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发现最早的“广东人”

2013年1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循着之前调查的线索，注意到了粤西郁南县南江盆地河口镇一座名为磨刀山的小山包，并在红土中依稀看到长短交错的网状条纹。

经验告诉他们，这是华南常见的中更新世地层堆积，也是华南旧石器文化常见的埋藏地层。

很快，在磨刀山的地表、断崖和冲沟里，考古队员们采集到了人类打制石器。

▲南江盆地调查采集的打制石器。

2014年，考古队对磨刀山遗址第一地点进行了发掘，在面积仅2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发现了两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层，出土了近400件石制品，完整展示了石器的搬运、加工、使用及废弃过程。

磨刀山遗址第一地点被视为南江两岸古人类活动的中心营地，其主要活动区域超过1000平方米。地质研究表明，该遗址的年代约为80万至60万年前。

磨刀山遗址是广东已知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当地早期文化的空白。作为华南砾石石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广西百色盆地及长江流域的湖南、安徽等地的早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

▲磨刀山遗址发掘现场近景。（图片来源：文博中国）

▲AI复原“磨刀山人”数字人截图。云浮市委宣传部供图

继磨刀山遗存之后，在粤北曲江马坝人遗址还出土过华南地区年代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马坝人，距今约13万年。

再往后，距今约2万至1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在清远英德青塘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

这位屈肢葬的女孩被命名为“青塘少女”。屈肢葬墓曾长期流行于岭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反映了当时华南先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往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精神文化结构和丧葬习俗。

▲英德青塘遗址出土“青塘少女”屈肢葬。

在与青塘遗址大体同时期的英德牛栏洞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阶段的陶器之一，而且该遗址还保存有迄今所知最早的人工利用野生稻资源的证据。

这表明，当时岭南先民在利用和驯化野生稻的漫长过程中，迈出了最初且关键的一步。因此可以说，正是包括广东在内的华南先民率先拉开了新石器时代的序幕。

▲英德牛栏洞遗址出土早期陶片。

▲英德牛栏洞遗址出土早期带有现代特征的稻属植硅石。

长江以南和云贵高原以东区域，在新石器时代共处在相似的生态中。这片区域内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最初都源自旧、新石器时代之际的打猎群体。

这些人群经过数次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分岔之后，在平原、山林和海滨三种不同的环境里，分别形成了农耕、渔猎、滨海渔业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广东地区是前述历史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山地游猎采集和海洋捕捞两种生活方式的人群为主。

▲自古地貌多样的广东地区。（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地区先民，一直与南岭以北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与后者共同构成一个大的华南文化体系，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以稻作农耕为基础而成长起来的原生文明的边缘辐射区，并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约距今7000年起，广东沿海先民就汇集了当时人类积累的各种先进技术，致力于提升造船与浮海能力，是华南海洋文化的原创者之一。

为了在潮间带或海边低地长期生活，他们学会了使用干栏式建筑及其他海洋相关技术。最终，他们在深圳咸头岭开创了海洋性的生活方式，率先拥抱大海，踏上了“下南洋”的征途。  

▲深圳咸头岭遗址出土的彩陶圈足盘和印纹泥制陶尊。（图片来源：南方+）

南海西樵山遗址则凸显了广东史前石器制造的“专业化”水平。自古椰文化时期起，西樵山石器加工场大量生产其代表性细石器和双肩石器，不仅辐射中国岭南和西南地区，还远播东南亚，是史前时期南海地区海洋文化互动的珍贵见证。

▲南海西樵山遗址细石器与双肩石器。

4000多年前的韶关曲江石峡遗址与清远英德岩山寨遗址，见证了南岭本土文化根脉与长江下游的文明在粤北地区的碰撞与融合。

此时太湖平原之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文化因素相继传入广东，带来了稻作农耕技术及相应生活方式。

