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大事件，标志着西方于2016年正式进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元年。与1979-1980的撒切尔、里根一样，这一次英美再度引领西方政治潮流。2017年，荷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进入大选的节奏，人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被动地等待着一只又一只黑天鹅飞出。随着2016难民大潮效应的持续发酵，近期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总统胜选的强力推动，2017注定是西方右翼民粹政治思潮肆行之年。况且，无论各国极右翼领导人胜选与否，西方政治整体沦陷于右翼民粹主义，将是一个持续多年的长期政治现象。
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是现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右翼民粹主义大潮，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提出的这一问题极具代表性 ，袒露了国际政治思想界几乎所有人心底的疑问和担忧。事实上，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几乎没人想过西方右翼民粹之风能强劲若此，中国学界对美国大选结果也集体判断失误，深刻表明人们对美欧民情的变化严重估计不足。在这之后，尽管关于民粹主义的现象学分析和政治预测已经铺天盖地，但总体上仍停留于就事论事或事后诸葛亮的现象层面分析。而败选的美国民主党人继续纠缠于各种外在因素，至今不明白输在哪里。现在是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的渊起、进行理论梳理的时候了。
本文探索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的起因和性质，检讨它的社会文化根源和理论基础，分析它的走向及其未来发展，试图对扎卡利亚的发问提供一种理论解答和思考进路。
一、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起源与性质
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会强劲崛起和肆虐于当下的西方？这一场政治大风潮是怎样发生的？鉴定当下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性质，是我们预判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变化及其走向的基本依据。
所谓民粹主义，以精英主义为对立物，在概念上泛指一种反精英，反建制的社会文化思潮。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典型代表有19世纪俄国“民粹派”和19世纪晚期美国的人民党运动等。现实典例是1968年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1998年以后西方左翼领衔的反全球化运动、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翼的民粹主义运动、新世纪以来美国的“茶党”运动和“占领”运动，等等。事实上，历史上各种以基层“造反”为特征的群众运动，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平权主义运动等，都包含大量民粹主义动员的成分。
各种民粹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其平民性—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所倡导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资源。然而，民粹主义有左有右，政治光谱色彩斑斓，却并不构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它缺乏普遍性的核心价值，不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诉求。在现实世界中，美国的桑德斯和特朗普、希腊的齐普拉斯和法国的勒庞、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茶党”的佩林，显然是非常不同的民粹思潮和运动的代表。各种民粹诉求的前台和背后，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支撑和政治目标追求。因此，民粹主义是典型的政治“变色龙”，它可以与多种政治理论相结合，形成性质极为不同的民粹运动和思潮。
还要看到，这些多样形式的民粹主义虽然不是理性表达，却能宣泄社会情绪。民粹主义的共通的也是最大的效用在于，它是政治经济危机的显示仪、社会情绪的晴雨表，是非常规的民意表达方式。它反映了在危机面前一个社会内部的焦虑情绪及其潜藏的激化中的社会矛盾，表达了常规的民主管道和平台所无法表达的社情民意，并以极端化的形式向人们发出政治警示。
勿庸置疑，右翼民粹主义是时下西方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右翼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是当前右翼民粹主义大潮的突出特点。换言之，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右翼自由主义“借壳上市”，是一种受右翼自由主义即政治保守主义主导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扛起右翼自由主义大旗的是非主流、非建制、非典型的另类自由主义右翼保守派人士。曾几何时，民粹主义是左派的专利，当年欧美左翼领导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独步天下。然而仅仅十多年，潮流反转，右翼民粹主义的潮水几乎瞬间漫灌大西洋两岸。这无疑是西方社会民情的重大右倾转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在2016年西方政坛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简单地说，今天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就是底层造反，对精英不满，忍无可忍，要求改变现状。而这一次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变脸，昭示着保守的自由主义又一次在西方占了上风。这股风潮表达了当下西方普通民众对建制精英的多年积怨，是以非常规的民粹方式表达的危机预警。
右翼民粹主义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今天的滔天大浪，不仅是对眼前中东难民潮和恐袭事件的短暂的应激反应，而且是对背后潜藏的长期危机的根本忧虑。说到底，是过去30年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了西方社会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危机。具体而言，全球化30多年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各个领域的进步，也派生出许多新问题，客观上对以往主导全球秩序的西方世界提出了新挑战。这种挑战一是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动和重组引发的来自外部冲击，二是由于西方国家内部形成的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更严重的是，在这两大新挑战面前西方精英民主体制的失灵，加深了西方危机的深度和烈度。
