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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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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貌：上市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2024年中期概览
1.1、前瞻指标或反映银行不良新生成压力仍存
上市银行不良率保持平稳。2024H1上市银行不良率为1.25%，环比Q1持平；不良额环比增长1.07%，增速较Q1放缓2.53pct。不良指标平稳，一方面贷款规模增长稀释不良率；但同时也需关注不良额仍在增加，或反映当下上市银行不良生成仍存压力。分类型看，城商行不良率环比Q1持平，国有行、股份行、农商行环比分别下降/上升/下降1bp。此外，江浙区域农商行资产质量持续优异，不良率整体低于1%。
逾期率、关注率前瞻指标边际上行。2024H1上市银行逾期率为1.40%，较2023年末上升11bp至1.29%，国有、股份、城商、农商行分别上行9bp、15bp、12bp和3bp。结合农商行90天以内逾期贷款增速较2023年大幅下降10.66pct至8.87%来看，我们认为农商行2024H1逾期指标异常，主要源于2023年末数据受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而形成高基数，故逾期指标变动对农商行资产质量前瞻判断或失真。关注率方面，国有行外其余类型银行关注率仍有不同幅度上升。
1.2、资产质量承压下，部分银行不良贷款认定有所放松
结合90天以上逾期/不良指标，商业银行过往不良认定已充分。90天以上逾期/不良（亦称作90天以上逾期贷款偏离度）越小，意味着非90天以上逾期纳入不良的比率越多，即风险分类更加严格，不良的认定标准更高。原银保监会在2020年工作会议中提到“2019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已全部纳入不良资产管理”，上市银行90天以上逾期/不良亦均小于100%，故2019年起上市银行已将90天以上逾期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管理。
2024H1部分银行90天以上逾期贷款偏离度超100%，不良认定有所放松。绝对水平看，国有行逾期贷款偏离度处于较低水平，股份和城商行持续处高位，未来加强不良认定仍有较大空间；边际看，2024H1各类行90以上逾期/不良普遍上升，部分银行2024H1读数超100%，亦反映在不良暴露承压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应对不良率上升的压力，或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有所放松，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未纳入不良贷款管理。
1.3、已减值贷款与不良贷款认定标准仍待统一
股份行已减值贷款率向不良率收敛，城、农商行扩大。《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已减值金融资产应纳入不良，2024H1上市银行已减值贷款率为1.31%，高于不良率5bp，边际保持平稳，但结构看各类行呈现不同趋势：第一、国有行对不良与减值贷款的认定标准始终一致，二者相差始终为零；第二、股份行已减值贷款率向不良率收敛，2023年末股份行已减值贷款率偏离不良水平最高，当时将减值纳入不良的压力最大，而2024H1股份行已减值贷款率下降3bp，与不良率偏离幅度下降1bp，已呈边际收敛趋势，但若要在过渡期内完成口径统一，今明两年偏离幅度需大幅收敛；第三、城、农商行已减值贷款率进一步偏离不良率，2024H1城、农商行已减值贷款率较不良率偏离幅度较2023年末分别扩大6bp和3bp，但形成偏离的主要原因来自个别银行已减值贷款率的大幅上升，剔除个别银行影响，城、农商行整体水平仍保持稳定。
个别城、农商行对不良与减值的二者认定标准仍待统一。会计准则对已减值贷款的定义与监管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认定逻辑上存在区别，主要差异在于：风险五级分类中不良贷款的认定基于已发生损失模型，而已发生信用减值贷款的认定基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但2023年《办法》的实施明确了已减值金融资产应纳入不良资产管理，因此2024H1个别城、农商行已减值贷款率大幅提高而不良率保持平稳，或为当前资产质量承压下未将减值调入不良的阶段性考虑，但未来随着认定标准的统一，这些银行或面临减值贷款归入不良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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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上市银行各类贷款资产质量压力观测
