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在第八届中国结构周线下会场的国际前沿论坛上,香港亚洲心脏病中心林逸贤教授、香港玛丽医院林祥智教授、香港玛丽医院陈广裕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苏泽宇教授、美国加尼福利亚的Frederick St. Goar教授、台湾省台北市振兴医院李永在教授、台湾省台北市振兴医院殷伟贤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Jimmy Hon教授、哈萨克斯坦Aleksey Kolesnikov教授等专家为广大与会医师带来了结构性心脏病治疗领域的最前沿技术与理念。围绕诸位专家分享的精彩内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卜军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牛冠男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庄晓东教授、香港大学玛丽医院阮嘉骏、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黄浚嘉教授等专家则结合各自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和难点,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进一步推动了结构性心脏病治疗领域的知识交流与技术创新。
林逸贤教授在讲述“3D ICE技术在结构手术中应用”时指出,3D ICE技术通过提供多角度、高精度的成像,可以极大地丰富术者的手术视野,有助于提升手术效果。目前在香港地区,已有AcuNav Volume、NUVISION、VeriSight Pro等3D ICE器械可供临床选择应用。结合香港的实践经验看,VeriSight Pro与现有超声设备兼容,功能全面;NUVISION则具备360度旋转和4D标记等独特功能。虽然3D ICE技术还未在临床广泛应用,但是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疗需求的增长,3D ICE技术在临床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价格、适合的手术类型及术者的学习曲线等问题,都将会获得更好的解决。
林祥智教授在分享“瓣中瓣TAVI的挑战与创新”时指出,在TAVI领域,瓣中瓣技术,正逐渐成为处理失败瓣膜的重要手段。这一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要求医生具备高超的手术技巧,还需要对辅助技术有深入的理解与掌握。在瓣中瓣手术中,经导管电外科手术的应用也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与灵活性。在临床上,面对失败瓣膜的管理挑战,为患者量身定制的终身管理方案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医疗团队在手术前进行全面的评估与规划,在手术中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与手段,并在手术后为患者提供持续、个性化的随访与关怀,从而确保患者能够获得最佳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
陈广裕教授在介绍“治疗心脏衰竭的第五支柱——TEER”时指出,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术(TEER)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功能状态及整体临床结果,尤其在处理复杂心脏病例时,其疗效尤为突出。对于那些病情严重、心功能极度受损的患者,如射血分数(EF)低于20%、并发心源性休克或患有成人先天性心脏疾病(ACHD)的个体,传统的治疗方法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而TEER的出现,为这些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希望。在手术后,为了进一步优化治疗效果,加强药物治疗的剂量调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此外,针对这类复杂病例,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联合手术、分阶段手术或重新进行干预治疗,以确保治疗方案的个性化和精准化。
苏泽宇教授在讲述“三尖瓣介入治疗的创新和未满足的需求”时表示,三尖瓣曾一度被视为“被遗忘的瓣膜”,相较于其他心脏瓣膜而言,三尖瓣介入治疗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探讨。然而,随着结构性心脏介入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三尖瓣介入治疗正逐步成为介入治疗领域的新焦点。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开始认识到,三尖瓣功能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活质量与预后情况。然而,新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科学证据的坚实支撑。为此,苏教授特别介绍了4个真实案例介绍了三尖瓣介入治疗在实际应用中的策略和效果。然而,三尖瓣介入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最佳治疗时机、药物与介入治疗的协同作用、永久性高血压的界定及器材选择策略等,均需深入研究。尤其是随着一系列创新设备的涌现,迫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循证医学证据,来验证这些设备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长期效果。因此,未来仍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数据,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评估新设备的性能与价值。