就外部挑战而言，今天西方不得不面对在全球化中已经成长壮大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也被迫面对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威胁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文明冲击和文化挑战。30多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民众的文明自信在日益降低。除德国、荷兰等少数富裕国家以外，“老欧洲”在信息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腾飞中严重落伍，已经整体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在冷战胜利后并没有守住“一超独霸”的自身大好局面，反而在“反恐”的连年征战中使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双双受损，美国人的“老大”地位和心理受到严重挫伤。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化导致的“世界重组”不再只是理论家的纸上谈兵，已然演化成为严峻的客观现实。
就西方社会内部而言，全球化30多年后财富的增长没有惠及全体人民，相反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极化现象进一步发展，财富向金融、信息产业的新技术权贵集中，作为西方社会稳定柱石的传统中间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绝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中间阶级的绝对人数不断减少，他们在西方各国人口比例中也呈下降趋势。西方普通民众承受了经济危机的痛苦，面对着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方方面面日益沉重的压力，欧洲民众更是对长期存在的高失业率、治安恶化、政治腐败丑闻等社会现实普遍不满。更何况，从纽约到柏林，从伦敦到巴黎，伊斯兰向西方发动的恐怖袭击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区频频发生。“3.22”伦敦恐袭、“4.20”巴黎恐袭则意味着恐怖活动的新常态，恐袭今后将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如影相随。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的威胁，已经使西方民众的安全焦虑抵达临界状态。
在外部挑战和内部危机面前，西方精英长期没有对积压的矛盾作出有力回应，迟迟拿不出调整社会再分配、缓解国内安全危机和国际范围的世界重组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政策措施。西方精英体制对危机的反应迟顿和对民众痛苦的麻木不仁、无能失责，使西方民众的怒火在2016年欧洲难民大潮的催生下以右翼民粹主义的形式集中爆发。静水深流。作为对西方危机的深层回应，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正是西方精英的无所作为，促成了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右翼民粹大潮兴起的实质就在于，西方民众造了整个西方精英民主体制的反。
因此，我们合乎逻辑地看到了2016年以来西方政党政治中浮现出来的两个新景观：一是自由主义右翼成了“人民”的代表；二是西方民众对建制精英的整体厌弃。一般来说，在传统的西方政党政治中，左翼和中左翼通常是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劳动人民的代表，而右翼、中右翼通常是资本和权势的代表。而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西方右翼民粹潮流中第一个景观表现突出，西方中右翼、甚至极右翼政党成了传统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的代言人。奥地利大选中以不到1%的票数败选的极右翼民粹候选人、自由党的霍弗（Norbert Hofer）对险胜的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呛声：“你的背后有上流社会精英，而我有人民与我同在”。用西方媒体的话说，范德贝伦的胜利优势“就像头发那么细”。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第45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府权贵的手中归还给人民”，“2017年1月20日将再次成为人民变成国家主人的一天”。号称“荷兰特朗普”的极右派自由党参选人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其推特中称，“人民正在夺回自己的国家，荷兰也会这样做”。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则将法国大选形容为“全球人民起义”，她甚至得到了大量法国青年的支持。中间阶级和下层民众支持右翼，除了1979年英国工人投票支持了保守党的撒切尔那一次例外，类似状况在战后几乎没有出现过。
第二个景观更为显眼，目前西方各国民众都青睐“政治素人”，宁可选择与传统的两党建制派都无关联的人物出任政职。西方民众对传统两党政治精英的厌恶，到了“说大人则藐之”的地步，反精英反专家反官僚在西方成为时尚。西方国家如今面临着标准的“塔西佗陷阱”。在法国，脱离社会党和“保卫共和联盟”两大政党主流的马克隆，成为本次大选的“黑马”；在奥地利，传统的中左社会民主党和中右人民党两位候选人在大选第一轮就双双出局，根本无缘“决赛”；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正统官僚政客都不受选民欢迎，与建制毫无瓜葛的、没有政治经历的桑德斯和特朗普颇得人心。环顾整个欧洲，中左中右主宰各国政坛的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在塌陷。可以预见，在这一轮欧洲选举季中，右翼民粹政党上台、非主流政党执政的新状况将频频出现，并演化成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政治新常态。
从现象上看，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多年的西方民众如今被极化情绪所笼罩，仿佛“只有极端才是正道，一切中庸之道都是可耻的怯懦。”民众对建制精英的不由分说的否定，是精英的失误，也是精英的悲哀。最为讽刺的是，欧洲执政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被民众抛弃和唾弃。他们在过去十多年中拥抱新中间阶级，依托多元少数群体，远离传统社会基础。今天他们为“第三条道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第三条道路”原来的设计是社会民主党人使自己和帮助人们适应全球化的一套理论和政策，但在实践中对其左翼传统矫枉过正。被其漠视和背叛的传统中产阶级和底层大众在长期没有政治体制中的代表为其发声的情况下，转投民粹主义政党。而西方普通大众对过去十多年传统主流的两大政党在政策趋同、理念趋中的情况下无休无止的党争已经彻底厌倦，对两党建制派精英的危机解决能力感到失望乃至绝望，从而将精英视为不堪取信的无能之辈，对一切建制派不表尊敬态度。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不是单一国家的思潮和运动，而是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制度化政治和思潮。