2.1、对公、零售贷款资产质量走势分化
上市银行对公不良率呈改善趋势，零售不良率持续反弹。2024H1样本银行对公不良率为1.42%，绝对水平高于全部贷款不良率，但不良水平呈下行趋势，较2023年末下降10bp，其中国有行对公不良水平持续高于股份行。2024H1样本银行零售不良率为1.00%，不良水平自2021年已持续上升32bp，股份行零售不良水平持续高于国有行。
2.2、上市银行对公资产质量整体改善
2.2.1、偏弱的高频数据下，上市银行对公资产质量修复
高频数据反映工业营收缓慢恢复，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工业企业营收增速从2021年起呈下行趋势，自2023年防疫政策转变后缓慢恢复，2024年内仍呈慢修复态势。但企业所得税增速仍处负区间，或主要源于服务业经营压力。服务业中，房地产行业在央行于5月集中发布房地产新政策后，6-8月份开发投资及商品房销售增速仍处低位，尚未看到房地产行业整体回暖迹象。故我们认为当前大型对公企业经营并未呈现复苏态势，现金流尤其是房企销售回款压力仍持续。
弱复苏环境下，对公贷款资产质量整体改善。尽管当前对公企业经营状况仍承压力，但2024H1仅个别银行对公贷款不良率较2023年末略有上升，其余银行均有较大幅度改善。国有行中，邮储银行对公不良率环比略降1bp，其余国有行改善幅度均超10bp；股份行中，浦发、民生和华夏银行不良率降幅较明显；城、农商行中改善显著的为重庆、厦门、瑞丰及常熟银行。我们认为企业经营偏弱与对公信贷风险修复二者同时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受房地产、城投冲击影响，银行前期对公信贷风险政策趋紧，压降了许多存量风险客户，同时也限制了潜在风险客户的准入，降低了客户的平均违约率；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偏弱的过程中，对公企业尤其是央、国企等大型企业，抗击系统性风险能力较强，现金流虽边际承压但其体量仍旧雄厚，故资金仍可满足其正常经营活动及还本付息。
对公不良压力处于可控区间。2024H1，上市银行主要对公行业中，制造业、租赁及商务服务业不良率较2023年末整体改善，城、农商行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风险边际上升，个别股份行及城商行房地产业仍承压力。我们认为各家银行对于房地产风险暴露的节奏存在差异，部分银行前期暴露较充分，另一部分银行仍存处于风险暴露期的项目。随着时间推移，个别银行前期风险项目持续暴露或形成不良率上升压力，但由于各家行风险准入边际收紧，新项目生成不良较少，叠加对存量风险的持续处置，未来对公业务风险仍处于可控区间。
2.2.2、国股行房地产业务规模、占比提升，风险整体修复
对公房地产对资产质量冲击趋弱。2024H1上市银行对公房地产不良率较2023年末整体下降，部分股份行、城商行不良率边际改善超1.00pct。此外，我们观察到如下特点：第一、国股行房地产贷款规模、占比均上升，而城、农商行分化明显。国股行规模上升部分受经营性物业贷政策影响，我们曾在《上市银行涉房业务再审视：风险评估与情景测算》报告中提及，受年内经营性物业贷可用于置换存量债务的影响“全国性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规模在2024年或有所上升，但不应将其视作银行资产质量的压力”；第二、部分股份行、城商行不良额大幅减少，而国有行仅建行和中行不良额略降，其余均上升，这或源于国有行在市场化经营的同时亦承担支持实体经济的责任使命，例如向“三大工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白名单客户投放的贷款，部分或形成不良。而当前房企经营仍承压，房地产贷款由不良上迁的可能性较小，故推测房地产不良额大幅下降的银行主要源于其处置力度的加大。
未来房地产风险或仍存改善空间。一方面，9月底央行及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经营性物业贷可用于置换存量债务的政策延长至2026年，故房企将高息开发贷置换为低息经营性物业贷的时间更加充裕，现金流改善下，其违约风险亦降低；另一方面，尽管部分银行当前房地产存量风险仍未出清，在指标上体现为不良率上升。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家银行风险项目暴露程度将逐渐趋近，通过观测风险贷款暴露程度较高的银行房地产不良率走势（例如招商银行），叠加商业银行运用各自方式处置不良资产，我们认为房地产新生成的不良压力可逐步化解。
2.3、居民还款能力及意愿下降，零售信贷风险反弹
