一个“过矣”，一个“岂不谬哉”），再回头来看本文，你就会为之赞叹不绝的。

司马迁的这篇文章是寓论于史的成功的作品。他的《封禅书》《平准书》，又是一种写法，但都用的是寓论于史的形式。他的另外两篇名著《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又都用的是夹议的形式；虽是夹叙夹议，却并不夹杂，正相反，而是两篇天衣无缝的艺术品。我看对司马迁所创造的这些形式，我们也很可以学习。这种学习，更不可拘泥，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除了史跟论的关系以外，还有系统讲授跟重点讲授的关系、课堂教学跟课外辅导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也是课堂教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应该研究的。

系统讲授跟重点讲授，本来最好能统一起来，但因为讲课时数有限，不少教师认为二者不可得兼，只有权其轻重，于二者中取其一。有的教师注重系统讲授，他们并不一定否认重点讲授的优点，但认为系统讲授比较地更好些，而重点讲授会减低对于一个课程的全面了解，削弱知识面的广度。有的教师注重重点讲授，他们也不一定否认系统讲授的优点，但认为重点讲授比较地更好些，而系统讲授不易深入，什么都讲了，但什么都讲不透。我想，这两种讲授方法的统一虽有一些困难，但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首先课堂教学大体上可按照讲义（或教科书）的体系进行，但对于有些部分可以是简要的概述，有些部分可以是重点的详解。要注意系统和重点的有机的结合，一方面防止以点代面，把重点变成孤立的点；一方面防止过于注重教材各部分之形式上的平衡，而限制了在某些大问题上应有的深入的了解。

其次，一个课程的总的学习活动比听讲还要广阔一些。只要把学生的自学跟听讲联系起来，把讲义（或教科书）的内容跟课堂讲授的联系起来，把平时的学习跟考试的内容联系起来，做好全面安排，以这方面的所余补那方面的不足，使它们来个互助合作，这对于系统讲授跟重点讲授间的矛盾是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做，在知识传授的广度和深度上，既会有助于学生学习的提高，也帮助了学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如何看全面、如何看重点。

课堂教学跟讲义（或教科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老的问题。大家感到，历史课程的课堂教学既不能是讲义（或教科书）的简单的重复，也不能是脱离讲义（或教科书）而另搞一套，还不能像讲文章样去讲解讲义（或教科书）。可以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只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课堂教学的内容可否这样考虑:

（一）说明一个课程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方法，其中包含对讲义（或教科书）的学习方法。

（二）评述有关的主要历史文献、主要的不同论点、目前达到的学术水平，其中包含对讲义（或教科书）各部分达到的水平的分析。

（三）对于讲义（或教科书）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和占篇幅较多的一些问题，要做出简要明确的说明或叙述；对于某些重大问题，要在讲义（或教科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深入的分析。

如果这样的考虑是合乎现实的，这就有可能使课堂教学和讲义（或教科书）互相为用，可能开阔学生的识见，启发他们对于掌握材料、注意学术成果、分析历史问题的兴趣，并在治学方法上有所理解。

课堂教学跟讲义（或教科书）的关系问题，不只是对二者如何安排的问题，还牵涉到学生的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使教师苦恼的，是学生常反映课堂上讲的跟讲义上写的差不多。差不多嘛，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讲的还不是那些，没有什么新鲜的。

对于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向学生反复交代:在学术领域里，这个“差不多”往往就差得很多。哪怕是只有一点一滴吧，这一点一滴往往非常值得珍贵、值得重视。学生们最缺乏的是治学经验，指出这一点，对于端正学生学习态度、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地考虑问题，都是有好处的。