相对建制精英的麻木和无能，非主流的自由主义右翼得以引领西方右翼民粹潮流，关键在于它顺应了右翼民粹主义所折射的西方极端民怨和民情。这一民情概括说来即是：西方民众1）对自身经济和人身的双重不安全感；2）对国家发展方向乃至西方文明前途的危机感；3）对无能的民主建制精英的绝望感和厌弃感。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国家赤字翻了一番，“伊斯兰国”崛起，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有增无减。尤其是2016年欧洲难民潮和如今恐怖袭击的常态化，已经使西方民众的安全神经紧绷到极致。可以说，非主流的自由主义右翼号准了西方民众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脉搏，表达了右翼民粹主义关于安全担忧、危机意识、文明未来的强烈的民意诉求。因此有西方媒体称，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的特朗普上台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反潮流运动。正是西方危机的深度和西方民众的忧虑不安和要求变革的强度，揭示了右翼民粹崛起的真正根源。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卡梅伦赌赢了苏格兰脱英公投，却在英国脱英公投的大赌注中败北；为什么美国大选中希拉里在选举经费大幅超出、民调结果一路领先、主流媒体全线力挺、专家预测全面看好的情况下，竟然输掉了一场胜券在握的竞选。否则也不能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缘何演化成了一个“泛大西洋现象”，肆虐于欧美两个大陆。西方、现在出现右翼民粹大潮，是危机逻辑的演变结果，也是民情使然。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非主流自由主义右翼能够领航右翼民粹，还在于他们直指西方的“真问题”，打出了“变革”的大旗，并给出了不同以往的、颠覆性的解决方案。在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在传统建制派纠结和止步的地方起步，不仅提出反对“政治正确”、重张“美国主义”的惊世骇俗的口号，而且拿出了一整套复兴美国的战略构想：“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战略目标；“美国第一”的战略布局；“让美国重新就业”、“让美国重新安全”、“雇美国人、买美国货”，让美国企业“回家”等一系列战略举措。这套战略覆盖了政治、经贸、税收、劳工、就业、医保、移民和反恐等具体议题，并试图从政策、法律和体制层面进行全面改革和重建。尽管这套战略在竞选和初期执政实践中多有疏漏，但是它对解决美国的真问题刀刀见血，关切普通民众的生存处境，关照美国大众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情感和爱国主义的大国情结，给人民以“变革”的希望，因此受到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欢迎。特朗普战略打破了两党建制派主流长期无法突破的政治僵局，启动了政治新议程；调整了美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开辟了国家发展的新道路。故此，人们把美国2016年大选称作“特朗普革命”。低估或错判这场“革命”的政治性质和文化价值，恰恰是两党建制派、尤其是左派败选和失势的重要原因。
所有这一切表明，西方非主流自由主义右翼主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动的一次大转变。所以，根本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出了个特朗普，不在于本轮欧洲大选还能飞出几只黑天鹅，而在于危机依然存在，民情无法逆转，潮流已经形成。即使没有特朗普，没有勒庞，不管谁上台、谁执政都必须应对新潮流，完成大转变，实现大变革。实际上，少数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提出问题的扎卡利亚没有正确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毕竟明白：特朗普可能代表更广泛更持久的政治议程；认可美国政治学家贾斯汀·格斯特的判断：特朗普主义的生命力将比特朗普本人更持久。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他在“2017北京全球经济论坛”上说：现在全球化的效益已经耗尽。2007年经济危机凸显了一种“权力转移”的要求，而权力的转移意味着“合法性”的转移。与之相关的则是西方总体上，尤其是美国自信心的极大下滑。“乱纪元”、“强国竞争的新纪元”等未来预测目前频现西方媒体。全球著名投资人，Rogers Holdings董事长罗杰斯甚至预计，世界格局可能在短短五年左右发生大变。有媒体指出，美国如今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 ，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转折正在西方发生，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勘定今天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性质及其历史方位：其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对西方危机的反映，表明西方遭遇发展方向选择的重要关口；其二，右翼民粹主义的民情显示西方政治天平向右倾斜，自由主义的“另类右翼” 主导右翼民粹的走向和西方战略的向右调整；其三，右翼民粹主义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民众期望西方文明自我救赎的文化心态，标示了文化价值观的悄然转向。
二、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价值观根源
美国总统大选选站前后，意识形态的博弈极为激烈，社会撕裂极为严重，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希拉里阵营把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为“老白穷”，希本人在电视辩论中甚至脱口称“特朗普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垃圾”。特朗普的右翼民粹阵营则称希拉里的支持者是“白左”、“智障”，媒体还发明了一个英语新名词“Lunatic Libtards”，词面是指“发疯的极左自由派”，意谓“希拉里的脑残粉”。特朗普当选后，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哀声一片，好莱坞恶语相向，左翼媒体痛陈“美国价值观的失败”。特朗普右民阵营则欢呼反“政治正确”的成功、美国价值观的胜利。这些现象级的极端对立表明，本屇大选的确是一次“价值观对决”，启动了关于美国（西方）未来文化走向的严肃思考。