2.3.1、宏观环境边际影响居民消费、投资、还贷等行为
偏弱宏观环境引起的经济变化逐步向居民传导。第一、居民失业率水平高于长期均值。2018年以来城镇失业率均值约为5.6%，但在2022-2023年期间失业率水平高于均值，最高达6.0%，此外31个大城市失业水平更高。一方面，有效需求回落使得企业裁员节省开支；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小企业受停工停产影响经营压力加剧，部分企业破产裁员亦推升失业率。此外，失业率并不仅仅影响当期，部分居民尽管失业后又找到工作，但失业期间收入的损失，亦持续影响其后期支出行为。第二、居民人均收入-支出增速差由正转负。在失业率上升的环境下，企业缩减开支，居民收入下降，但支出端保持刚性，导致居民收入-支出增速呈现负值，该指标对居民的预期影响或大于当期支出决策。第三、居民借贷意愿降低。观察各部门的杠杆水平，2020年以后政府及企业部门杠杆率保持平稳增长，但居民部门加杠杆意愿趋缓，2024年6月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3.5%，较2020年末仅上升1.20%，同期政府及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幅度均超10%。杠杆率放缓反映了居民当前借贷的意愿边际下降，这一方面使银行个贷投放承压，另一方面存量信贷亦面临居民降低负债率而主动违约的风险。
零售业务风险普遍上升。受上述因素影响，2024H1仅个别银行零售资产质量略有改善，其余银行零售不良率均上升。国有行中，农行及邮储银行不良率上升幅度较小；股份行中浙商银行零售不良率环比下降，招行、兴业、平安零售不良压力相对小；个别城、农商行零售不良增幅明显，重庆、贵阳、苏州、厦门银行零售不良率环比上升均超30bp。
2.3.2、部分国股行信用卡不良率或持续上升
信用卡不良率在零售贷款中最高。国股行信用卡贷款总量及占比均高，且信用卡贷款具有金额小、客群分散的特点，因此易产生逾期，致使信用卡不良率在各类零售贷款中最高。2024H1部分国有行信用卡风险边际上升，工行、交行信用卡不良上升幅度均超40bp，而农行和邮储相对稳定，中行大幅改善。股份行中，招行仍维持较低的信用卡不良率，且边际变化平稳，浦发、民生信用卡压力加剧。我们认为信用卡不良上升体现了居民还款能力及意愿均有所下行，若未来居民收入端修复缓慢，则国股份行信用卡资产质量将持续承压。
信用卡资产质量企稳需待客群质量整体改善。国股行信用卡贷款总量及占比均高，在经济增速较快零售业务发展迅速时，部分银行追求信用卡业务规模及贷款市场份额，向部分较高风险的客户发卡放贷，这部分客群成为当前信用卡业务资产质量压力的主要来源。2022年原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第一、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对已办理分期的资金余额再次办理分期；第二、现金分期额度不得超5万元，期限不得超过2年。由于信用卡套利客户具有上述需求，故通知发布后部分银行对存量套利客户持续压降，例如股份行信用卡贷款规模持续下降。而随着两年过渡期的结束，整改完成后剩余风险将在今年集中体现，故2023年末及2024H国股行信用卡不良普遍上升，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贷款占比年内亦上升。我们认为，除宏观环境影响之外，监管政策对金融机构行为的影响会造成银行获客行为的变化，从而影响其客群质量。个别银行当前信用卡不良率高企，但随着粗犷获客模式的转变，存量客户风险持续压降，未来或将看到信用卡风险企稳。
2.3.3、个人经营贷置换按揭行为放缓，不良差异源于客群基础
个人经营贷隐含风险受基础客群影响。2024H1上市银行个人经营贷不良变化分化明显，部分银行风险略有降低，但另一部分银行，例如建设银行、重庆银行、苏州银行，经营贷不良环比分别上升61 bp、95 bp和76bp，上升幅度较大。我们认为不同银行经营贷潜在风险大小取决于客群基础，具有真实经营需求的偿贷客户，其还款能力及意愿显著强于以经营贷置换存量按揭的客户。故需关注部分城、农商行，其面临国有行普惠金融业务竞争时，或存在风险偏好上升，客户进一步下沉，而忽视信贷用途真实性的风险。受制于数据有限，仅通过经营贷不良率指标的变化，难以得出某一类银行经营贷风险高或低的结论，例如农商行中专营经营贷的常熟银行不良率上升13bp，而国有行中农业银行仅上升4bp，但建设业银行大幅上升61bp。故我们认为，个人经营贷风险研判仍需结合各类行客群基础：一方面，城、农商行深耕县域，农户抗击风险能力相对较弱，更易受到市场环境影响（例如农产品价格波动），故城、农商行个人经营贷整体不良水平高于国股行；另一方面，2020和2021年投放的经营贷将逐渐到期，部分城、农商行当时投放经营贷规模较大，部分客户或存在套用经营贷置换按揭风险，我们在《上市银行涉房业务再审视：风险评估与情景测算》报告中测算，假设2019及2020两年新投放的个人经营贷以一定比例于今年形成不良，则农商行不良率抬升幅度最高，源于城、农商行客群集中于小微及个体工商户，客群基础提供了个人经营贷投放的广阔空间，同时也产生经营贷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居民经营贷置换按揭行为或减少。