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难题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今年6月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民营经济的占比持续提升，对外贸出口的贡献尤为显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也表明，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良好。然而，对于广为流传的“56789”这一说法，其准确性尚存争议。通过数据追溯发现，部分统计或抽样结果可能与这一描述存在差异。例如，2012至2013年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数量的比重从79%提高到92%，这一变化与“56789”的表述存在一定矛盾。由此可见，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更精准地评估其对经济增长的多层次贡献仍需深入研究，而简单以“56789”概括，显然不够全面。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71.8万亿元，占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的一半左右，显示了民营经济融资规模的增长势头。同时，全国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0万亿元，本外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约为168万亿元。与民营经济相关的普惠金融发展同样取得重要进展，截至第三季度末，全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2万亿元。此前曾有研究表明，无论按G20标准还是IMF标准，我国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在全球已达到较高水准。这些成就说明我国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增强，但也引发了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民营经济融资难与融资贵的问题，是当前备受关注的议题。首先，需要明确这些问题究竟是普遍性现象，还是具有结构性特点。在经济下行周期与长期利率下行趋势的背景下，民营经济融资支持是否仍有更大提升空间值得探讨。同时，老龄化加剧导致自然利率下降，这一长期趋势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已显著提升，但运动式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曾带来一定风险，因此需要在政策设计中更注重量价结构等因素的平衡。

根据相关调研数据，不少企业对融资问题的感知已有所改善。例如，江苏一项问卷调查显示，54%的企业认为融资难问题不明显，68%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较低，多数享受3%-4%的贷款利率水平，甚至低于普惠信贷的全国平均利率。这些数据反映出，融资问题并非普遍存在，但具体企业的融资体验仍与其规模、行业及风险特征密切相关。

进一步分析民营企业融资现状，发现其内部分化显著。大型民营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融资成本较低。例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即使面临融资需求，也多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间接融资。而中小型民营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企业，其融资模式更为多元。例如，国内一家近期比较火爆的大模型技术企业，自去年成立以来，已完成多轮高额融资，这反映出资本市场对前沿科技型民营企业的高度认可。然而，对于其他领域的中小企业而言，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但其成因具有多样性。

针对融资中的歧视现象，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解析。一是主观上的歧视，即金融机构基于非经济因素对民营企业在交易定价中存在偏见。二是产权结构对金融支持的间接影响。即便金融机构主观上并无歧视，但客观的隐性约束（如贷款追责、审计要求）可能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产生负面作用。三是主客观都不存在歧视，但是确实可能存在行业风险溢价，即民营企业所在行业的风险特性使其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这种现象更多与风险管理策略有关，而非金融机构的主观选择。

其中，主观及客观因素超出了金融机构的控制范围，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对如何降低民营融资风险溢价的探索。因此，探讨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需要从整体政策环境和行业特点入手，分层次厘清问题根源，推动针对性的体制优化和政策完善。

民营经济在发展中面临着复杂的金融挑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问题的核心究竟是金融需求还是非金融需求。解决金融需求相对容易，但非金融需求往往更具挑战。例如，某省某县公安部门曾发布通知，鼓励举报中小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行为，以期改善当地营商环境。这一事件虽然是个案，却引发广泛舆论，表明企业发展中非金融需求的重要性。现实中，许多问题并非金融手段能够直接解决的，但当前社会对金融的期望却普遍过高，导致其他非金融需求被忽视或边缘化。这是探讨民营经济金融支持时需要厘清的首要问题。

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具体金融产品与企业经营生态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多数中小微民营企业而言，其问题核心并非单一的贷款或融资产品，而是更广泛的经营生态。这包括产业链布局的稳定性、专业化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市场空间的拓展。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单靠信贷或债券支持来解决。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中小微企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亟需综合性支持措施。

此外，融资需求与非融资需求的优先级需要重新审视。金融市场除提供资金支持外，其核心功能还包括支付结算、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例如，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够降低融资溢价，从而减少因风险补偿带来的融资异化。除非极少数金融机构主观上对民营企业存在偏见，否则通过改进风险管理手段，可大幅提升民营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和成本可控性。

规模需求与规格需求的权衡同样需要深思。从全球经验来看，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提升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和市场化环境。在当前条件下，我国间接融资仍是主力。与未来融资结构优化的需求相对应，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市场化、法制化”方向。从动态角度看，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求已从静态的单点需求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动态需求。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是典型案例，通过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能够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目标需要围绕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层面，支持民营经济不仅仅是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更重要的是提升经济规模、效率和结构质量。例如，支持民营企业是否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政策评估的重要依据。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强调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需要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目标更紧密结合，尤其是在当前宏观政策逐步向就业优先倾斜的背景下。

微观层面，金融支持的对象需要具体化，不同企业类型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大型民营企业通常具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但其债务风险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例如，过去恒大和海航两家头部民营企业的债务危机，不仅对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影响，也暴露了大型民营企业治理中的深层问题。相比之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更多集中在运营资金和创新发展支持上，金融资源需要更加精准地向这部分企业倾斜。同时，民营企业所在产业的不同也影响了金融支持的实施效果，金融政策应根据产业类别与结构差异进行细化设计，而非泛泛讨论所有民营企业的通用支持路径。

在优化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路径上，需要结合实际需求，注重政策的针对性与系统性。从行业视角来看，支持重点应放在科技型企业、绿色经济相关企业以及普惠金融领域、养老相关的中小企业。例如，养老金融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其涵盖了养老服务、养老设施和养老企业的多个层面，其中大多都是民营经济主体。目前，这一领域普遍面临从土地供应到设施建设的全面支持不足，需要金融政策予以补足。通过精准支持这类产业，可以有效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重要机遇。数字金融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降本增效，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需要强调的是，数字金融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民营经济，其普惠性优势能够使所有市场主体受益。因此，与其单独讨论民营经济的特殊性，不如通过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促进整个经济的提质增效。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长远效果取决于金融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建设。信用体系建设、数据要素管理和制度保障等领域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时，由于企业本身风险较高，传统信用评价机制难以适用。如何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如科技保险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曾有研究发现，科技保险产品因无法充分利用大数定律来确定风险概率，而面临设计与开发难题。这说明，如果能在风险评估和信用体系建设上实现突破，金融支持大量民营科技企业时，效能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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