特朗普的另类右翼及其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是对美国价值观的颠覆吗？反“政治正确”是反对美国价值观吗？正确判断特朗普和右翼民粹的价值观及性质，需要我们厘清：什么是美国价值观？“政治正确”是否代表美国价值观？当前美国的价值观冲突症结何在？
美国价值观起源于美国初创时期和建国过程中的新教价值观，是基于“五月花”新教传统和西进以来牛仔们创立的乡镇民主传统的、西方WASP主流人群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所谓WASP，即是指美国传统主流社会，即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他们信仰的新教价值观，构成了美国文明的核心。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美国至今仍有45%的人信仰新教，圣经价值观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美国的宪法、法律是其基本价值观的世俗形态，是用政治语言重述的圣经价值观。
1620年，早期的英国移民把清教思想带到了北美新大陆。清教思想中圣经新约有符合社会进步的积极理念，即强调的个人自由、人人平等与自律勤勉。这些价值理念与清教徒在北美新大陆的奋斗实践相结合，构成了美国民族精神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平等意识（sense of equality）和勤奋工作（hard work）的价值观。其一，清教徒（puritan）崇尚个人自由，曾饱受宗教迫害的他们在北美的创业和创制中放飞了他们的自由梦想，在把殖民地建成一座“山巅之城”（a city upon hill）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充满乐观主义的美式个人主义。他们相信经济的成败是个人的责任，相信凭着自己辛勤的工作和良好的素质，能够实现自尊和正直，相信独立的生命个体、价值独立性和自立精神高于一切。这种个人主义是美国人绝对的价值共识。其二，清教徒相信人人平等，主张取消宗教等级差别，认为信徒们可通过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获得灵魂的救赎。这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美国乡镇社会自治组织的过程中，在机会平等成为被美国大众普遍认可的平等主义形式下，发展形成了建构美国民主基础的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样，平等主义的价值观逐渐影响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三，清教徒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笃信富裕和成功是上帝选民的象征。他们通过自我奋斗、白手起家、创造财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种信念和新大陆艰苦的自然条件和创业的艰辛相结合，培育了美国人勤奋工作的价值观。富兰克林是美国价值观的代表人物。他在《自传》中陈述的勤劳、俭朴、节制等13条美德基本上是清教主义所宣扬的信条。富兰克林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形象，集中体现了“美国梦”和“美国精神”，他因此成为体现美国人价值理想的道德偶像。
西方著名思想家曾对美国价值观做过经典的研究和表述。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是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讨论美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名著。托克维尔发现，铸成美式民主的独特特征的，是美国的独特民情，即美国文化的内部传统，也即他所称的社会地位（身份）的平等和著名的个人主义。托克维尔所重视的、作为美国特殊历史条件产物的平等意识的价值观，因此成为当代人解密著名的“桑巴特问题”的最佳答案。罗伯特.N.贝拉（Robert N.Bellah）教授主持撰写的《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1985），从文化价值观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习俗或价值观在美国从殖民地时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探掘了美国现代化的文化根源。这本书是继《美国的民主》之后关于美国人自身价值观研究的最重要书籍，至今被奉为美国社会学的当代经典。该书作者基于对美国人价值取向的大规模调查，归纳出美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四大文化传统或价值理念类型：功利型个人主义、表现型个人主义、《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该书作者将个人主义称为“美国人的第一语言”，将《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称为“美国人的第二语言”。他们认为，美国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而是包含着社会责任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个人主义。他指出，当代美国出现了当年托克维尔担忧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书中用“激进个人主义”表述）造成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新资本主义破坏了社会组织的合作、规范和信任，导致了公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瓦解了各个层面的共同体感和社会协作，造成了社会团结资源（如美国民间社团的自愿服务传统）的流失。他们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仍然是有价值的，不能忽略个体的个人的核心重要性。但是，必须矫正极端个人主义这种“被扭曲的个人主义的形式”，恢复传统中对人类个体的社会维度的正确评估，运用美国文化内在传统中的《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提供着维护社会团结、制止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源。
综上所述，我们得以了解：美国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它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团结的资源，在当代美国社会具体体现在功利型个人主义、表现型个人主义、《圣经》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四大文化传统中。从特朗普及其右翼民粹支持者的价值取向看，在他们希冀复兴“美国主义”、重建“山巅之国”、维护自由市场、反对同性婚姻等热望中，显现着回归传统价值观的突出文化特点。