Frederick St. Goar教授在讲述“MitraClip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表示,早在1980年代后期,他在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学习时,便对微型瓣膜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真正地转择点则是出现在TEER技术出现后,1998年,受到TEER技术启发,决定使用夹子替代缝合线,随后经过多次迭代和动物研究,2003年成功实施了MitraClip的首例人体手术,患者至今保持良好状态。随后,MitraClip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并经过一系列临床试验验证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MitraClip已经治疗超过20万名患者,成为75个国家1000多个中心的选择。
李永在教授在分享“利用瓣叶手术处理高冠脉风险之主狭病患”时指出,在处理高冠脉风险病变的复杂挑战中,会面临诸多难题,其中学习难度大尤为突出。这不仅因为病变本身的复杂性,如病变位置低、血管开口小等特性,增加了治疗的不确定性,还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术者常常遭遇无可用导管和导线的困境,这无疑加大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在手术过程中,术者不得不频繁地修改导管方案,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UNICORN与BASILICA两种技术,是术中的关键抉择。尽管两者在长期结果上表现出相似性,但BASILICA技术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具优势。然而,其相对复杂的操作流程,也让术者在实际应用中倍感压力。相比之下,Chimney技术虽然应用相对简单,但在使用过程中也需特别小心,以避免支架受压等问题。因此,在追求治疗效果的同时,不能单纯依赖某一种技术,而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发展
——全球医学事业的共融与进步
殷伟贤教授在阐述“经导管介入处理瓣膜移位或脱位”时表示,稳定的导丝在紧急情况下对挽救生命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治疗栓塞BEV时,确保心室导丝稳固置于瓣膜内,是预防瓣膜倒置和血流阻塞的核心步骤。导丝偏离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危及患者。对于深部心室栓塞,缺乏导丝辅助往往需转向更复杂、高风险的开放手术。而借助导丝,医生能精确操作,利用充气球囊捕获栓塞瓣膜,避免开放手术,减轻患者痛苦。在治疗左心室栓塞BEV的过程中,充气球囊则可以展现出多重作用。针对主动脉BEV栓塞,优选降主动脉作为植入位置,旨在规避主要分支,降低并发症风险。同时,采用“伴丝与球囊”辅助手段,为主动脉提供额外保护,确保治疗过程的安全性。在面临手术转换的紧急情况下,迅速利用充气球囊捕获栓塞瓣膜,可有效防止THV脱落或倒置,从而缩短并简化后续手术流程。
Jimmy Hon教授在演讲中表示,TAV-in-TAV手术相较于初次TAVI,其复杂度和挑战性明显提升。在此手术中,人工瓣膜的设计至关重要,包括合缝处、瓣叶形态及钙化程度等,均影响手术难度和成功率。不合缝的瓣膜可能覆盖冠脉开口,引发严重并发症。此外,瓣膜厚度、长度及钙化也影响其稳定性和功能。因此,术前通过CT扫描精确评估主动脉根部复合体结构及血管情况,有助于选择合适的人工瓣膜,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并发症。此外,术者还需准确评估首次植入瓣膜状态,确保新瓣膜不干扰原有结构和心脏功能。由于首次植入瓣膜可能因再次手术而扩张或缩短VTC,增加手术难度,医生可能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手术技术,如改良TAVR植入技术,甚至更换新内裙平面,以确保新瓣膜准确、稳定植入。
Aleksey Kolesnikov教授在介绍“哈萨克斯坦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发展现状”时表示,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医疗体系正在稳步发展,全国范围内共有72家医院,配备了132套先进的血管造影系统,极大地提升了哈萨克斯坦在心血管疾病诊断与治疗方面的能力。在心血管介入手术方面,哈萨克斯坦已完成30,000例PCI手术,同时,还进行高达70,000次的CAG检查。在心脏瓣膜置换领域,哈萨克斯坦同样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该国已经成功完成了254例TAVI手术。此外,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引进并应用新技术。2022年11月,该国首次成功实施了MitraClip手术,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56例MitraClip手术,这一技术的引进标志着该国在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国际前沿论坛上各位专家所分享的前沿技术成果与先进实践经验,定会极大地促进与会医师对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领域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进而为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的持续进步与长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