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等经典书写的皋陶形象中汲取政治智慧

传说中的皋陶，生活在唐尧、虞舜、夏禹的时代，是华夏部落的首领，做过尧帝的“理官”，辅佐过尧舜禹三代帝王。

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皋陶成为掌管国家刑法的“士师”，他既铁面无私又公道公正，在推动以礼法治理社会方面卓有成效——“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是对他公正执法的评价。

作为上古时代的政治家，皋陶推行舜帝的德政勤勉躬行、广施恩德，使“黎民怀之”；他发明的耒耜发展了农业，他制作的“皋鼓”推进了礼乐文化，受到百姓爱戴；他协助“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大禹治水，“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有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

皋陶卒后，大禹念其功德，将他安葬在皖西六安，封其后裔于此地世代繁衍。皖西地区考古出土的图腾凤鸟玉璧，能实证皋陶部落的存在，皋陶文化以此为圆心，在这里繁兴。

▲安徽六安古皋陶墓。（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皋陶既是治国理政的能臣、德高望重的贤达，更是创造了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的思想家和创立了法治制度的法学家。

皋陶的思想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德治”与“法治”的思想。皋陶主张“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他的“德治”，主要指以德治国、以德化民，君王推行德政，百姓提高素养，做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他的“法治”，主要指以法治世，并制定“象刑”“五刑”等刑罚制度。

“象刑”是象征性刑罚，目的在于警醒，“五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目的在于惩诫。他制订了传说中我国的第一部法律《狱典》，认为制订刑罚制度，是为了百姓不受刑罚而走正道；他倡导形成了有法可循、于法周延（即系统要完整无遗漏），于事简便、重在执法的法律体系雏形。

流传甚久的“皋陶制典”“獬豸断狱”等故事，体现了皋陶对法治精神、法治理论、法治实践的理解，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司法鼻祖”。

▲汉魏·《皋陶治狱图》画像石。（图片来源：中国政法大学中华法制文明虚拟博物馆）

二是关于以民为本的思想。皋陶主张“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惩罚不延及后代，赏赐要惠及子孙；“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在罪行轻重、功劳大小有不能确定的地方，罚罪宜从轻，赏功宜从重。皋陶赞赏政德观，即有爱民的品德才会让百姓感到亲近。

皋陶认为，治政的关键“在知人，在安民”，强调“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明刑弼教、以化万民，提出既要治民、管民、驭民，又要安民、爱民、惠民；强调“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提出要关注民生、听取民意。这一理念成为儒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的源起。

三是关于德政的思想。皋陶主张用系统的道德理念约束人的行为，用完备的礼仪制度规范社会秩序，从德行中引申出仁政，从礼制中提炼出法治。

他主张官员要有政德，提出“为官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强调以此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和为官从政的准则；当官者则以“三德”“六德”“九德”来约束自己，臣下当“思日赞赞襄哉”“思日孜孜”地履行职责。

▲安徽六安市皋陶五礼园展厅内的雕塑。

四是关于建立有序社会的思想。皋陶力举“德政法治、修身安民”政策，推动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的治世方略，建立了上古时代中国社会最早的纲纪，划定了古代社会最初的伦常关系和等级制度，规整了部落秩序，规范了社会关系，形成了新的联盟制度和文化形态，使先进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是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皋陶主张“敬授民时”，强调“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这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滥觞。

皋陶赞同并协助推动大禹“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改堵为疏的治水策略，以及播种百谷、发展商贸的政策，提出遵从“天秩”“天叙”“天意”“天命”等天道与自然的理念。这是中国先哲对自然规律、社会运动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上古时期朴素唯物思想的萌芽。

皋陶生活在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时代，面对“万国”争扰、信仰纷繁，苍生无范、蒙昧混沌，皋陶的“治政”思想起到了启蒙和肇始作用，为构建国家形态、形成社会观念，融合夷夏关系、形成华夏民族，奠定了原始的、最初的基础。他对政治文化的开拓性贡献，对司法制度的奠基性贡献，深刻地影响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治国方略。

在纷争中追求和平，在大乱中寻求大治，在民瘼中谋求民生，在无序中探求有序，成为历朝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的志向和抱负。

▲皋陶雕像。

以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皋陶是中国上古时期政治文化的拓荒人，创造了中国上古到先秦时期政治文化史上的诸多第一。

从实践层面看，他是古代社会秩序拨乱为正最早的规顺者、社会阶层等级最早的建立者、以法治世方略最早的实施者；从理论层面看，皋陶是古代“德法结合”思想的首倡者、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开源者，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首创者。由皋陶发起和推动的社会改革，是中华古代经典记载中最早的政治事件，影响了中国历史四千多年。

因此，皋陶受到有史以来持续的赞誉，是历史上唯一被誉为“圣臣”的贤人；后世君王、学人把皋陶与尧、舜、禹并列，称为“上古四圣”。

▲尧、舜、禹形象图。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这是孔子说的；“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这是孟子说的；“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这是墨子说的；“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这是荀子说的；“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这是屈原说的，意思君臣之间要像夏禹与皋陶、商汤与伊尹那样同心同德，才能和谐一致、共襄盛举；东汉思想家王充将皋陶与三皇五帝、孔子，并称为“人之圣也”。

皋陶的思想在夏商周时期被发扬光大，被先秦诸子和两汉名家推崇备至，尤其是被孔子继承。孔子在编纂、修订、整理《尚书》等经典的过程中，创立的儒家理论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治国的基础理论。

先秦时期的《尚书》《诗经》《墨子》《孟子》《荀子》《竹书纪年》《左传》《战国策》，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王充的《论衡》，东汉的佛家经典《牟子理惑论》，南北朝时期的《后汉书》等古籍经典，记载或阐释了皋陶关于治国理政的理念。皋陶的思想，堪称中华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皋陶思想中的德治、法治、民本、德政、四时等观念，所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君臣观、政德观，民生观、人才观，以及认识论、方法论等，属于今天的“领导科学”和“领导力研究”的范畴。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古老智慧，对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提高领导力，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在景山上拍摄的北京故宫。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这是对经典中的思想、思想里的经典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包括皋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想，如德治结合、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民惟邦本、重民爱民、安民惠民的民本理念，天序有典、天秩有礼、达于上下的伦常理念，天下一家、万邦咸宁、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恭行天理、遵从天时、敬授民时的天人理念，兢兢业业、协恭和衷、率作兴事的为政理念，一路走来，不断丰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治国理政的思想，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第二个结合”必须珍重的成果。

▲游客在北京市天坛公园参观游览。（图片来源：新华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文化主体性的强大建设者和坚守者。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来完成，它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显著特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崇高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特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突出特征。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只有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才有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这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大的底气。

经典不朽，智慧长存。珍视中华典籍，读懂文化经典，汲取政治智慧，让思想的光芒照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