主要由美国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白人、欧洲原住民构成的右翼民粹阵营信奉传统的美国价值观。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打破政治禁忌，公开叫板“政治正确”，疾呼“‘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要求回归美国人的价值常识，并基于此批评民主党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种族政策等，从而得到了大量对“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长期积怨却敢怒不敢言的传统民众的热烈支持，并最终挟右翼民粹的普遍民意赢下这场大选。希拉里则俨然以坚持“政治正确”的进步主义的旗手自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高调充当黑人、拉丁裔、女性和同性恋等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和代言人，给对手戴上反对主流价值观的帽子，从而得到了主流媒体、文化界、高校精英、金融和科技精英的拥戴。两人把一场选战打成了“美国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价值对决。
三、“政治正确”与美国传统价值观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谁真正代表了美国价值观？“政治正确”与美国的新教价值观是什么关系？
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原本是西方政党潜在遵循的一种政治伦理标准，要求在政治上平等待人，尤其是要保护弱者。比如，在言语、政策、行为上不能歧视或侵害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不能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不同而歧视任何人。
“政治正确”出现于1970年代后，开始只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在20世纪后30年逐渐发展成公共机构、媒体、学术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要求采用中立用语(inclusive language)、文明用语 (civility)来表示“政治正确”，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忌用一些词语：“老人”不说是“Old People”，而说是“Senior Citizens”(长者)；“黑人”不说是“Black People”，而说是“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穷人”不说是“Poor”，而说是“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处于经济劣势者）；“流浪汉”不说是“Bum”，而说是“Homeless Person”（无家可归者）。对少数族裔的中立称呼甚至已经写进美国的联邦法律，比如东方人﹝Oriental﹞、“讲西班牙语的人”、“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已经分别由“亚裔美国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阿拉斯加州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取代。否则，就是“具有歧视性的词汇”，就是“政治不正确”。
应当说，“政治正确”及其社会规范的形成，反映了美国在196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和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以后的社会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正确”本身就是60年代进步运动的产物。自60年代始，美国和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平等主义浪潮，推动了性别平等、宗教宽容、种族和民族等领域的平等。不歧视少数群体、关照弱势群体、容纳难民、尊重女性权利等等，已经成为普遍的道德共识。事实上，经过多年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当下是西方社会实现平等和宽容的最好时期。由于“政治正确”的核心理念是平等主义，与美国价值观一脉相承，因此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可视为对美国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既然“政治正确”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二者之间存在着平等主义共识，那么基本理念并不对立的两种观点为什么今天演绎成了两种价值观的激烈互怼、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冲突？笔者认为，从右翼民粹在整个西方世界大规模崛起的现象上看，它宣泄了欧美各国民众对“政治正确”教条不满的激烈文化情绪，因此是“政治正确”的理念和政策在现实中的价值错置，导致了西方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的不满和怀疑。“政治正确”在现实中的极端发展破坏了社会公正，打破了平等主义的价值共识，是造成当下社会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这正是亨廷顿用“托克维尔法则”解释战后发生的政治动荡的一个当下标本。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认为，“统治艺术”与“身份平等”的不匹配，是战后所有政治动荡的根源。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艺术”跟不上“身份平等”发展状态的需求，会颠覆旧政治秩序；反之也一样，如果“身份平等”的发展状态不正常，同样会引发政治动荡。因此，以“托克维尔法则”反观现实，目前美国的社会撕裂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所以，不是传统的美国主流价值观及其自由平等民主团结的理念有问题，也不是“政治正确”原则及其保护弱者的平等理念有问题，而是近些年来“政治正确”在实践中出了大问题。传统政党越来越把这些原则视为政治禁区，使“政治正确”原则走向教条化和极端化，导致平等主义的极端发展。极端的平等主义打破了传统价值观与“政治正确”的平等主义共识，埋下了价值观对立、社会撕裂和政治动荡的种子。