短期个人经营贷增速高峰位于2024Q1，中长期位于2023H1，随后增速出现明显回落，或体现居民以经营贷置换按揭行为的减弱。一方面对于新购房者，由于央行5月份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进行了调整，随后主要城市均放款了首套及二套房的利率政策下限，致使新购房者通过置换的套利空间缩窄，抑制经营贷套利需求；另一方面对于存量购房客户，由于各类资产收益率的下行，当前置换按揭的性价比低于提前还贷，故在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购房者倾向于提前偿还。随着央行9月份对存量按揭进行调降，我们预计通过经营贷置换按揭的行为将持续减少，未来经营贷增速或仍呈下降趋势。
2.3.4、存量按揭调降减少客户违约概率，按揭风险仍可控
按揭风险上升但仍可控。按揭属于商业银行优质资产，具有收益率高，风险低的特点。2024H1上市银行按揭不良整体上行，部分银行上升幅度超20bp，但我们认为按揭贷款风险仍处可控范围：第一、部分客户受房价下降影响产生断贷动机，但相比于消费贷及信用卡，按揭贷款抵押品充足，且当前不良率仍处低位；第二、政策端亦有加码空间，随着LPR锚定基准由MLF转变为OMO操作利率，央行于9月27日下调7天OMO操作利率20bp至1.50%，10月LPR跟随调降25bp（1年期及5年期均下调）创历史最大降幅，大幅缓解居民端还款压力。央行对利率的调整虽造成银行资产端收益率的下行，但同时也降低了客户违约形成损失的风险；第三、按揭不良率上升亦和居民提前还贷及按揭投放需求不足有关，银行受制于需求有限无法通过大量投放贷款来稀释不良率，故按揭不良指标压力有所上升，但整体风险水平未有显著变化。
存量按揭调降减少客户违约概率。“517”房地产新政推出后，北上深降低了新发放按揭利率的下限，广州取消下限，但仍未解决新老购房者存在房贷利差的矛盾。故9月份央行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进行改革，引导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贷款利率附近。参考各家行公告，对于新发放房贷利率未设置下限地区统一调整为LPR-30bp，北上深调整至加点利率下限水平（针对二套）。随着存量按揭利率的调降，过去高息客户还款压力得以缓解，客户违约风险边际降低，未来风险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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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信贷与非贷减值损失计提压力浅析
3.1、江苏区域农商行信贷拨备同比大幅多计提
上市银行贷款拨备指标保持平稳。2024H1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44.38%，环比上升0.98pct；拨贷比为3.05%，环比Q1持平，拨备指标较前期整体平稳，存量拨备依旧充足，抵御风险能力仍强。各类行中，城、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环比均下降，而国股行环比均上升。
拨备持续贡献盈利。2024H1上市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7.97%，较Q1降幅扩大4.15pct，营收承压的环境下，银行通常通过少提拨备的方式反哺盈利。
农商行信贷拨备计提压力上升。我们观察到，尽管减值损失同比整体下降，但贷款减值损失各类行分化明显，即国股行贷款减值损失同比仍少计提，但城、农商行信贷拨备计提比例上升。2024H1农商行贷款减值损失同比上升24.10%，在各类行中压力最大，同时，部分江苏区域农商行，贷款减值损失同比超100%。我们认为这主要源于国股行对公客群中大企业占比相对高，尤其是央、国企客户抗风险能力强；而城、农商行，客群集中于个人、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客户结构使其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抗击系统性风险能力弱，故农商行面临信贷拨备计提压力较大。