当然，教师要能在这个“差不多”里面真讲出一番道理来，以具体的教学活动去启发学生。这样，课堂教学跟讲义（或教科书间的关系问题，就可能解决得更好一些。

辅导应该怎样进行，也是一个老问题。从经验上看，注意下列几点恐怕是很必要的。

（一）辅导是课堂教学的辅助活动，首先应该要求课堂教学解决问题，不应把辅导看得比课堂教学还要紧，但辅导可能解决课堂上没有解决或不好解决的问题。

（二）辅导不是有问必答，跟着学生转，而是引导学生、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及时指导他们学习的方法，其中应包含读书及写札记等等的方法。能用工具书解决的问题，最好教给他们查工具书，教他们自己去解决。对于有些不对头的想法，要给他们说清楚。

（三）教师要主动找学生，了解情况，谈问题，不要光等他们来找。可以采取各种辅导形式，尽可轻松活泼一些，不必拘泥。

（四）对学习差的学生，对学习特别好的学生，都要多多帮助，因材施教。要帮助差的学生跟上去，要帮助好的学生有更好的发展。

总之，辅导本身是大有天地可以创造的。要把一问一答的呆板形式改变为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从而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体现教学相长，这不只可以扩大教学效果、补助课堂讲授的不足，并且可以成为随时进行基本训练的一种方式。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教师要在这里能创造出一种气氛，把学生带进气氛中来，不只使他们得到知识，而且使他们得到感染，鼓舞他们学习正确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过去我们不免把课堂教学看得狭隘一些，把它局限在传授知识的一个方面。其实，搞好课堂教学，对于基本训练是大大有用的。如脱离开课堂教学来讲基本训练，对历史学科来讲，恐怕是不太现实的。

有点跟课堂教学相似，阅读指导，也不好完全说是基本训练，但在历史学科说来，包含了基本训练的重要成分。如果史学系的学生读的书太少，不知怎样去读书，总不能说是具备了必要的基本训练的。过去我们对阅读指导注意得不够，有些学生对基本知识掌握得不巩固，知识面太窄，对治学不知道门径，这都跟他们不能很好地阅读有很大关系。

依我的看法，阅跟读是不同的。阅书是一般的浏览，读书就必须付出力气。阅书求其博学，读书贵在专精。博跟精的关系一向就有不同的看法，在古人中有，在今人中也有。

扬雄说:“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见则无卓也。”（《法言·吾子》）这是主张由博返约的。作为治学方法看，扬雄说得很好。这对于一个学有根底的人来说虽很有意义，但对于指导一个初学历史专业的人以学习次第或学习主次来说，就不合适了。一个初学的人，尽管多见多闻了，不只不能“守之以约”、“守之以卓”，反而会有茫然不知所从之感，要枉费许多时日而效果不好。

我看，指导学生阅读，孟夫子有一段话借用过来，倒还合适。他说:“源泉混混，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章句下》）

要指导学生精读几本书，循序渐进，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少而多，这恐怕就是一种“有本”的办法。不怕今天是“源泉混混”，将来却可以“放乎四海”。如果一开始就追求阅览的数量，虽可以多看一些书，但因功底不行，却不容易得到好处。这正如夏天的暴雨，虽一下子就可以搞得到处都是水，但太阳一出来，也可以马上干掉的。我并不反对博览，但认为应当是:精读在先，博览在后；精读为主，博览为次。这样安排，可能会有更好的成效。

现在一般把阅读都笼统地叫做看书，我看也不大妥当。阅书还可以说是看书，读书就不只是看了。这种笼统的说法会模糊了读书的重要性和读书的方法，所以我想在这里指出来。

指导学生读书，要指导他们把中外历史的讲义（或教科书）读熟。尽管我们的讲义（或教科书）的水平不能一下子就会提得很高，但它记载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同时也基本上反映了现阶段史学发展的一般水平。指导学生首先掌握了这样的内容，既符合于学生的接受水平，也有利于他们的循序渐进，同时也可以跟课堂教学统一起来。