极端化的“政治正确”在现实中导致极左现象泛滥，已经到了严重破坏平等主义原则的荒唐地步，引发公众的不公正感。在美国，有关种族、族裔、性别的言论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其“政治正确”的禁忌发展到严重过敏乃至荒唐可笑的地步。前哈佛大学的校长仅因为一句女性的数学天分不如男生的言论即引发学生抗议、被斥“女性歧视”而黯然辞职。在性别问题上，LGBT 问题更是美国大众关注较多的、更敏感的问题。“LGBT”一词的狭义是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广义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它出现在1990年代，表示极端重视并宽容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文化多样性。奥巴马甚至颁布总统令，在高中以上学校全面推行“跨性别厕所”，让同性恋等LGBT人群自行选择上什么性别的厕所！结果政令发布当月，芝加哥等城市强奸案倍速飚升。为了“尊重LGBT人群的平等人权”，他们不惜限制其他人的自由，侵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异性恋人群的自由平等人权。在移民问题上，“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在美国居然已成为“不得体的”禁忌之词，主流媒体和学校知识份子只使用“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一词。非法移民在美国现在起码有1200多万人，奥巴马政府实际上对非法移民采取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政策。纽约等城市已经成为非法移民的合法“庇护城市”（sanctuary city）。如果不是因为联邦政府的经费问题，加州还试图让整个州成为庇护州。非法移民户主家庭的平均福利是每年24721美元（2013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比纳税多年的合法移民的福利还要高。在族裔问题上，自由派政府的社会政策大幅偏向部分有色人种，新闻媒体也不敢批评犯罪的黑人，甚至对黑人蓄意枪杀警察噤声。奥兰多杀戮和伦敦恐袭之后，美英两国的媒体只称是本国居民所为，媒体不敢提及他们的穆斯林背景，惟恐涉嫌种族和宗教歧视，导致“政治不正确”，却漠视那些失去生命的无辜亡灵。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中，民主党政客偏袒非洲裔、西班牙裔，片面强调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公立大学入学人数，把他们塑造成无须付出同等努力就能获得资源的特殊族群。希拉里在竞选中更是进一步支持“亚裔细分”法案，把学业优异的华人种族入学配额降低到1%，激起华人的空前反抗，称之为“新时期的排华法案”、“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这种畸形的“政治正确”在平等主义的旗号下，破坏了美国价值观的平等主义共识，践踏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实际上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这些所谓的进步主义者不惜让国家赤字增高给穷人更多福利，不惜限制警察对非裔罪犯执法，反而是对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对守法公民、包括遵纪守法的非裔的反向歧视。
“政治正确”教条化、僵化导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精英脱离民众，脱离现实，无视现实的严峻挑战。希拉里在进步主义的旗号下，把自己定位为少数族群、自由派、华尔街、奥巴马继承者、非法移民救世者的角色。她视文化平等高于社会经济平等，根本看不到西方社会内部的主要社会矛盾，忽略了美国主要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群体，忽略了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被剥夺感和人身不安全感。在被希拉里支持者蔑视的“老白穷”背后，是全球化30多年后美国社会赫然显现的阶级分化。正如《心灵的习性》的作者正确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历来不喜欢使用阶级语言，但是，当代美国确实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阶级分化，特别是出现了一个下层阶级。“全球市场经济的压力正在撞击世界各国社会。这些压力的首要后果，是在全球市场中赢家和输家之间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其结果是不仅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富人更富和穷人更穷，而且正在萎缩的中间阶级越来越忧虑它的未来。”他特别说明，“在我们对有关种族的语言已经变得很敏感的时期，下层阶级这一术语作为色盲有极大的好处”。“在美国的六个穷人中有五个是白人，而且贫困滋生毒品、暴力和不稳定的家庭，这些与种族无关”。民主党建制派没有注意到大多数美国人面对的现实问题，不去着力解决紧缩、失业或收入减少等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而在社会经济层面如此严重的阶级分化和民生痛苦面前，仅仅强调文化层面的“少数族群”权利。“政治正确”论者以文化差异模糊阶级分化，把非法移民和LGBT的尊严和权益置于退役老兵、无家可归者和内城（inner city）空置区的贫穷黑人的福利之上。这种缺乏现实感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同样，在国内安全问题上，传统政党罔顾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现实，只会教条地强调“政治正确”的宗教宽容的原则。对于欧洲普遍存在的难民及移民问题，欧洲政客不敢承认欧洲早已成为移民的大陆，不去正视伊斯兰极端主义近年向欧洲渗透的现实，并据此去制定相应的政策，实际上是放任安全形势恶化。对于美国的非法移民，民主党人则采取保护态度，完全无视法律的尊严和民众的意愿。传统政治精英不能正视西方的现实危机及其对人民的安全威胁，根本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教条化的“政治正确”错误的价值取向，无疑于西方的政治自戗。无怪反对者认为“政治正确”是贬义词，是伪道学、过度敏感、矫枉过正的代名词。从这一视角看，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是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文化应激反应。
支持“政治正确”的政治精英由于罔顾现实、远离民众，从反面为特朗普式的另类右派准备了强大的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支撑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特朗普敢于挑战“政治正确”的政治禁区，说出了美国民众真实遭遇的困境和问题，如经济不振与失去工作岗位、移民抢夺福利资源和工作机会、恐怖袭击威胁与国外战争的死亡，等等。他提出的以“让美国重新伟大”的价值愿景和一系列“重新就业”、“重新安全”的改革许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民众的响应。他在选战中集中“就业”、“振兴美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题，打了一手价值观好牌，迅速聚拢和巩固了他的右翼民粹主义民众基本盘。长期以来，政客和媒体都不敢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替这些普通民众说话，使他们深感愤怒和无奈。在正常的民主渠道长期无法传达意见的情况下，民众中的右翼民粹主义情绪蓄势而发，一泻千里。这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主义价值观、反对“政治正确”走偏的价值取向、期待美国政治文化变革的人至少包括三个群体：
