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先民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出迄今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文化认同是大的认同。从今天起，华华分区域为您讲述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东北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里见证了众多民族的迁徙，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何以中华·东北篇”系列栏目，通过深入的解读，系统梳理东北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迁徙轨迹和文化交流成果，全方位展现这片土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民族汇聚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
说到青铜，人们脑海里常会浮现出商周时期中原大地的壮丽景象。
在金属冶铸的辉煌历程中，东北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地方。那么，东北地区是否也有自己的青铜故事呢？东北与青铜的邂逅发生在何时？它们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精彩篇章？
▲“青铜之王”——商代后母戊鼎，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01
呆萌小龙“盘踞”酒坛，南北器物遥相呼应
有这样一个酒坛，它造型独特、制作精美，以浅浮雕为主，立体感十足，罍身纹饰繁复。
要说它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莫过于酒坛顶部盖子上的设计——一条栩栩如生、蜿蜒盘踞的立体小蟠龙跃然其上。
这个酒坛就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西周卷体夔（kuí）纹蟠龙盖罍（léi）。这件国家级文物，1973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
▲西周卷体夔纹蟠龙盖罍。（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官网）
罍，古代一种盛酒容器，多深腹小口。这件卷体夔纹蟠龙盖罍，不仅是青铜盛酒器中的佼佼者，更因其耗材极多、留存极少而显得尤为珍贵。
酒坛顶部的小蟠龙头顶长角，双爪紧紧蹬踏在盖子上缘，仿佛正要一跃而起。圆溜溜的眼睛搭配上微微噘起的嘴巴，让人忍不住赞叹一句：“这小龙真是既傲娇又可爱呢！”
▲酒坛上的小蟠龙形象。（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官网）
酒坛的吉祥元素，可远不止小蟠龙哦。
器身上精心装饰有三层风格各异的纹饰——夔龙、饕餮以及无角蟠龙，这些上古神兽的形象错落有致地分布，为酒坛增添了大气之美与神秘韵味。
▲酒坛上的夔龙、饕餮和无角蟠龙纹饰。（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官网）
凝望着古人三千多年前的繁复巧思，不禁遐想：若是能够集齐这些上古怪兽的图案，是否就能召唤出传说中的琼浆玉液呢？
此外，这件酒坛的肩部两侧有兽形器耳，兽耳里面还套了一个环，这一造型叫作“兽耳衔环”。这一相当考究的制造工艺，制作难度可不小。整体来看，可以说代表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准。
像这样“呆萌小龙”造型的兽首铜罍并非东北独有，四川彭县与湖北随县也相继发现了同样造型的蟠龙盖罍。
▲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出土的一对蟠龙纹盖青铜罍。（图片来源：四川博物院）
▲湖北随州出土的西周蟠龙盖兽面纹铜罍。（图片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令人惊叹的是，这四件蟠龙盖罍在器形与纹饰上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相似性。据专家推测，这几件器物极有可能都是周人所造，传入不同地区。
南北蟠龙盖罍遥相呼应，实证商周时期青铜文化已经覆盖中华大地，南北交流已比较频繁。
02
燕王逃东北，藏下铜饭碗
《说文》中讲道：“盂，饭器也。”说起“饭碗”，今人还可能会联想到工作。
而今天要说的这件1955年出土于辽宁的西周“饭碗”——匽侯盂，是实实在在吃饭用的碗。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重量级国宝，最初竟差点被当作废铜融掉。
▲匽侯盂，高24.3厘米，口径33.8厘米，足径23.3厘米。（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1955年5月的一天，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海岛营子村（时属热河省凌源县）的几个村民在田间耕作时发现了一件锈迹斑斑的铜器，后又在周围继续挖掘，共挖出了16件铜器物。
村民们以为这是普通的废铜，就打算将其熔炼了。就在准备扔进炉子时，有村民发现器物上有些文字，经过咨询、比对得知，这些竟是3000多年前周代的青铜器。
最终，这批珍贵的文物从熔炉边被抢救下来。
这件有字的匽侯盂，盂口外展，腹部深邃，两只附耳上部有横梁与器身相接。盂体纹饰精美华丽，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夔凤纹。整个器具造型古朴庄重，显示了器主身份的尊贵。
盂内壁铸有5字铭文：“匽侯作饙（fēn）盂”。简单五个字却信息量满满，足以引起考古学界轰动。
▲匽侯盂内壁铭文图片。（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饙”本意为蒸熟的饭，泛指饭食。这五字铭文的意思就是“匽侯用来盛饭的盂”。由此可知：第一，此盂为食器，用途与簋（guǐ）近似；第二，此器物的主人为“匽侯”。那匽侯又是何许人也呢？
西周时期，“匽”与“燕”通用，因此“匽侯”即为“燕侯”，指的是西周初年分封于燕国的国君。这一称呼的明确，为我们确定了器物的主人，即西周时期的燕国国君。
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地区)。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燕国古城址和贵族墓葬，并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进一步印证了燕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一带。