低利率环境下上市银行信用成本下降。首先我们观察到，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在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下，上市银行信用成本普遍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在当前预期信用损失法下，经济增速较快时商业银行计提减值损失比例较大，经济增速放缓时计提比例较小，故在偏弱的经济环境下利率水平与信用成本走势趋向于一致；另一方面，宏观环境变化致使企业经营承压，银行授信准入政策相对更加严格，在压降了存量风险客户同时亦限制了潜在风险客户的准入，该逆向选择过程起到了提升了客群质量的作用，降低了信用成本。
2024H1国有行信用成本压力来自分母，农商行来自分子。2024H1国有行信用成本较2023年上升11bp至0.71%，农商行上升18bp至0.85%，股份行及城商行边际均下降。尽管国有行及农商行信用成本均有压力，但我们认为其产生原因不同：国有行贷款减值损失同比仍少计提，信用成本上升或来源于规模端增速的放缓；而农商行贷款减值损失同比大幅多计提，风险尤其是零售业务风险持续暴露是其信用成本上升原因。
3.2、第三阶段拨贷比计提比例高的银行安全边际亦高
拨备计提比率上升源于计量区间及参数变化。第一、预期信用损失计量区间变长：处于第一阶段的贷款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预期损失计量区间为未来12个月，而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贷款预期损失计量区间拓展至剩余存续期。第二、违约概率及违约损失率上升：商业银行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拨备时，主要参数包括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等，风险阶段的下迁及计提比例的增加同步反映了参数的负面变化导致预期信用损失扩大。
第三阶段拨贷比反映拨备计提充分程度。银行第三阶段拨贷比的差异受计量参数的影响，第三拨贷比越高，银行计量时预期违约概率及违约损失率越高，尽管这意味着未来收回贷款可能性及收回比例越低，但同时也反映了银行对减值贷款拨备计提时，采用了更严格的参数，故拨备计提相对充分。部分银行第三阶段拨备计提比例限制高于可比行(例如2024H招商银行计提比例为86.44%，股份行平均为67.59%)，当贷款未来形成损失时，这些银行所需补计提比较较小，对盈利影响有限；当贷款风险降低，未来客户正常还款时，则多计提拨备均形成回拨，对盈利反哺幅度较大，故认为第三阶段拨贷比计提比例高的银行拥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3.3、资本新规对非贷拨备计提要求可能影响部分银行盈利水平
非贷资产中已减值金融投资占比较高。信贷资产以外，商业银行按预期信用损失法进行风险阶段划分的资产主要包括金融投资、同业资产，以及表外信用承诺三类，大部分银行无已减值信用承诺或同业资产，而已减值金融投资占比相对高。其中，国有行已减值金融投资占比接近零，或源于国有行利率债占比高；股份行占比普遍高于1%，部分银行超4%；已披露数据城、农商分化显著，但整体水平显著高于国有行。部分农商行无划分至已减值的金融投资，或源于这些银行执行金融投资风险分类与监管要求有差异，随着《办法》过渡期的临近，未来或存金融投资减值准备补计提压力。
新资本办法对非贷不良损失准备设置最低要求。旧资本管理办法中，贷款损失准备超过最低要求的部分可计入二级资本，而低于最低要求的部分形成损失准备缺口，抵扣核心一级资本。新资本管理办法中，将损失准备的口径由贷款拓展至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资产，故部分银行金融投资业务存在补计提拨备压力。
政策协同配套，非贷损失准备计提设置与《办法》一致的两年过渡期。《办法》明确已减值贷款需归入不良，同时设置了两年过渡期。新资本办法为了保持政策的一致性，故允许商业银行在两年过度期内逐渐将非贷拨备提升至最低要求水平，即对于非贷资产，第一年损失准备最低计提比例是不良资产的50%、第二年为75%，第三年开始为100%。
部分股份行金融投资补计提拨备压力较大。现阶段商业银行对于非贷资产不良与减值的认定仍存差异，无法具体获悉非贷不良资产情况。若用较宽口径的已减值金融投资替代不良金融投资，则2024H1上市银行金融投资拨备/已减值金融投资（即金融投资拨备覆盖率）为114.15%，整体超100%，但各类行计提情况差异较大。其中，国有行计提比例整体较高，投资拨备计提充分；城、农商行金融投资损失准备整体计提比例均超100%，但个别银行仍有补计提压力；股份行整体水平低于100%，仅招行、兴业和平安三家股份行金融投资损失准备计提重组，此外浦发与民生两家银行计提比例低于50%，在2024年内需补提至50%下限。若补提金融投资拨备，则将对盈利形成扰动；若拨备计提仍不充分，则会形成损失准备缺口，抵扣核心一级资本，静态测算部分银行若仍保持当前金融投资拨备覆盖率，则于2026年末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影响将超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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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关注零售业务风险可控、营收、盈利同步增长的国有行。绝对水平看，农业银行零售不良率为0.79%，在国有行中最低；同时公司零售资产质量边际变化平稳，经营贷、按揭及信用卡不良率边际上升均小于5bp，零售风险整体可控。此外在国有行业绩承压的环境下，农业银行营收盈利均正增长突显韧性。公司经营网点布局广，具有进一步下沉客群的基础，普惠金融、县域金融的优势持续推动公司规模和业绩增长。国有行中受益标的为农业银行。