当然，我们的讲义（或教科书）要不断地修改，但不论怎样修改，学生从现行讲义（或教科书）所学到的基本知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总还有许多是有用的。我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都要把讲义（或教科书）读熟，所不同的只是低年级可以少阅览一些别的书，高年级可多阅览一些别的书而已。

比起中外历史课程的讲义（或教科书）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文选、外国语和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的读本，是更要精读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用做武器，解决问题，但也有个学习过程。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一本经典著作，恐怕很难谈到怎样去运用它。所以，经典著作选读这个课程的读本是更要精读的。

对于以上各种读本的读法，最好是要指导学生能“五到”俱全。五到是:眼到，要字字句句看得明确；耳到，要倾听教师的讲解并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口到，要诵读，要善问；手到，要手头勤快，善于记心得、记疑问、记精辟的意见，勤于查阅参考书、工具书；心到，要好学深思，要在前四到中处处都有心到。要把“五到”养成习惯，这对于读书是会大有成效的。

诵读，这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读书方法，这个传统还是值得我们继承下来。这是一个能够熟读的好方法。它，有朗读，有默读。默读，不出声音，但实际上是看似无声却有声，它的声音是在读者的心中的。当年孔夫子似乎就很看重默读。他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他把这三件事看成是不容易做得到家的。

所谓“默而识之”，就是不出声音而能记在心中，这要精神很专注才能做得到。这跟一般所谓看书，尽管都是不出声音的，但却有很大的区别。

朗读，应该句句字字分明，从容不迫。朗读的东西，最好都能成诵，对其中的若干篇要能背诵。背诵不能满足于三两遍的顺利流畅，应该连续背二三十遍以至百遍以上。这样，就易于烂熟，易于在日后使用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朗读的办法，一般地说，是“口而诵，心而维”，要一边嘴里诵读，一边心里思考，这大有助于记忆和思维活动。甚至于一般认为应默读的书，我看也不是不可以朗诵的吧。

我们要注意学生在读书时易于发生的思想障碍，加以开导，并注意养成他们顽强学习的习惯。一般地说，学生在读书时易犯的毛病，可说有二“成”二“了”。二“成”是:“坐享其成”，教师最好都讲得清清楚楚，不必自己费事；“急于求成”，最好是随学随用，立竿见影，不要时间过长。二“了”是:“差不多了”，学问不过如此，不必再深求了；“不想干了”，见异思迁，遇难而退，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

针对这些容易犯的毛病，最好要能事前进行教育，经常反复交代，发现了苗头就要提起注意。这样做，可能比事后补救要有效些。古书上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像这样的顽强学习的精神，经常跟学生们谈谈，对于他们的读书是会有好处的。

我们不能光强调学生应该如何克服困难，同时也应循循善诱，使他们在困难时会得到启发，在感到差不多了的时候会被引入一个新境，使他们感到原来是山回峰转疑无路，暗花明又一村。人们常说的刻苦钻研，是指的学习应有的态度。这只是学习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读书最乐”，这才是健康的读书的心情。

想当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人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集·五柳先生传》）。这位五柳先生是个很会读书的人，他读书有了新的体会，就兴趣盎然，连饭也忘记吃了。“不求甚解”是不拘守章句，强作解人的意思，不是说他粗枝大叶。我们要想法培养学生们对读书既能刻苦钻研，又能兴趣盎然。这样才是合情有理的。如果把刻苦钻研看做必须愁眉苦脸，这就糟了。

除了各种课本以外，我看还要指导学生精读一些成本的书。比如《史记》，是否可以指导学生把全书都读读呢？其中有些篇，如《五帝本纪》之类，也要读，但不必一一精读了。有些篇，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等，是否可以考虑选它几十篇来精读呢？这部书在2000年来史学上一直有很大的影响，熟悉这部书对于掌握以后的史书就有很大的方便。在历史问题的处理上，在史书的编纂上，在历史文学的成就上，它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当然，指导学生读的书，也尽可能要多一些。究竟应该再读些什么，这可以有很大的伸缩，一方面要看学生的学习时间和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看具体的指导力量。