传统的白人中产阶级。他们构成美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是近年来被掠夺感最强、受“政治正确”价值桎梏戗害最深的人群，也是美国价值观的天然拥护者。他们深感自身经济地位的下降，认为全民医保、泛滥的福利加重了自身的负担，认为自己付出太多、所得太少。他们最反感华尔街金融精英的巧取豪夺引导整个社会一步一步偏离“自立自强，勤劳致富”的美国传统价值理念；看不惯独往独来的“符号分析师”和“码农”破坏维系个人之间的共同体感和社会团结的《圣经》宗教传统价值观。
低收入的中下阶层。他们是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全面丧失就业安全的人群，认为非法移民和移民在工作、社会福利和住房等方面，受到更多照顾，侵占了他们的资源，影响了他们的自身利益，破坏了他们稳定无忧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他们看不惯来美国白吃白拿的非法移民，痛恨奖懒罚勤、“越穷越光荣”的极左的“政治正确”社会政策。他们是最怀念过去的旧时光和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群。
社会上层的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这些人的忧虑主要是在文化层面。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形势感到担忧，对西方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后果深怀忧虑。近年来穆斯林人口在世界人口比例中激增，并随难民潮涌入西方大城市，非世俗化的伊斯兰教价值观的影响相应坐大。在西方国家内部，不同族裔的人口比例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的移民比例尤其是拉丁裔、非洲裔的人口占比在迅速上升，传统主流社会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WASP)正加快成为少数。过去白人为主的美国人口稳定结构，即将全面瓦解。美国人口结构改变，必然引发政治结构的重构和政治氛围的改变，作为美国文明核心的新教价值观也在不断被削弱。因此，这批上层精英是政治上的“另类右翼”，即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人群，代表了向“美国主义”核心价值理想回归的主要力量。
尽管各自理由不同，但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他们共同团结在美国主义价值观之下。右翼民粹主义导致西方各国政坛改变格局、重新洗牌，迫使西方重新思考价值取向、调整发展方向。导致战后西方社会内部这样一场空前的变局，固化僵化的“政治正确”难辞其咎。特朗普正是通过反“政治正确”教条，撕下了其装扮的“主流价值观”的伪善外衣，打破了其道德神圣感优越感的光环，打了一场价值观的胜仗，从而动员和团结了渴望全面变革的美国人。从价值观的角度看，“特朗普革命”的性质是西方的价值自救，可定位为一场复兴美国传统的自由平等价值观的保守主义革命。
还要看到，“政治正确”教条的极化演变有其政治逻辑和深刻的哲学根源。从政治上看，美国（西方）民众如此反感“政治正确”的真正原因，不仅在于它的矫枉过正侵犯了美国（西方）社会基本面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底线，根本上还在于“政治正确”已经沦为政客吸引选票的工具。西方左翼建制精英任由“政治正确”畸形演化，并非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基本价值常识。他们是出于政治上党争和选战的需要，把荒唐当正常，拿不是当理说。由于1968年运动之后左翼思潮壮大，部分政客忽然发现，移民政治在选战中有极大的威力，移民和少数族裔及其家族倾向于把票投给左翼政党，已成为左翼政党永恒的选战铁盘。因此，相关政党在“政治正确”的高调下充满了精心的政治算计。它们不再通过为民众谋福利、做好事的传统方式来争取选票，而是恶意操弄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等政治议题，用各种僵化畸形教条变态的无限制的平等许诺讨好和取悦移民和少数族裔。他们还有意识地利用人口变化的趋势（年轻一代中移民已趋于人口多数）进一步制造社会分裂，打着“政治正确”的幌子谋取政治红利。美国新一代青年越来越左，不仅与族群结构变化有关，尤其与左倾的自由派利用在媒体和大学的话语权长期灌输变态扭曲的“政治正确”信条有关。打着进步主义的招牌渔利的现成例子就是“奥巴马医改”。这一改革等于摊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大饼，给所有穷人包括非法移民免费医疗。这极大地加重了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税负，也成倍地加重国家债务，把负担推给下一代人。以往美国医保体制的基本特点，一是劳动所得，二是完全的市场机制，政府参与辅助作用。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市场比国家更公平。实行该改革之后，主要责任从市场转向国家，弊端立现，指定保险机构的保费、药费、机构运行费大幅飚升。据彭博社2014年9月的报道，一个功能简单的奥巴马医疗网站花费已经超过20亿美元，如果私营机构经营，只需花费政府1%以下的费用。因此，“奥巴马医改”根本没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还可能走向拖垮欧洲的大政府老路。奥巴马知其不可而为之，给民众承诺以后无法兑付的福利，目的就是笼络人心，永久巩固自己党派的选票基本盘。围绕“奥巴马医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死结，深深撕裂了美国社会。为了在党争中搞垮对手不惜搞垮国家、损害社会发展，有什么真正的进步和政治正确可言？
美国的媒体和大学长期被自由派所主掌，其平等主义的舆论导向形成了对社会共识的深远影响。在“政治正确”下浸淫多年，宗教自由、族群平等、妇女解放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思维定势和政治传统，不会轻易打破。但是，已经固化僵化的“政治正确”教条也成为社会共识的一部分，深入人心，很难改变。在西方国家处于转型危机、社会已经难以承受极端的平等要求之际，左派仍在变本加厉地推动极化和扭曲的“政治正确”的极端平等主义社会政策，终于玩火自焚，在整个西方世界各国激起了右翼民粹主义在价值观层面的强烈反弹。比如，美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相对保守，对于同性婚姻、变性、超性别厕所和更衣室这类越来越呱噪的现象，他们可以不歧视，但决不认同。然而，许多类似的荒唐离奇的“政治正确”已成禁忌，成为意识形态的藩篱，不容置喙，否则动辄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这对普通公众似乎形成了一种“民主制度下的专制”即“软专制”。固化僵化的“政治正确”损害了民主制度的根基，毒化了政治气氛，实际上已经触碰了人们言论自由权利的底线。在左派动辄以“政治正确”上纲上线的淫威下，许多人多年不敢说真话，说实话。这也是美国大选中民调屡屡失真的原因之一。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是对极化“政治正确”的迟到的反应和惩罚。在极左的“政治正确”推行了几十年之后，历史潮流终于向常态和常识反拨。右翼民粹主义的世界性思潮传达了美国和西方需要全面改革的声音。