关注安全边际高、存量风险有出清迹象的股份制银行。我们认为第三阶段拨贷比计提比例高的银行拥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源于贷款若形成损失则补计提拨备比例较小，贷款风险分类上迁则拨备回拨比例较大。股份行中招商银行第三阶段拨贷比为86.44%，远高于股份行平均水平。此外招商和中信银行零售不良率分别为0.90%和1.30%，为股份行最低，且边际上升幅度均有限。同时前者对公房地产不良率为5.15%，虽保持较高水平，但较2023年下降14bp，不良生成平稳；后者房地产不良2.30%，绝对水平处股份行低位。伴随存量地产风险出清以及对不良贷款的处置，未来涉房业务风险或持续下降。受益标的为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关注对公业务具有优势的城、农银行。城商行零售风险虽普遍上升，但对公资产质量仍持续改善，故对公业务具有优势的城商行可通过规模增长及拨备反哺来保持盈利增长；此外，农商行信贷拨备同比大幅多计提，但江阴银行拨备仍持续少提贡献业绩，源于公司个贷占比低，客群以对公客户为主，抗风险能力相对强，安全边际较高。受益标的为江苏银行、苏州银行、成都银行、江阴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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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9月制造业PMI环比虽有所回升，但连续5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高频数据仍反映有效需求处于修复阶段，但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仍在不断积累中，未来经济修复或仍需政策出台加持。若后续政策出台落地不及预期，则经济指标或仍有波动。
房价下降超预期。当前银行涉房业务风险集中在房地产对公贷款及以房地产为抵押的个人经营贷款，2024H1对公地产风险边际改善，但按揭及个人经营贷风险有所上升。未来若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行，则抵质押品价值下降，授信额度缩减或形成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海外经济不确定性外溢。海外主要经济体增长持续放缓，外需不足将对出口行业经营形成压力。此外美国9月非农就业大幅增长，失业率略有下降，就业市场向好或减弱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节奏与幅度，其货币政策的变化或对国内降息节奏产生影响。
团队介绍
刘呈祥
银行业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硕士，曾任职于民生银行总行、方正证券、西部证券，对于银行资产负债配置、流动性、资本管理、金融监管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紧跟行业动态，擅长从银行经营角度开展深度分析。
丁黄石
银行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本科，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招商银行总行、长安银行总行、中银国际证券，聚焦个股及银行资产质量方向研究。
朱晓云
银行业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西部证券。聚焦金融监管政策，商业银行经营研究，对银行资本管理、自营投资具有较为深入理解。
吴文鑫
银行业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金融学硕士，曾任职于西部证券，主要聚焦商业银行经营、行业监管政策以及银行理财动态等方面的研究。
证券研究报告：
对外发布时间：202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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