指导学生读书不应是孤立的，还可以指导他们采取一些其他的学习形式互相配合，如查有关资料，写读书札记，跟同学交换意见等。也可以在适当时候开展一些群众性的活动，如报告读书心得，交流读书经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活跃读书空气，增进读书效果。

对于一般浏览的书，也应有所指导，但指导精读是主要的。也要给学生们留出自由阅读的时间，让他们自己选择爱好的书。也可以启发他们阅览一些更多方面的书刊，不一定专限于历史，以扩大他们的见闻。这对于学习历史也是有好处的。

指导写作，是对史学系学生进行基本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积累的知识如果太少，写作是有困难的，因而写作必须在具备一定水平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但纵然是知识已经积累得相当多了，没有受到必要的训练，还是写不出来或不知怎样写才好。基本知识的学习跟写作能力的基本训练是既有密切的联系，而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并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有的教师认为听课要紧，阅读要紧，写作可有可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有的教师认为，写作虽是必要的，但只要学生肯写就行了，不一定非指导他们不可。不经过指导而会写作的人虽然是有的，并且也可找出突出的例子来，但毕竟是少数。

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来说，经过必要的指导跟没有经过指导，有时不只是在学习上有迟速难易之别，并且有入门跟不入门之别。我们曾碰见过这样的人，写了多年的文章但是写不出一个名堂来，甚至使人不知所云。这也正如另外一种人，读了一辈子的书但是说不出个道理来。这大概都跟他们当年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有关吧。

按照现行的史学系培养目标，无论是四年制或五年制，都要求学生有科学研究能力。这个科学研究能力所达到的程度是要按学生写出的文章来衡量的。因而，写出科学研究的文章，这是学生们写作必须达到的标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呢？我看，要通过下面的四种训练。

首先是语文的训练。一方面要有阅读能力。要读懂我国古今各体文章，包括现代白话文，古代散文、骈文和诗、赋、词、曲。对于艰深的古籍，要懂得怎样利用注解、工具书等等去设法理解。要学会一种外文，能阅读一般的专业书刊。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就会受到资料上的限制，不要说不易发现资料，即使发现了也难于理解。资料问题不能解决，科学研究是很难进行的。这一方面的问题主要靠有关的课程和阅读去解决。另一方面是文字的表达能力。要能写出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并且也要文理清楚，结构完整。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把科学研究的文章写出来。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必须通过写作来进行的。

其次是搜集资料的训练。有了语文训练，可以解决在搜集资料时所遇到的语文上的困难。但语文问题解决了，并不一定就会搜集资料，所以这也需要一种训练。要教会学生怎样找资料、发现资料、积累资料。要教会他们了解历史资料的一般情况、历史资料的分类、不同类型资料的不同检查方法、由甲种资料检查乙种资料丙种资料的方法等等。这种指导，在各个课程中都可以适当地进行，而结合学术论文的写作来进行，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再次是掌握学术情况的训练。一方面是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掌握。以我国的情况说，史学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比较原始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有不少是研究成果，其中包含史事评论、人物评论、历史考据以及反映史家观点的史书等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时代及阶级的局限，其中有不少糟粕，但也有不少的精华可供我们吸取、借鉴，以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

又一方面是对当代学术成就、学术动态的掌握。要使学生懂得国内学术发展的概况和趋势。要使学生知道某些专门研究工作所达到的水平，解决了什么问题，提出来什么问题，有待于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对于国外学术情况，我们了解得还不够，但也要尽可能地使学生了解一些。掌握当前学术情况，对于了解学术动向、利用学术成果有很大的好处，也是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当然，古今中外的学术情况是复杂而广泛的，不可能使学生一下子知道得很多，但使他们了解主要的情况并养成经常注意学术情况的习惯，是很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中外通史课程和中外史学史课程对于培养学生掌握学术情况很有帮助，应结合课程的特点进行有关的训练。在学生写作学术论文时，应指导他们做相应研究范围的学术情况的调查工作，以进一步提高他们在这方面的训练，同时也就有可能提高论文的质量。

