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辉：中国养老金融—长周期、大市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养老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做好的金融大文章之一。国务院最近发布的“保险新10条”对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提升健康保险服务保障水平、健全普惠保险体系、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养老金融属于双向延伸的金融业务，可以成为一个超大群体、超长周期、超级规模的金融市场，需要高度重视。截止2023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97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约为21.1%，预计10年之后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在30%左右。目前约3亿国人、10年后约4亿国人退休，退休前有10-20年的养老金融培育期，退休后有近20年的养老金融延续期。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约10.5亿，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约13.5亿。但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养老金融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覆盖面小。

养老服务应该形成一个多层次、广覆盖的体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23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比上一年增长了6.1%，按照全国人口五个等份来分组，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5055元，中间偏上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0220元，中间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32195元，中间偏下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422元，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9215元。高收入组是低收入组的10.32倍、中间偏低收入组的4.65倍。

这说明高收入群体可以获得跟家庭金融资产和支付能力相匹配的老龄生活和护理医疗等服务，而面对中间偏上和中间收入群体的中端养老服务现在远远不足，而且面向中间偏低和低收入群体的普惠性养老服务更是欠缺。不同家庭的财富积累、收入水平、支付能力和消费结构各不相同，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医疗水平、房地产价格和物价指数各不相同。因此，应该构建一个多层次、广覆盖、惠及人民大众的养老服务体系。

一是高端养老服务。高端的金融机构有条件吸纳与高端养老服务挂钩的个人金融投资，运营成熟、区位良好的高端养老社区有条件吸引中长期的金融资本进行投资。加上政府给予一定的土地和税收优惠，这样就可以形成可持续的高端养老服务和养老金融的商业模式。

二是中端养老服务。多数中端养老服务经营者并不具备吸纳个人投资所需的金融资质。金融机构投资者对中端养老社区投资偏于审慎，即使在土地和税费上给予支持，总体来看尚未形成可普及的中端养老服务和养老金融模式。由于中端养老金融依赖的养老资产需要的是长期且低成本的资源配置。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中端养老资产的建设，尝试建立政府投资资金、风险投资、保险投资以及银行信贷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降低商业性投融资的风险，实现可预期的商业性投融资收益。

三是普惠性养老服务。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现了社会成员相互扶持的理念，建立了互助共济的缴费制度，这是普惠性养老服务、普惠性养老金融的基础制度保障之一。截至2023年，全国长期护理险的城市有49个，保险的定点服务机构8000多个，参保人数高达1.83亿，然而实际接受护理人数相对较少，仅为134万。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照护服务尚未形成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是长期护理险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在上海和广州，它甚至是唯一的资金来源。进一步分析计算发现，目前尚有结余的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只能短期扶助长期护理险，长此以往可能加速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赤字，难以保障长期护理险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发展养老金融，更加注重为中端养老服务和普惠性养老服务提供市场化、可持续的金融资源，与政策性养老资源相辅相成，是全局性的任务。一是完善养老金融的产品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和跨期财务规划需求，提供覆盖广泛、公平可得、保费合理、保障有效的保险服务，特别是加快发展商业保险年金和商业养老金业务，加快开发适应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新产品和专属产品，加快拓展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险保障供给。二是引入公益慈善。三中全会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应该考虑将公益慈善引入普惠性养老服务和养老金融，扩展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渠道，助力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对企业和个人捐赠资金用于资助养老服务的，给予税前抵扣。

我国依托互联网经济超越式发展堆积的信息资源，在市场交易和公民行为领域具有全球领先的数据优势。宏观层面，海量的市场交易和公民行为数据是数据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养老金融数字化创新的宝贵资源。微观层面，不同金融机构占有数据数的数量、质量及挖掘数据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养老金融业务的实际能力。

然而，我国存在公共数据行政分割、非公共数据流通不畅等问题，影响了数据价值的深度开发。如何构建一个更为高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当前数据价格未能充分反映其实际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最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了内容生产方式和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从文本交互到文本、视觉、音频多模态组合的感知、学习和交互的能力。人工智能+大数据，将进一步推进包括养老金融在内的智能化数字金融创新。

（一）打破数据壁垒

促进公共数据脱敏和开放共享，推动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的确权和共同使用。在此过程中，注重推动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与此同时，加快推进非公共数据按市场化方式“共同使用、共享收益”的新模式，支持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交通物流企业、数据分析加工企业、征信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数据大户”建立市场化的数据分享机制，为养老金融提供数据支持。