石峡发现的精美玉琮映射出良渚文明的辉煌余晖，而火烧的墓壁则昭示着南岭地区逐步形成共同文化习俗。

▲英德岩山寨遗址出土石峡文化玉琮，具有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相近的风格。

▲英德岩山寨遗址烘烤墓壁现象，广泛出现在南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

在不同地区文化深度交融中，广东先民率先创制出几何印纹陶，并逐步将其发扬光大，对整个华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距今4000至3000多年前，普宁虎头埔遗址发现了30余座几何印纹陶窑址，成为粤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规模较大的专业制陶遗址。这一发现不仅反映出粤东地区高超的陶器制作水平，更表明粤东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技术进程的同步性。

▲从化横岭遗址出土印纹陶罐。

这一时期，广西、广东、湖南湘江与资江流域、江西、福建、浙江以及江苏南部地区，均出现了以印纹硬陶为显著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尽管这些文化因地域差异而各有特色，但其整体风格鲜明，既不同于中原文化，又与之长期共存，并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堪称百越人形成的物质性标志。

▲粤东浮滨遗址出土酱黑色原始瓷豆（一种古代的盛食器皿）。

在频繁的区域互动中，3000多年前的“老广”们已具备了较高的生产与生活技术水平。他们的身影从陆地田岭扩展到广阔大海，在不断探索世界、扩大认知的过程中，已为岭南文化涂刷上了辉煌底色。

牙璋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礼器之一，自商代开始在岭南流行。广州增城墨依山遗址墓葬中随葬的牙璋，亦见于二里头、盘龙城、三星堆等夏商文明的标志性遗址中。

牙璋在珠三角地区的商代遗址中尤为常见，这反映了夏商文明对岭南文化的深远影响和广泛传播。

伴随牙璋进入岭南的，还有有领玉石璧环、有角玉玦等器物。它们从长江流域出发，经湘赣穿越武夷山和南岭，最终抵达华南地区，再通过海陆两线辗转传入越南北部、福建与台湾。

▲增城墨依山遗址出土的玉牙璋。

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华夏礼玉文化不断向中国南部地区传播和浸润，广东地区也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中华文明的主脉。

在距今约2000多年前的周代至秦汉时期，博罗横岭山、南越国宫署、南越王墓及南越国木构水闸等遗存，见证了岭南地区青铜礼乐文化的兴起和社会复杂化的演进。

从长江中游的楚国，到长江下游的越国，再到大一统的秦汉帝国，这一历程见证了楚、越、秦汉文化与百越文化的深度融合。

在吸收南岭北部文化的同时，百越文化内部亦在进行整合，其文化特征的共性范围随之不断扩大。

▲南越王墓出土汉式丝缕玉衣。

在南越墓葬中，汉式与秦、楚、越式随葬器物普遍混杂交融。在出土的汉式鼎、盒、壶、钫的墓中，其他文化因素同样存在。

南越王墓内不仅有来自秦文化的蒜头壶、楚文化的青铜鼎，还有越文化的青铜提桶，但其根本的墓葬制度却属于典型的中原文化。

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在城市营建和建筑布局规划上，主要效仿中原地区的城市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建模式。

南越王宫苑遗址出土的木简证实，南越地方政权与中原秦汉王朝采用了大体相似的政治制度。

在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中，南迁至百越地区的北方民众与本地人在长期的共存、同化、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后世华南汉族及众多少数民族，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州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由上而下分属民国、明、宋元、南汉、唐代等五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为1000余年。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瓷器。其丰富的船载货物，揭示了南宋时期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繁荣贸易景象。

回望磨刀山，它是广东历史的原点。数十万年来人类在南粤大地上繁衍生息的画卷，由此而徐徐展开。

如今的广东，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在文化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从广府文化到潮汕文化，从客家文化到雷州文化，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承载着历史的沉淀，展现出广东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南粤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吸纳、融合、创新，形成了今天这般多彩的文化景观。

▲广州市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广州市越秀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广东始终积极参与其中，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下，磨刀山遗址作为中华文明形成之初万千种子的一颗，揭示了岭南与周边地区和人群的密切联系，见证了岭南地区从史前时期到文明时代自始至终融入中华的演进过程。

磨刀山至今仍深植于南江之畔，那片耀眼且古老深厚的红色土地上，期待着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作者简介：郭立新，中山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宁逸风，中山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助理）

（本文图片初说明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