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有敌对势力将把新疆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新疆各宗教的中国化描述成“被同化”，但如果仔细观察新疆宗教历史，就会发现，这完全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表现。
众所周知，处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枢纽地带的新疆，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与中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中亚、印度次大陆乃至西亚、欧洲等地有了相当频繁的交流。其中，新疆与中原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
01
鸠摩罗什译经传播，印证中原佛教反哺西域
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古代西域深受佛教影响固然不假，但是过分夸大印度佛教的影响，有意忽视汉传佛教的回流与中原西域文化的频繁交流却是有失偏颇的。
历史上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融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处于西域东大门的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就有中原人往来。
公元2世纪时，中原地区有了规模性的译经活动，这些经典有的传到了高昌，但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到了公元3世纪，中原地区洛阳等地教团与西域之间联系密切，汉传佛教也在这个时期回流到了高昌。
以东晋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343—413年）为观察对象，我们可以发现新疆与中原宗教文化交流的路径。
据现存经名题记或其内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判定属于鸠摩罗什翻译（含合译）的高昌出土佛经约数十件，以《法华经》为最多，且这些抄件以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年）为多。
通过将这些写本与《中华大藏经》对勘，可以看出鸠摩罗什的译本从中原传入西域的速度很快。
此外，在整个西域出土的梵汉文佛经中，也是《法华经》的数量最多，其中汉译鸠摩罗什本写卷约1000余号，而在敦煌也有200余号鸠摩罗什写本出土，敦煌现存的60余幅《法华经》经变画也是根据鸠摩罗什本绘制。
鸠摩罗什的汉文译本在西域传播，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原文化以佛教典籍为媒介与西域文化交融的史实。
02
莫尔寺遗址考古，实证中原与西域密切联系
位于喀什市疏勒县莫尔村东北4.5公里处的莫尔寺遗址，既有印度佛教传统，也有当地特色，还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是三者在中国西部地区深度融合的重要例证。
喀什地区博物馆藏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集的出自莫尔寺遗址的佛头残件，这种佛头的造型与北魏时期的造像风格相近。
自北魏太武帝之后，北魏佛教复兴。西域地区重要的佛教地区如鄯善、龟兹、疏勒和于阗等，都和北魏有较密切的关系，故而流行于北魏的佛教造像才有可能流传到莫尔寺遗址所在区域。因此可以说，莫尔寺考古成果佐证了中华文化与新疆文化的密切联系。
▲莫尔寺遗址全景。远处为覆钵式塔，近处为大佛殿和僧舍建筑基址。（图片来源：文博中国）
高昌回鹘时期及其后，回鹘佛教徒利用中原地区的印刷技术大量印刷刻本佛教文献，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这期间印刷的佛经数量大、种类多，这些佛经和佛教本生故事基本上都是属于汉传佛教系统的。
回鹘文本佛经印刷地点主要在元朝的大都、上都以及敦煌等地，其中有些佛经中间夹写有汉字，甚至页码全部用汉字表示。
如一件《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经的第九页刻有刻工“王五”的名字，还有的刻有“陈宁刊”等字样。很显然，当时有汉族人帮助刻印回鹘文佛经。
1981年，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了超过1000件文书，其中大部分是汉文佛经，可以看出这些佛经文本来源于中原各地而集中在高昌地区，说明直到12世纪时高昌回鹘仍从中原引进许多雕版印制的汉文《大藏经》。
直到公元14世纪，不少碑文石刻仍然是汉—回鹘文合璧式的，且汉文一般都在正面。如刻于1326年的《重修文殊寺碑》，刻于1334年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刻于1361年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等。
03
世界宗教发展证明，宗教本土化是一般规律
世界各大主流宗教之所以能广为传播，其首要条件在于它们皆能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和社会境遇，并且实现了本土化、在地化。
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惊人发现之一的《死海古卷》中，大多数使用的是标准的“犹太”文字，与今天的现代希伯来语相近。但其中还包括许多亚兰语和希腊语抄本，以及一些阿拉伯语抄本和少量的拉丁语残片。
由此可知，基督教在形成过程中超越了犹太教信仰的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性，扩散至希腊语世界。这一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证明，若无基督教的本土化、在地化、希腊化，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便不可能兴起。
由此可见，把新疆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描述成“被同化”，这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也是对世界宗教的无知。
新疆不仅有佛教的本土化，也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本土化。这是世界宗教演变史的一般规律。
（作者简介：彭无情，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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