此外，从哲学文化根源看，“政治正确”教条的极化演变与近年来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兴起不无关联。21世纪初年以来，“政治正确”籍尊重各少数族裔文化之名，形成了一条多元文化主义的“总路线”。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是20世纪晚期出现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潮。它要求在承认并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保护黑人、妇女、穷人、残疾人和同性恋等少数或弱势的多元文化群体的平等权利和地位，并承认其价值。作为一种为少数族群争取权益和文化地位的理论，其核心诉求是族群之间的价值平等。多元文化主义因此成为“政治正确”的哲学基础。多元文化主义是冷战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口头上避讳“社会主义”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非常乐意把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平等诉求挂在嘴边。在一个不平等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的时代，多元文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平等。然而，作为一种要求群体价值平等的多元主义政治哲学，它要创造的社会不是非自由主义的共同体，而是一个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平等尊重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认同和对自由主义个人自由的批判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理论上难以自洽。仅就其多元诉求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比罗尔斯的平等的自由主义提供更多的多元价值。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把族群之间的价值平等引伸到文明发展的层面，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具有同等价值”时，这种极端平等主义就露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尾巴。多元文化主义的“文明价值等同论”等于说，杀人合理的神权政治伦理与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伦理在价值上是同等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文明几百年的进步。而多元文化主义的这种极端平等主义的价值诉求，恰恰是为“政治正确”把少数族群文化价值视为高于一切的极端主张作哲学背书。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成为了极化的“政治正确”教条的哲学依据。而极端平等主义为特征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平等价值观，在理论上是向具有前现代性质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倒退。
总之，将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文化价值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极端平等主义，有违“政治正确”原则的初衷。以极端平等主义为价值内核的极化的“政治正确”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干扰了法治公正原则，破坏了美国社会长期共存的平等主义共识，事实上是对美国价值观的削弱和损毁。而多元文化主义内含的极端平等主义在西方政治实践中求诉的直接民主，正在以大民主冲击代议制民主。西方民主政治体制遭受削弱和动摇。
四、启示与思考
从另一个极端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是在价值理念上和政治方向上对西方社会的一次强行的矫正。其实，极左极右都不是民主社会的正常状态。民主孕育理性与稳定，极端导致专制与动荡。西方社会正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巨大张力之中。变革，还是衰落？西方民主制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右翼民粹主义潮流已经席卷西方，西方向何处去？在充满政治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是在全球化发展的特定阶段西方社会内部对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危机的极端反应。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民众对整个精英民主体制的理念与能力滞后于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作为民情的极端发展，标示着社会危机的深度和改革要求的迫切程度。右翼民粹主义发展成世界性风潮的重要警示是：政治精英必须保持对民情民心的高度敏感，必须具有应对危机、引导变革的宏观政治战略，必须及时调整和制定适应民情的相应社会政策。否则，将被潮流淹没，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是对极化的“政治正确”教条的反拨，说明平等主义的超阶段过度发展，同样可能导致政治动荡。“极端”相近。趋左或趋右的极端化都是对民主和安全秩序的非理性破坏。政治精英不能忽略当代政治的“托克维尔法则”，注意保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治理手段与平等主义发展状况的动态平衡，以预防颠覆性的政治动乱。
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民情迫使西方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开启西方文明的一次自我纠偏和自我拯救。西方正进入一个深度变革期，其传统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将发生重大改变，最近几年将出现许多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当下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对立和混乱，根源于西方整体实力在这一轮全球化的相对下降。误判右翼民粹主义民情的性质和西方改革方向，会导致战略失误，作出错误抉择。西方的历史和现实说明：价值观的强弱清浊，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国运。价值观的强势话语权，要靠强国的经济政治霸权来支撑和传播。因此，一个民族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强实力，练好内功，才可能造就有凝聚力、感召力和自豪感的优势价值观和话语权。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