（二）推动行业级和企业级垂直模型融合发展

同一金融领域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管理的需求大同小异。用海量数据预训练行业级垂直模型并持续调优，再根据不同需求调适差异化应用，定制不同金融机构的企业级垂直模型，可以有效降低模型开发的边际成本，同时扩展模型的应用范围。在养老金融领域，采用行业级和企业级垂直模型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同时选择适当的商业模式，有利于实现高效率、低投入、个性化的创新需求。

（三）全面提升养老金融的智能化水平

包括建立智能化的服务管理系统，建立财富管理AI助理，建议资产负债管理引擎，以及建立AI产品开发系统等等。

（四）加强家庭传承的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赋予养老金融保值增值、财富传承等重要角色。与国际领先机构相比，我国在家族传承财富管理方面做的比较薄弱，需要大力拓展家族传承的财富管理，扩展养老金融功能：一是优化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规划，二是优化家庭和家族的财富传承规划，三是优化家族和企业的财富再创造规划。

（五）尝试多模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

一是实现人机交互高拟真的人性化。解决机器服务冰冷的问题，探索养老服务数字人。二是实现非结构化数据处理高效率的精确性。应用多模态技术的人工智能工具核准健康评估，在养老金融的服务前台和运营管理中后台对各种票据、合同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真实性审核和自动化录入。

长周期、大众化的养老金融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重大变革，必须完善专业化的养老金融制度保障。

（一）建立集约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构建全链条、跨业态的架构，有利于减少内部摩擦、提高运营效率。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建立养老金融集团化的经营模式，在风险有效隔离和分业监管基础上，实现集团化管理和集约化经营。

（二）扩大结构性的金融市场开放

为了吸引更多国际一流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我国应逐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吸引具有养老金融、证券投资、财富管理等专业特色的机构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同时，支持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加快形成专业化、国际化的养老金融体系。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促进资金跨境流动，为养老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和市场机会。

（三）发展养老资金长期投资优势

当前，我国金融产品以短期为主，长期投资产品不足。需要健全资本市场规模，发展长久期投资产品，支持养老资金入市，培养耐心资本。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建立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安全与效率并重

智能化的数字金融创新面对的新的挑战包括模型歧视、算法趋同、隐私保护等。金融业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刚刚起步。可考虑的原则是“高中初小”：“高”是占领技术高地，“中”是全球领先的中国方案，“初”是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小”是风险概率和风险成本最小化。跨界交集的养老金融创新要求金融监管同步创新。一是完善一体化、穿透式的金融监管，覆盖各类养老金融机构，穿透不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共享多方监管数据，执行一致性合规标准，实现养老金融监管全流程智能化，降低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促进养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数字金融技术审核和认证制度以及数字金融风险的分析和检测制度，确保养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针对算法趋同可能引发的市场风险，我们应建立先进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管理。

（五）探讨长周期真实性的财务会计准则

财政部决定，我国从2018年起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9），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可从2021年起执行；从2023年起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保险合同”（IFRS17），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可从2026年起执行。

IFRS9是管金融工具因而是资产端的准则，金融资产由原准则的四分类，改为按“合同现金流特征”和“业务模式”，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A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FVOCI)”“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FVTPL)”的三分类，债务工具的减值规则由“已发生损失法”变更为“预期信用损失法”。IFRS17是管保险合同因而是负债端的准则, 要求将原准则按收付实现制确认的保费收入，改为按履行保险合同义务的每一期间确认保险服务收入并剔除投资成分，不再是销售保单收取的保费。

对于金融企业来说，财务会计准则不仅是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的规范，而且是市场定位和经营行为的导引；新的财务会计准则出台后，第一步影响金融企业的财务报告表现和市场估值，第二步影响金融企业的产品策略、风险偏好和资产负债配置，第三步影响金融企业的发展战略。当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受限于财务会计准则而改变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时，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也可能受迫转向。

养老金融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存续周期都很长，财务会计准则强调当期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未必能体现长周期真实性的要求。在IFRS9和IFRS17规则下，保险公司的资产端和负债端对市场波动的反映都更加敏感，资产与负债的长久期缺口扩大，产品策略的选择余地缩小。应该从发展养老事业的战略高度评判新准则对养老金融的正负面效应，在制度设计上力求趋利避害；应该按照长周期真实性的原则，对不同类别的投资产品建立合理的估值方法，支持养老金融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在超长周期、超大规模的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中，大湾区完全可以在引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拓展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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