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持续调整与转型,资本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其表现备受关注。股市长期走势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更受到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因素的驱动。对此,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股市长期走势的决定性因素。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多倍于简单劳动的作用,资产的价值量和利润率提升依赖于科技含量的提升。股市长期向上得益于样本股数量增加和股价上行,其根基在于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然而,新质生产力增速减缓导致资产边际收益率下滑,促使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转向定期存款,加重了存款定期化现象。这不仅限制了物价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及企业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还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了股市长期向好的基础。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政策建议。
01
新质生产力与财富价值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以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在各产业和产业链上的应用为基本路径,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为主要效能。
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突破了由自然禀赋决定财富价值的局限。马克思将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列为生产力的三要素。在《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将与先进科技相匹配的劳动视为复杂劳动,它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多倍于简单劳动的作用。与此对应,那些落伍于先进科技(即落后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的劳动量,与其所创造的价值量,只能处于“折扣”境地。在国际市场中,发达国家等量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将数倍于科技落后的国家,表现为产品有着较高的附加值和利润率。从使用价值看,以先进科技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定义实物财富的功能,界定了实物财富的内涵。例如,在手机普及之后,曾经流行的BB机就退出了家庭财富的范畴;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功能手机随之退出了家庭财富之列。类似的现象,在电脑、汽车、电视机及其他家庭用品上,比比皆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通过引进海外先进科技,发挥后发优势,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形成了自主研发高新技术的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歌猛进,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的创新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推进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再造,产业发展展现融合交叉、多点突破的趋势,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型运作方式。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一方面加大了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2021年5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2500亿美元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投入巨额资金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商业化研发和教育培训计划;另一方面,运用法律、关税和投资等机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芯片、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进行极限施压和制裁,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投资,试图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脱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轨道,使财富价值缩水。事实证明,最新的科技,尤其是关键性核心技术,是求不来的、买不来的、要不来的,只能靠中国独立自主地艰辛研发,将它们及时地应用于产业发展,在提高财富的科技含量中提升财富的价值量和利润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02
股市长期走势的深层机理
受到经济、政治、自然、军事、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股市行情涨跌波动不止。但从长期看,股指波浪式上行属常态现象。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以1928年10月1日为基准100点,2024年4月10日已达38461.51点;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准100点,2024年4月10日达到3034.12点。样本股的股票数量增加和股价上行,是决定股指变动的主要因素。
从深层次上看,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率(包括股价差价收益)的追求,决定了样本股的收益水平,成为股票数量扩张和股价长期上行的主要推动力。成熟市场经济以商品供过于求为常态格局,对众多上市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商品售价的高点已经受限,以扩大商品销售规模来争取利润率的提高,已无多少空间。由此,通过持续研发新的科技,持续推出有着较高附加值(从而利润率较高)的新产品,不仅有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而且有助于以新型商业模式提高市场占有率,成为多数上市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决定了股市的长期向上走势,根基在于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实体经济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而提质增效的根本机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步速减缓的条件下,上市公司的资产边际收益率不免呈下行走势。2004~2022年,在每年巨额减税降费减息的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净利润率从3.08%下行到1.46%,新增资产净利润率从5.24%下行到0.32%(由于新增资产中包含当年新上市公司,而这些新上市公司通常有着较好的利润表现,所以减去它们之后,原有上市公司的新增资产利润率将可能为负数)。在资产边际利润率低于存款利率的条件下,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于银行账户中,成为一些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重要选择,由此加重了存款定期化现象。
从住户存款看,2022年新增存款178375.1亿元,增长了17.40%,其中,定期存款新增137379.63亿元;2023年新增存款166507.81亿元,增长了13.84%,其中,定期存款新增160141.43亿元。从非金融企业存款看,2022年新增存款49879.07亿元,增长了7.16%,其中,活期存款下降465.83亿元,定期存款增加50344.89亿元;2023年新增存款41182.15亿元,增长了5.52%,其中,活期存款下降5974.72亿元,定期存款增加47156.86亿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定期存款激增是在定期存款利率持续下调的背景下发生的,由此既凸显了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也部分解释了股市流失资金的去向。
定期存款是在存期内不可用于交易的资金,它的大幅增加引致了三类现象的加重。一是物价增长率持续低位运行。居民和企业定期存款的增加,意味着可用于交易的资金同比减少,制约了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交投活跃,引致CPI增长率和PPI增长率持续处于低位,进一步影响了企业资产利润率的提高。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低位运行。企业是投资的主力军,将大量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于银行账户上,意味着可投资的资金减少,由此既制约了投资增长率上行,又影响到企业发展的后劲。三是企业投入新质生产力研发的资金增长受限。定期存款是一笔暂时闲置的资金,它的快速增加与企业研发资金不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现象反过来更加制约了企业提高新质生产力的进程。
0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金融政策举措
新质生产力发展是股市持续向好的根基所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力度越大,股市的内在稳定性越强,走好走实的基础越坚实。上市公司是中国实体企业的翘楚,理应成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排头兵”。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金融政策举措可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论述为指导,紧密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设计金融支持机制。抓住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这一核心,打造对应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根据各地区各产业的差异,推出有助于全方位推进先进科技研发和应用的金融运作方式,以助力用最新先进科技创新成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各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的进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第二,完善资本形成机制,为关键性核心技术研发攻关保驾护航。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需要投入巨额长期资金,以信贷机制来解决资金缺口有着较大的负面效应,必须着力投入风险共担的资本性资金。要加快完善资金向本金转化的机制,重视股权投资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要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在“募投管退”各环节为它们的运作创造符合市场机制的制度条件;完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为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供顺畅的退出渠道,创设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激励相容机制。
第三,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3月7日,国务院出台《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这是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先进设备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也是企业提高经营运作效率的基础条件。金融部门应充分运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等机制形成组合运作,提升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全面支持力度;既要扩大对制造业等产业的中长期贷款、融资租赁和资产证券化等;又要创新保险机制,为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中的风险提供金融化解机制;还要以绿色金融助力绿色经济发展。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一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提高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在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中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二要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更加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助力满足人民群众的财富管理需求;三要进一步完善强制退市标准,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形成应退尽退的常态化机制;四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全面从严监管,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
第五,推进股市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提高股市配置资本性资金的效率和能力,优化跨境互联互通机制;提高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规范跨境投融资行为,完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同时,对标国际高标准金融监管规则,深化国际证券监管合作,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统筹开放和安全,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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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信息:
王国刚(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普(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来源:
《中国金融》,2024年第10期
观点整理:刘树霖
内容监制:张必佳
来源|《中国金融》
版面编辑|单抒文
责任编辑|李锦璇、阎奕舟
主编|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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