那么，这批窖藏的青铜器是如何来到辽西的呢？
在众说纷纭中，有一个“燕王东逃说”的猜想，就与我们熟知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关。
▲东汉武氏祠拓片之“荆轲刺秦王”。（资料图）
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王时图穷匕见，刺杀失败。大怒的秦王嬴政随即命王翦发兵攻打燕国。
公元前226年，秦攻下燕国的都城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被迫举国外迁，匆忙逃往燕国最后的地盘——辽东郡的襄平（今辽阳），随行带有大量燕国珍藏的青铜礼器。
从当时的地理交通来看，他们逃往辽东的必经之路是辽西的大凌河古道。因此，这些青铜器很可能是他们在逃亡途中，不堪辎重，仓促间临时埋藏在大凌河古道沿线的，希望日后复燕时还能够带回去。
▲大凌河流域示意图，大凌河古道即是沿着大凌河两岸的山川孔道而形成的。（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随着燕国的灭亡，这件匽侯盂的“来路”已无法确认，但它与其他窖藏于辽宁的青铜器一起，已成为数千年前“燕人北迁”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原文化在东北传播的重要线索和见证。
03
青铜文化映东北，铸就文明传万古
青铜器在中国古代不仅是统治者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更被誉为“国之重器”。
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的青铜器发展出了独特的地域特色。这些特色既体现了当地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和文化传统，也展示了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与互动。
青铜剑作为早期历史上的重要兵器，凝聚了当时条件下最尖端的生产技术，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科技和文化水平。
提起青铜剑，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这把剑不仅是春秋霸主勾践的“王者之剑”，也是中原青铜剑的代表。
▲越王勾践剑。（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其实，沈阳曾经也有过繁荣的青铜文化。1958年，沈阳市于洪区杨士乡郑家洼子村，一次出土了包括青铜短剑在内的27件青铜器，令考古界震惊不已。
随后的几年内，考古人员相继在周边发掘了十余座墓葬。其中的6512号墓，是目前东北出土短剑的墓葬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是一处以青铜短剑为典型特点的地方青铜文化。
▲辽宁沈阳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东北系青铜短剑初现于西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与中原系、西北系青铜短剑有很大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剑柄与剑身一般不连铸，而是互相插接，剑身呈曲刃琵琶形。为了增强锋刺力度，剑柄处还常配有石质、铁矿石、青铜质地以及陶制的加重器，形成独特的剑型风格。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文化类型在东北地区青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代表了沈阳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水平，将本地区的青铜文化推向新的顶峰。
▲沈阳地区的“郑家洼子类型”铜剑。（图片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在东北中部兴起的西团山文化也与中原文化交流密切，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包括短剑、矛、刀、斧、徽、泡、镜等，其中曲刃矛、网纹扇面斧、穿孔连柄刀等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
长蛇山遗址是西团山文化中的一处典型遗址，其墓葬出土的尖叶形铜矛显然是仿照春秋战国的同类器物形制制造，或从中原交换而来的。
▲吉林市长蛇山墓葬出土的尖叶形铜矛。（图片来源：张锡瑛著《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
西团山文化中的冶铜技术和青铜制造业，是在商周时期中原发达的青铜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东北青铜文化在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长期交流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结构体系。这种交流不仅限于物质层面，还包括技术和思想的相互借鉴，从内容和形式上反映了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进程，推动了当地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同时，东北青铜文化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增添了独特的色彩，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成为连接古代东北与中原、乃至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孙守朋，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陈思宇，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投稿邮箱：daozhonghua@163.com
历史上精通骑射的东北锡伯族为何会成建制地出现在万里之外的新疆?
2100年前穿越而来的金色麦浪有多美
朔方，在何方？
点个“在看”，你最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