最后是理论的训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因而理论训练对于学术论文写作是有巨大意义的。这种训练，首先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一个初步系统的知识，要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理解经典作家对各时代历史问题的主要论断。同时要由浅入深地学习经典作家是怎样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他们的某些论点是什么条件下提出的，根据什么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学习他们针对什么样的“的”，放什么样的“矢”，并且是怎样放出这“矢”的。

这些训练都可以在基本理论课程和各种历史课程中进行。至于怎样学习经典作家的榜样，学习他们分析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在有关课程中也要注意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但在论文写作中，就可以更集中地使学生得到这种训练。在具备其他各种训练的同时，学生在理论训练上的成绩，一篇论文的水平是可以有决定意义的。

对写作本身的指导，也要分个先后的次序，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选择不同的写作形式。

在初年级，可以进行一些技术性的习作，主要是训练文字表达的能力和良好的写作习惯。注意写作习惯的培养，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想有三点对于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是可能有用的，同时也可用以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这三点是:

（一）要言之有物，坚决反对费话篓子。

（二）引用史事，要处处有根据，坚决反对辗转抄引。

（三）要文理清楚，字字句句都能讲得明白，坚决反对似是而非、半懂不懂。

我看，文章尽可短些，不必凑成长篇大论；写的次数尽可少些，但要学生认真地写，教师认真地改。也不妨学学写文言文，哪怕是三五百字一篇的也好。这不是为了要开倒车，而是作为学习古文的一种训练。如果自己能写出文言文，阅读古典著作能力会很快提高的。这也对将来写学术论文时运用古典著作和古文资料有不少的帮助。

高年级要进行研究性的写作，如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在这种写作里，我看，必须要学习写两种文章:一种是史论，一种是传记（或别种历史体裁）。

一般所谓论文，大体上都是史论性质。这样的文章还应该指导学生去写，但应该有个规格。首先在选题上应该是关于具体历史问题的题目。其次，论文的本身要包含三个部分:一个部分要说明文章所依据的主要文献，包含经典文献和历史文献；一个部分要对于各种有关的主要论点及其达到的水平有所分析；最后一部分要说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包括论点和论据。对写作水平的要求可以有所高下，但这三个部分是不能缺少的。如果写的是一篇毕业论文这样规格的要求，就是对于上述四种训练的进一步的综合性的要求，也是对这四种训练所达到的水平的检查。

写传记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一种写作形式，同样可以作为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一种形式。有人曾说什么中国没有传记文学，其实中国史籍中传记文学的丰富是世罕其匹的。我们应该好好继承这份遗产，使学生好好学习，使历史传记成为宣传历史知识普及历史知识的一种有力形式。

写传记的规格不同于写史论，但也应该有它的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传记本文；一个部分是使用文献的说明；一个部分是附注，注文中包含对不同史料的考订和不同说法的分析。写传记也同样可以反映一个学生对四种训练所达到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有文字上的洗练、资料上的融合、理论上的渗透等更多的锻炼和修养。

课堂教学、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都是跟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有关的问题。解放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学经验还是相当多的，今后的课堂教学有一部分是需要继续提高的问题，有一部分是需要开辟门径、进行创造的问题。对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我们史学系的经验就显得不够了，今后主要是如何对这两方面进行创造和积累经验。同时，如何使这三个方面不是互相牵制而是互相配合、互相推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学问可以研究的。

孟子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孟子·告子章句上》）羿，是古代善射者。彀，是要把弓拉满。不能把弓拉满，就不能说是把射学好了。目前，我们对学生的基本训练，也应该“必志于彀”。必须把这三个部分都搞好了，才可以说达到了“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