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指南》与伊儒会通

文摘   2024-12-15 08:30   北京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中这句简洁的比喻,传达出知足常乐、不贪不婪的人生智慧。


康熙八年(1669年)春,一位青年从家乡云南跋山涉水来到北京,他以《庄子》中的典故为自己的居所命名“一枝楼”,以此清晰而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生活哲学和人生志向。


这位青年便是马注,清初著名伊斯兰学者,后与王岱舆、马德新、刘智并称,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经学家及译著家”


此时的马注正值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其所著《经权集》凝结了其儒学成果,“自谓修齐治平,得其至理”。


熟谙儒家经典的马注在北京得到了安亲王岳乐的赏识,受聘在宗人府讲学,因其学识渊博,门徒日盛。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大学》。《大学》讲“大学之道”,论述如何成就崇高德性和人格,怎样成为经国济世的人才。(图片来源:光明网)


当时伊斯兰教的传承多以经堂语讲授,教义无法被教外人士所了解。


据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皇帝在蠡城(今河北境内)打猎,登上了清真阁,看到那里放着伊斯兰教的经书,想要了解其内容,就召寺中能讲者来,然而“蠡人无有应诏者”。来的人也只会用阿拉伯语诵读经文,而无法用汉文阐释教义。


这件事对马注的影响非常大,使他更加发奋研习伊斯兰教典籍。同时,废寝忘食地将自己的心力投入到《清真指南》的撰写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真指南》初稿完成。

▲马注《清真指南》书影。(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史话保山网”)


《清真指南》成书后,马注开始了多年奔波的献书旅程。


他多次上疏献书,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呈送康熙皇帝御览,但书稿得到众多学者研读和抄录,马注也虚心接受众人的意见,多次增删修订《清真指南》,使其日臻完善。


▲康熙皇帝画像。(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伊斯兰教义中很多观点与儒家相合,经过马注的阐释让更多人易于理解。


在书中,马注用汉文介绍了伊斯兰教教义、教理和教规,并将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社会道德融为一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伦理思想,推进了“伊儒会通”的广度和深度。


书中所推崇的仁爱、明德、善念、人伦等理念,既是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共同倡导的理念,也是马注在《清真指南》中“伊儒会通”的具体实践。 


仁爱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马注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慈爱信条结合,认为“儒书修齐治平之要道,惟‘仁与不仁’四字是登天入狱之根。仁则为君子,不仁则为小人”,并给出践行仁爱的具体措施。


马注将践行仁爱分为由己及人的四个层次,直至达到天人合一、普慈天下的境界。


▲明版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局部之“问礼老聃”:孔子和南宫敬叔一齐到周地,去向老子问礼请教。(图片来源:孔子博物馆官网)


明德


明德也是儒家探讨的重要概念之一。马注在《清真指南》中依据《中庸》和宋明理学阐释了“明德”的涵义、来源和作用,并继承了王岱舆将伊斯兰教核心概念“伊玛尼(信仰)”解释为“天命之明德”的观点,认为“火光乃本有,不钻不磨则不可得矣”,即明德虽是人先天所具有的,但仍需一番钻磨工夫方可获得。


马注强调“求学“认己”在“明明德”中的重要性。在这一观点的阐释中,不仅让人们了解到儒家和伊斯兰教的相似之处,更与佛教所言“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执着妄想不能证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版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局部之“退修诗书”:鲁定公时,季孙氏僭越公室,孔子看不惯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不求做官,专心修诗书、定礼乐。(图片来源:孔子博物馆官网)


善念


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强调祛恶扬善,一切善功全凭举意。善良无我的发心是信仰者功德圆满的必要条件。《清真指南》中提到,“至于福祸无门,惟人自招,所以,一念之善,遇难成祥;一念之恶,变吉为凶”


与儒家“劝人行善、止人作恶”的理念极为贴近,成为能够对话的重要共识之一,也是古今中外所倡导的基本观点。


▲明版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局部之“临河而返”:孔子在卫国得不到重用,想到晋国去见赵简子,到黄河边上听说晋国杀了贤大夫窦鸣犊、舜华,他临河叹息,认为 “君子讳伤其类”,便返归卫国。(图片来源:孔子博物馆官网)


人伦


孔子提出“不知生,焉知死”,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马注在以儒释经中,也强调“忠”“孝”的重要性,认为:“子孝臣忠,妇从仆顺,虽功课短少,终属天堂。若子不孝,臣不忠,妇不从,仆不顺,虽功课勤劳,终归地狱”。


▲明版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局部之“西狩获麟”:鲁国人猎死一头异兽,孔子认为是仁兽麒麟,天下有道才会出现。现在天下无道,麒麟出而被杀,孔子感叹“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了鲁国史书《春秋》的编写。(图片来源:孔子博物馆官网)


马注秉持“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无论是信仰的根基、伦理道德的规范,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都体现了对天道的敬畏和遵循。


从对儒家思想的洞悉,到对伊斯兰文化的钻研,再到认识到二者“教异而理同也”,马注将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与本土主流的儒家文化相融合,推动了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马注的《清真指南》一书,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清真指南》不仅成为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桥梁,更是两种文明相遇与融合的结晶。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马文娟,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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